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财富领导者
财富汇
|
美股投研
|
客户端
|
旧版
|
北美站
|
繁体
FX168 全球视野 中文财经
首页
资讯
速递
行情
日历
数据
社区
视频
直播
点评旗舰店
商品
SFFE2030
外汇开户
登录 / 注册
搜 索
综合
行情
速递
日历
话题
168人气号
文章
纽约时报:共和党说佐赫兰·曼达尼“反犹”,但是很多犹太人喜欢他
go
于这座城市的愿景——一个接纳移民、痛恨
独裁者
,既接地气又国际化的城市——正是许多犹太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鼓舞人心的。 他之所以能赢,部分原因就是他显然是我们所热爱的纽约的产物。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28 16:00
为什么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俄罗斯并没有大力支持自己的盟友?
go
波捷表示:“俄罗斯并不像它自称的那样是
独裁者
的好朋友,普京常在这些专制朋友最需要他时转身离去。” 普京没有援助伊朗,反而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潜在的调解人。特朗普上周驳斥了这种可能性,表示普京应该先集中精力调解乌克兰战争。 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在某些方面可能对莫斯科有利,有助于推高油价,并在俄罗斯预计即将发动夏季攻势之际,转移外界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 伊朗实际上可能在这场冲突后变得更加孤立,更加依赖俄罗斯和中国,而这正好被两国所利用。 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瑞典-伊朗研究员蒂诺·萨南达吉表示:“伊朗国内普遍抱怨,中国和俄罗斯并非真正的朋友,而是利用伊朗的孤立地位,低价获取自然资源,同时高价向伊朗出售次等军备,甚至有时根本没有交付承诺的装备。” 还有人警告称,俄罗斯作为盟友的信誉正面临风险。 政治学家安德烈·科图诺夫写道:“事实是,俄罗斯无法阻止以色列对一个五个月前才与自己签署战略伙伴协议的国家发动大规模打击。莫斯科显然打算停留在政治表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24 16: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go
国会规定的对外援助承诺,欺凌盟友,拉拢
独裁者
,接受君主国赠送的奢华礼物,在美国城市街头部署军队,甚至在他生日当天组织军队阅兵。 研究专制政体的政治学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
独裁者
的外交政策。 华盛顿在对外事务中从来都不是道德典范,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非同寻常表明,以往的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确实受到更多限制。 一旦没有约束,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实际上就等同于
独裁者
,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时的冲动转化为政策。 尽管并不是特朗普启动了总统权力无限扩张的进程,但他如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国会和最高法院在此前各届政府期间允许行政部门极度扩权,但仍保留了一些防护栏。国会未能因1月6日叛乱追究特朗普责任,以及最高法院在2024年授予总统全面豁免权的裁决,彻底摧毁了最后的限制机制。 美国总统职位早已带有帝王色彩。但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才真正有总统试图以皇帝自居。 破坏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制的全面破坏,几乎难以完全描述。但可以将这种破坏归纳为三个类别,共同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已经摧毁了美国外交。 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的国家能力。 通过所谓的“政府高效部”(DOGE)的疯狂行动,特朗普削弱了联邦雇员队伍。总统和DOGE推动解雇和裁员,欺压留下来的员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解散了整个机构。其中一些行为违法,但当法院介入时,很多已经无法逆转。 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称之为“空壳国家”。这些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的能力,却没有削减联邦预算,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根本不是财政需要,而是蔑视专业知识、寻求报复和为腐败扫清障碍。 在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的许多极端冲动受到幕僚限制。进入第二任期后,他任命缺乏资格但绝对忠诚的人进入高位,包括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图尔西·加巴德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并强行推动参议院通过任命。 有些观察人士在特朗普提名此前以传统保守外交立场著称的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时,短暂地松了口气。但卢比奥很快变成特朗普的忠实执行者,协助DOGE迅速解体美国国际开发署。 特朗普还在电视直播中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任和善意。最恶劣的例子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当面对友好国家的来访领导人时,特朗普当众羞辱他们。 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都曾被如此对待。 另一个电视直播下的外交打击发生在4月2日,特朗普向全球经济投下关税炸弹。多家法院已裁定他的多项关税违法,表明总统外交政策仍有部分制衡存在。但特朗普仍可绕过法院追征关税。 更重要的是,美国信誉的损害已无法挽回。特朗普搅乱了长期存在的协议与贸易关系,以及耗费数十年建立的新贸易伙伴关系。由于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截至目前,大多数国家仍面临高关税,全球领导人可能不愿再与美国认真进行贸易谈判。 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也削弱了外交政策机构:对国务院采取敌对立场,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持续削弱情报机构;让军队政治化。但尽管当时美国的外交、军事等权力工具遭受一些打击,整体仍可运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某些方面恢复了部分能力,比如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重振了美国情报系统。 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破坏将很难逆转。人员流失规模和范围远超第一次,许多原本在首任期幸免的领域也失去了专业力量,包括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科学机构。 更糟的是,这一次政府执行的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图景——右派“2025项目”纲领明确要让联邦雇员痛苦到不愿继续工作。 重建联邦官僚体系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是一代人的任务,而非一届政府的工作。 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美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工具、技能与整体能力去应对。 责任真空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真正暴露出的是:行政部门内外制衡机制几乎被彻底摧毁后所留下的责任真空。 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展示了总统职位仍能累积多少权力,以及当一个无意尊重权力边界的领导人掌权时会发生什么。 这场危机酝酿了几十年。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戈尔德盖尔与我在《外交事务》上所写,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制衡机制就已经严重削弱。 有两大发展对当前困境尤为关键:一是2001年“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 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 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 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 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 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 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 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 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 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 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 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 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 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 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 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 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 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 个人化统治 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 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 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 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
独裁
,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 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 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 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 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
独裁
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 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 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 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 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 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 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
