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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外交杂志：以色列的空中战争是徒劳的，既无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也无法推翻伊朗政府

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或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中，从未仅靠空袭达成类似目标。苏联和俄罗斯在阿富汗、车臣或乌克兰也未曾做到。以色列自己在此前的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冲突中，甚至在最近的加沙行动中，也从未尝试过这种战役。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中东最强军事力量以色列，通过精确空中打击和出色情报取得了许多战术性胜利。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了伊朗代理人组织中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真主党中高层领导。在四月的一次导弹交火中，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伊朗的多种防空系统和导弹能力。在最近对伊朗的袭击中，还击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摧毁了重要的政权通信系统，破坏了关键经济目标，并削弱了伊朗的部分核项目。但尽管持续取得个别胜利，以色列似乎正在陷入所谓的“智能炸弹陷阱”——对精确武器和情报的过度自信，让领导人相信可以阻止伊朗的核突破，甚至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这反而让以色列比之前更加不安全。无论打击多么精准和猛烈，空中力量都无法确保彻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更无法为德黑兰政权更迭扫清道路。事实上，历史经验显示，以色列对技术先进武器能力的过度自信，很可能会激起伊朗更强的决心，产生与原计划相反的结果：一个更加危险、可能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如果没有地面入侵（几乎不可能）或美国的直接支持（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愿提供），以色列在伊朗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胜利很可能只是短暂的。击倒伊朗？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动机，并非因为担心伊朗无法组装核武器——到了2025年，伊朗完全掌握了这种已有80年历史、足以制造出像美国当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种粗制核武器的技术——而是担心伊朗可能已经接近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关键裂变材料。伊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生产这种材料：一是将铀矿石浓缩至武器级同位素纯度，相关设施包括铀矿、伊斯法罕的铀气化工厂以及福尔多和纳坦兹的浓缩设施（其中纳坦兹已在以色列打击中受损）；二是提取任何核反应堆自然产生的副产品钚，比如伊朗位于布什尔的在运反应堆。以色列在彻底摧毁这些设施时面临三大障碍。首先，伊朗的大部分核项目，包括铀浓缩设施，都深埋地下。福尔多设施位于山体之下数百英尺处，而纳坦兹的一处新建地下设施，埋藏深度与福尔多相当，已建设多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从未对福尔多发动打击，在纳坦兹的攻击也仅限于其发电设施，而未试图摧毁埋藏在地下约23米深处的离心机和浓缩铀库存。没有证据显示以色列拥有能够携带美国研发的3万磅大型钻地炸弹的空中运载能力，这种炸弹才有可能彻底摧毁福尔多。以色列尚未尝试攻击纳坦兹相对较浅的地下设施，显示在火力上受限，可能是受美国限制，也可能因自身火力不足。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似乎也承认，没有美国支持，彻底打击福尔多是不可能的。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强调，美国有“义务”加入以色列对伊朗核项目的军事打击。如果美国出动钻地炸弹参与攻击，以色列真的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吗？即使特朗普答应加兰特的请求轰炸福尔多，即使美国的大型钻地炸弹能深入福尔多最深层的掩体，美以依然面临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能力的更多挑战。两国都无法确信伊朗不会在暗中继续研发。实际上，美国一旦参与攻击，只会把自己直接置于伊朗的核打击目标之下，而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第二，除了浓缩设施之外，布什尔反应堆也构成重大挑战。反应堆位于布什尔市东南约18公里处，可以改造用于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钚。只要反应堆存在，这个风险就无法消除。但若以色列摧毁布什尔反应堆，可能导致类似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云，影响布什尔市20万人口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人口中心。这还会招致伊朗用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设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便对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关于幸存部分的状况及其重建能力仍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没有现场检查，以色列无法准确评估对伊朗铀浓缩能力和现有浓缩铀库存造成的破坏程度。伊朗不太可能允许国际检查员，更不可能允许美以小组评估受损情况、查明可用设备或材料是否在打击前后转移，或确认伊朗国内离心机生产部件的制造地点。突击小组虽可尝试现场侦察，但会面临伊朗军队的明显攻击风险。这种信息缺失意味着，即便有美国协助，以色列也无法确信伊朗已彻底失去研制核武器的途径。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担忧将持续存在，正如2003年美国因担忧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地面战争一样。错误解读数据现有关于伊朗浓缩铀库存的数据清楚表明，以色列彻底且永久拆除伊朗核项目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即便假设以色列的打击已经完全摧毁纳坦兹的所有浓缩材料，伊朗在福尔多仍保留着60%浓缩铀库存。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月的报告，库存已从二月的275公斤增加到408公斤，若再经过几周浓缩，就够制造10枚核武器（制造一枚需40公斤）的量。除非空袭能确保摧毁福尔多90%以上的60%浓缩铀库存——即便美国参与，这仍是艰巨任务——否则伊朗仍将保留足够的裂变材料制造至少一枚、甚至更多核弹，更不用说还存在276公斤20%浓缩铀，可制造两枚核弹。由于伊朗大幅提升铀浓缩速度，要彻底阻止其重建核项目的可能性，以色列还需摧毁大量离心机及离心机制造设施，而这些设施的位置从未披露。随着伊朗急于隐匿剩余能力，以色列情报只能依赖日益模糊的估算，在伊朗全力修复仍在运转的设施、争分夺秒研发核武之际，这些估算将愈发不可靠。新政权不会从天而降以色列无法彻底消除伊朗核武能力的战术限制，很可能解释了以色列为何希望引发政权更迭。如果军事打击无法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那么用新政府取代伊朗现政权，似乎成了以色列在战略困境中的理想出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实曾表示，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已让伊朗政权变得危险地“脆弱”，可能引发民众起义。但政权更迭是一个过于激进的目标。要达成这一目标，不仅要彻底铲除伊朗全部高层领导人，清除行政政府体系内的强硬派，还要扶植一个愿意放弃伊朗现有核项目残余、并保证未来永不追求核武器的友好政府。换言之，以色列需要重演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伊朗民选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并扶植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的那一幕。但与当年美国和英国依靠伊朗本地军方或文官领导人发动政变不同，以色列试图依靠空中力量作为主要手段推翻现政权。这种战略极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对外国军事干预情绪，却难以真正撼动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根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理论诞生以来，空中力量配合情报网络从未推翻过任何政府。早期空军理论家曾设想，若组织得当，轰炸行动可以促使民众起来反抗本国政府。此后，西方军队尝试了多种模式，包括猛烈轰炸城市，试图逼迫平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妥协停战。但从一战至1991年海湾战争，40多次战略轰炸行动，无论集中密集或分散轻度，都未曾真正促使平民大规模反政府。 30多年前发明的精确制导武器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即使使用“智能炸弹”，从空中刺杀领导人往往同样依赖运气。在1986年，美国首次尝试用精准打击刺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虽命中他住的帐篷，但卡扎菲在轰炸前已离开。他宣称女儿在袭击中身亡，随后利比亚对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实施复仇式炸弹袭击，导致数百名平民死亡。美国在1991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试图用精确空袭刺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每次都寄望情报的准确性，但最终只有地面入侵才结束了萨达姆的统治。即便空中打击成功击毙领导人，结果也往往复杂难料。 1996年，俄罗斯利用反辐射导弹锁定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通话信号将其击杀，但随即出现更激进的新领导人，将俄军逐出车臣，最终导致三年后爆发更残酷的地面战争以恢复亲莫斯科统治。在精确打击时代，唯有当空中力量与本地地面部队配合，形成“锤与砧”模式时，才能促成政权更迭。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11年在利比亚就是如此。但与美国不同，以色列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伊朗实施类似的大规模地面行动，来推翻伊朗政权。最终，扶植友好政权的最大障碍。在于被攻击国家的民意或民族主义。面对外国军事干预甚至外国直接统治，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迅速高涨。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扶植“民主政权”，却遭遇恐怖主义抵抗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在当前加沙军事占领中遇到类似困境的原因。空袭刺杀当地领导人只会加剧这种倾向。即便民众对现任领导人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靠空袭杀戮领导人的外国势力统治。以色列本应从自身经验中吸取教训：每当它暗杀一名恐怖组织领导人，接替者往往对以色列更加敌对。伊朗亦不会例外。陷阱以色列空中力量无法决定性摧毁伊朗核项目。伊朗可在残余基础上秘密重建项目，而西方对其核武研发的情报和监督能力只会更加薄弱。如果以色列真有策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早就付诸实施了。没有美国介入，以色列只能孤军奋战，面对比以往更危险的伊朗。当前局势正演变为特拉维夫与德黑兰之间的“城市战争”，两国相互攻击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随着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双方只会愈发强硬，后果日益严重。特朗普政府则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并在核谈判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谈判现已几乎完全破裂。距离美国为打击伊拉克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美国可能再次跟随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不过，美国介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伊朗保持克制，特朗普可能会被劝阻而避免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美国当年正是因“9·11”袭击而动员起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没有重大挑衅的情况下，尤其对于像特朗普这样极度注重形象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再冒险犯下类似的错误冒险。真若如此，以色列仍将孤身面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可能。最终，以色列可能无法逃脱对智能炸弹的迷信，也难以避免再次陷入中东泥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内塔尼亚胡扬言刺杀哈梅内伊，小心激发“军事巨兽”的终极报复

20世纪90年代对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卫队将使用野蛮武力来维持权力。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个组织，有能力与（可能）由以色列和美国资助和武装的反对派进行内战，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

金融界06-20 14:18

警惕中东冲突飞出“黑天鹅”！花旗：这一幕恐导致油价惊人暴涨

佩克(OPEC)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石油。花旗集团的预测意味着，未来几个月每天将有约3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花旗指出，伊朗原油出口的任何中断对油价的影响可能小于预期。该行表示，伊朗原油出口量一直在下降。周五亚市盘中，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交易价格约为77美元/桶。

tqttier06-20 12:35

中东突传大消息！彭博独家：以色列攻击伊朗的速度让海湾国家措手不及

am Hussein）政权倒台后引发的伊拉克宗派战争和恐怖主义，如今都显得尤为突出。曾任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Arnold & Porter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政策顾问的Barbara Leaf说道：“这正是他们历届政府都担心并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就身处前线，随时可能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或成为无意中造成的附带经济损害。” 彭博社指出，油价上涨——自上周五以来已上涨约10%，达到近77美元/桶——可能会推动海湾地区增加预算。

tqttier06-20 10:59

重要盟友班农突然警告特朗普：袭击伊朗将“撕裂美国”！

。我们会撕裂这个国家。我们不能有另一个伊拉克。” 班农当地时间周三在华盛顿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特朗普正考虑与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可能会这么做，也可能不会。我的意思是，没人知道我会做什么。” 《金融时报》指出，班农的干预暴露了特朗普最热心支持者之间激烈的公开争论，特朗普的“Maga”运动内部出现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特朗普是否应该让美国军队卷入另一场海外冲突。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美国优先”，并致力于结束所谓的“永远的战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和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都是特朗普最直言不讳的追随者，呼吁他保持克制；而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内的长期外交政策鹰派人士则呼吁进行军事干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反对美国打击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经济学人》/YouGov 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人支持美国参与战争。但特朗普周三下午否认有关他可能因此事失去国内支持的说法。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说道：“我的支持者支持我。我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优先……我的支持者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 班农拒绝透露他上次与特朗普直接通话的时间，但表示他与白宫“步调一致”。班农表示，他的“建议”是总统要慢慢来，不要仓促做出决定。班农说：“这次袭击不一定非要明天或后天发生……总统应该慢慢来，和他的顾问们仔细考虑。” 班农补充说，特朗普还应该与地区盟友进行沟通，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tqttier06-20 10:15

特朗普立场突现“让步”！特朗普就袭击伊朗问题释新信号黄金原油联袂下跌

周冲突爆发以来，特朗普还曾提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先例，他在内部讨论中将这三个国家相提并论。周四，一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击中了一家以色列医院，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凸显双方平民面临的风险。以色列卫生部报告称，该国南部索罗卡医疗中心有轻伤，并称导弹落入了一个已被疏散的部门。以色列称，伊朗使用了一枚导弹，其弹头分解成数十枚子弹药，散布广泛，最终在地面爆炸。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伊朗于2017年公开了一种破片弹头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周四早些时候表示，虽然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仍然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但“我们可能会创造条件”来帮助改变政府。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要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人能够幸免”。内塔尼亚胡随后告诉以色列Kan电视台，以色列已经击中了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器。他说：“他们有多少枚导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多少个发射器。” 以色列战机连夜袭击了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阿拉克(Arak)地区一座停运的核反应堆。长期以来，阿拉克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可能在制造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发展出后处理能力，钚可能用于未来的核武器生产。欧洲各国政府呼吁开展外交活动，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呼吁特朗普为重启伊朗核计划谈判敞开大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周四在白宫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David Lammy)。拉米计划于周五与法国和德国外长一起在日内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举行会谈。拉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东局势依然危险。未来两周内，我们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阿拉格奇周三表示，伊朗仍然“致力于外交”，从未寻求过核武器，也永远不会寻求核武器。哈梅内伊同一天表示，他不会投降。

tqttier 1评论06-20 07:56

高盛预测布伦特原油跌至60美元：伊朗供应风险或推高10美元溢价

迅速突破100美元。” 此外，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内乱风险可能进一步削减供应。2025年3月，利比亚因政治动荡导致日产量减少30万桶，全球市场波动加剧。国际能源署（IEA）主任法提赫·比罗尔警告：“中东地缘风险叠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油价波动性可能创近年新高。” 高盛建议，投资者需为尾部风险预留对冲空间，关注地缘事件对油价的即时影响。油价波动对全球市场的启示布伦特原油价格的潜在波动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在高盛基准情境下，油价跌至60美元将缓解通胀压力，支持美联储等央行宽松货币政策。例如，2025年5月美国CPI同比涨幅降至2.8%，部分归因于能源价格回落。然而，若伊朗供应中断推高油价至90美元，通胀可能反弹至3.5%以上，迫使美联储推迟降息，增加经济衰退风险。油价波动还影响能源股与大宗商品市场表现。2025年第一季度，油价上涨带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股价分别上涨12%和15%。反之，油价下跌可能拖累能源板块，利好航空、运输等高油耗行业。以下为油价波动对主要行业的影响对比：行业油价60美元/桶油价90美元/桶能源盈利承压，股价下跌收入增加，股价上涨航空成本降低，利润改善成本上升，盈利受压通胀预期 CPI放缓，利好降息 CPI上升，推迟降息编辑总结高盛对布伦特原油价格的预测反映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复杂博弈。基准情境下，供需平衡推动油价下行至60美元，但伊朗供应减少和地区冲突的尾部风险可能引发显著溢价。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油价波动，投资者需密切关注OPEC+政策、中东局势及全球经济数据，灵活调整能源资产配置以应对潜在冲击。全球经济体则需平衡通胀与增长目标，警惕高油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10日：OPEC+宣布延长减产协议至2026年，但计划每月增产50万桶，布伦特原油价格短暂跌至每桶65美元。 2025年5月15日：红海航道紧张局势升级，油轮运输成本上升10%，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80美元。 2025年4月20日：伊朗石油部长警告制裁加剧将推高全球油价，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布伦特原油涨至每桶85美元。 2025年3月5日：利比亚内乱导致日产量减少30万桶，全球原油供应紧张，油价波动加剧。（字数：约260字）国际投行与专家点评 Jeff Currie，高盛首席大宗商品策略师，2025年6月12日：油价下行趋势明显，但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引发短期剧烈波动，建议投资者通过期权对冲10美元/桶的溢价风险。（来源：高盛研报） Helima Croft，RBC资本市场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2025年6月8日：伊朗供应中断的可能性被市场低估，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油价可能迅速突破100美元。（来源：彭博社采访） Fatih Birol，国际能源署主任，2025年5月20日：全球能源市场进入高波动期，中东地缘风险与需求疲软并存，油价预测需动态调整。（来源：国际能源署报告） Amrita Sen，Energy Aspects首席分析师，2025年6月5日：OPEC+的增产计划将限制油价上行空间，但伊朗和利比亚的供应风险仍可能推高短期溢价。（来源：路透社专栏） JPMorgan大宗商品团队，2025年6月10日：油价若跌至60美元，将利好全球通胀控制，但能源股估值可能承压，需关注美联储政策转向。（来源：摩根大通研报）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20 00:11

纽约时报：如特朗普参与轰炸伊朗，最危险的是在行动之后，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

了风险——正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正因为如此，在过去16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在面对这个选项时都犹豫再三。特朗普星期三强调，他尚未决定是否要发动他私下称为“大家伙”的攻击。但相比前一天公开讲话时的好战语气，这次多了几分谨慎。 “我可能会这么做，”他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也可能不会。没有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与此同时，伊朗人在遭遇以色列连续五天的猛烈打击后，似乎在寻找退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特朗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作出强硬回应，但特朗普表示，有迹象表明伊朗希望谈判。还有报道称，伊朗一架官方飞机降落在阿曼。此前，以色列发动攻击前，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曾多次在那里与伊朗方面谈判。如果特朗普选择按兵不动，可能是因为潜在风险清单太长，甚至还不完整。最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以色列成功摧毁了大量伊朗防空系统，但B-2仍有可能被击落。计算可能出错，即使是美国最大的常规炸弹，也可能无法深入到足够深的地下。 “我去过那里，地下有大约800米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以色列开始行动的上周说。注：格罗西说的原话是“I’ve been there, it’s half a mile underground”，确实指800米，但是一般媒体报道，认为可能是80到100米深。但即便行动本身成功，许多专家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行动之后，就像当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那个充满错误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代带来了很多教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是那些未知的未知。伊朗已经表示，如果遭到美国攻击，将会报复，目标可能是遍布中东的美国基地，以及正在波斯湾和地中海集结的美军力量。只要伊朗在以色列系统打击后仍有导弹和发射器，这些目标都在射程之内。当然，这可能引发升级循环。如果有美国人被杀或受伤，特朗普将面临报复的压力。 “把福尔多的任务交给美国，就等于把美国置于伊朗的打击范围内。”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库尔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史蒂文·西蒙星期三在《外交事务》上写道，“伊朗几乎肯定会通过杀害美国平民来报复。这将迫使美国采取回应行动。” “很快，”他们继续写道，“华盛顿能打击的目标只剩下伊朗政权领导人，美国又将重新卷入政权更迭——一个如今几乎没有美国人想再涉足的领域。” 伊朗的反应可能还有其他形式。伊朗在恐怖主义方面手段娴熟，在15年前遭美以网络攻击核计划后，组建了强大的网络部队，虽然不如中国隐蔽，也不如俄罗斯大胆，但仍具备相当大的破坏能力。伊朗还有大量短程导弹可以攻击油轮，让波斯湾航行变得极为危险。白宫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风险。民主党人呼吁国会参与决策，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 “考虑到可能的升级，我们必须参与决策过程。”加州参议员、特朗普政治对手亚当·希夫星期三在CNN上表示，“轰炸福尔多属于进攻性行为。” 而且和大多数进攻性行动一样，长期风险远超攻击与报复的循环。过去五天的局势，伊朗领导人或其他有核技术能力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当初本该更早、更隐蔽地冲刺制造核武器。朝鲜正是如此，如今已拥有60多枚核武器，尽管美国多年来通过外交和破坏手段试图阻止。这足以让南韩和美国在考虑对朝鲜采取类似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行动时三思而行。历史表明，核项目可以被炸毁，但无法被彻底消除。 “可以通过武力阻止核武器，比如叙利亚就是个好例子。”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协调员加里·萨莫尔说。福尔多工厂的存在，就是在布什政府后期被发现的。在伊拉克，以色列1981年轰炸奥西拉克反应堆，阻止萨达姆·侯赛因获取核燃料后，伊拉克反而秘密建设了一个庞大的项目，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后才被发现。萨莫尔说，这对美国情报界来说是巨大耻辱，导致十多年后，他们严重高估了伊拉克再次制造核武的能力，进而酿成第二次失败——让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但萨莫尔补充说：“我想不出哪一次单靠空袭就能终结一个核项目。”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重要的考量。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决定，以色列对伊朗纳坦兹浓缩设施的攻击、对新型离心机制造车间和可能进行武器研究的实验室的轰炸，是否足以让伊朗核计划倒退。简而言之，他必须决定，是否值得冒巨大风险，让美国直接介入，用美国飞行员、美国战机和美国武器摧毁福尔多，从而获得潜在收益。但他也不想被指责错失让伊朗倒退数年的机会。现在在布兰戴斯大学任教的萨莫尔说：“如果这场战争结束时福尔多仍完好无损，那么要重新运转不会花太长时间。”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并未讨论这些问题，人们也很难知道他是如何评估证据的。几天前，在空军一号上，当记者提醒他说，他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几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尽管伊朗燃料生产激增，但尚未决定制造核弹，特朗普听后很不高兴。他坚称时间所剩无几——尽管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自己情报主管的说法。 “别忘了，我们根本没打仗。”特朗普星期三在椭圆形办公室说。“我们给一切事情都增添了某种聪明才智，但我们根本没开打。以色列今天做得很好。” 接着，他又用他那句招牌式的话语模糊了局势：“但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特朗普轰炸伊朗的雄心被入侵伊拉克的阴影笼罩：“当初我们全信了那些乐观言论”

朗迅速采取军事行动，但当年人们也曾预期伊拉克战争会迅速取得胜利。 22年前，华盛顿曾陷入紧张局势。当时总统正站在入侵巴格达的边缘。人们预期会迅速而胜利的完成“任务”。然而，到了美国撤军时，已经过去了将近9年，美国死亡超过4000人，伊拉克死亡超过10万人。这场战争最终成为一次关于误判与意外后果的历史教训。注：伊拉克死亡10万人只是一个比较保守、常被引用的数字。实际上，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同机构统计的数据差异很大。一些独立研究和人权组织，如《伊拉克尸体统计项目》和《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几十万甚至超过50万。还有一些研究甚至认为，连战争间接导致的死亡（如卫生系统崩溃、基础设施破坏等）也算进去的话，总死亡人数可能接近百万。如今，伊拉克阴影再次笼罩在分裂严重、焦虑不安的华盛顿。特朗普当初以反对美国“永远的战争”为竞选口号，如今正在考虑对伊朗迅速动用美国军力。这一次，中东没有集结约20万美军，也没有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游行。但那种恐惧和未知的感觉，在许多方面与当年如出一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伊朗裔美国人瓦利·R·纳斯尔说：“这一切在重复上演。过去我们不懂，以为伊拉克的情况会像宣传中那样美好。但每一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有许多相似之处。小布什政府及其盟友认为入侵伊拉克将像“散步”一样轻松，并承诺美军会被视为解放者。内部围绕开战情报也存在分歧。新保守主义者极力推动推翻伊拉克长期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机会。美国屏息等待时任总统小布什宣布最后决定。如今，特朗普的盟友主张，通过向伊朗最坚固的核设施福尔多投放重达13吨的“钻地炸弹”，援助以色列，这可能成为一次性行动，进而改变中东局势。情报分歧仍在持续。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3月曾表示，伊朗并未积极研发核武器。而特朗普本周二则反驳说：“我不在乎她说什么。” 他接着说，伊朗实际上距离拥有核武器已经很接近了。当年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今也在推动对伊朗开战。《The Bulwark》杂志特约编辑、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倡导者威廉·克里斯托尔说：“你只能跟现任总统一起打这场仗。如果你真的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国家再次等待总统的决定。特朗普在周三被问及是否会打击伊朗核设施时说：“我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没有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有关最后结果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年小布什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任务完成”横幅下自豪地宣布伊拉克的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当他发表讲话时，伊拉克已经陷入混乱。如今，许多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轰炸福尔多，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包括亲伊朗民兵对美国在地区美国基地的报复性袭击，以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对船只发动打击。 2007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负责所有中东美军行动的海军上将威廉·F·法伦周三表示，他担心美国打击后，伊朗局势可能失控。他问道：“计划是什么？战略是什么？预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几乎没有人反对。但我们在中东要与伊朗建立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只是下意识反应。” 不过，有人认为目前局势与伊拉克战争前夕有很大不同。曾指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并在入侵巴格达初期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戴维·H·彼得雷乌斯将军周三表示：“这显然可能演变为军事行动，但并不是入侵一个国家。” 彼得雷乌斯说，特朗普应该向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同意全面拆除核项目，否则就要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彻底毁灭”。彼得雷乌斯说，如果最高领袖拒绝最后通牒，“这反而提升我们的合法性，随后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摧毁”。纳斯尔表示，比较乐观的设想是，在打击后，福尔多被完全摧毁，伊朗愿意重返谈判桌，同意通过谈判终结核项目。但如果伊朗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以军事手段回应，尤其是在美国基地出现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特朗普将被迫反击。纳斯尔说：“接下来局势将无法控制，特朗普确实在冒着重演伊拉克战争的风险。”他指出，伊朗比伊拉克大，人口大约9000万，军队更具能力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新保守主义者、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现在也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博尔顿周三说：“轰炸福尔多，了结此事。我认为这早就该做了。” 博尔顿曾撰写关于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回忆录，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后撤销了博尔顿的特勤局保护，尽管伊朗方面对博尔顿发出死亡威胁。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博尔顿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甚至不确定特朗普自己是否清楚。但根据他的经验，博尔顿说，在国家安全危机中，特朗普常常“焦虑而急躁”。博尔顿说：“他会和很多人交谈，寻找某个能说出‘神奇话语’的人。他一听到什么，就会认定，对，这就是我相信的。直到下一次谈话之前。”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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