独裁者
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 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
独裁
的特征。 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
独裁者
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 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 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
独裁者
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
独裁者
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 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 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 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 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 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 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 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 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 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 清算的必要 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 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 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 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 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 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 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 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21 16: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go
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
独裁统治
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 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 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 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 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 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 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 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 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 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 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 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 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 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 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 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 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 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 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 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 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 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 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 权力失效 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 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 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 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 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 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 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 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 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 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 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 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 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 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 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 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 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 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20 16:00
特朗普轰炸伊朗的雄心被入侵伊拉克的阴影笼罩:“当初我们全信了那些乐观言论”
go
歧。新保守主义者极力推动推翻伊拉克长期
独裁者
萨达姆·侯赛因的机会。美国屏息等待时任总统小布什宣布最后决定。 如今,特朗普的盟友主张,通过向伊朗最坚固的核设施福尔多投放重达13吨的“钻地炸弹”,援助以色列,这可能成为一次性行动,进而改变中东局势。 情报分歧仍在持续。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3月曾表示,伊朗并未积极研发核武器。而特朗普本周二则反驳说:“我不在乎她说什么。” 他接着说,伊朗实际上距离拥有核武器已经很接近了。 当年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今也在推动对伊朗开战。 《The Bulwark》杂志特约编辑、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倡导者威廉·克里斯托尔说:“你只能跟现任总统一起打这场仗。如果你真的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现在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国家再次等待总统的决定。特朗普在周三被问及是否会打击伊朗核设施时说:“我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没有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有关最后结果的问题依然存在。当年小布什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任务完成”横幅下自豪地宣布伊拉克的战斗行动已经结束。但当他发表讲话时,伊拉克已经陷入混乱。 如今,许多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轰炸福尔多,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包括亲伊朗民兵对美国在地区美国基地的报复性袭击,以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对船只发动打击。 2007至2008年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负责所有中东美军行动的海军上将威廉·F·法伦周三表示,他担心美国打击后,伊朗局势可能失控。 他问道:“计划是什么?战略是什么?预期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几乎没有人反对。但我们在中东要与伊朗建立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只是下意识反应。” 不过,有人认为目前局势与伊拉克战争前夕有很大不同。曾指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并在入侵巴格达初期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戴维·H·彼得雷乌斯将军周三表示:“这显然可能演变为军事行动,但并不是入侵一个国家。” 彼得雷乌斯说,特朗普应该向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同意全面拆除核项目,否则就要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彻底毁灭”。 彼得雷乌斯说,如果最高领袖拒绝最后通牒,“这反而提升我们的合法性,随后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摧毁”。 纳斯尔表示,比较乐观的设想是,在打击后,福尔多被完全摧毁,伊朗愿意重返谈判桌,同意通过谈判终结核项目。 但如果伊朗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以军事手段回应,尤其是在美国基地出现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特朗普将被迫反击。 纳斯尔说:“接下来局势将无法控制,特朗普确实在冒着重演伊拉克战争的风险。”他指出,伊朗比伊拉克大,人口大约9000万,军队更具能力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 新保守主义者、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现在也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 博尔顿周三说:“轰炸福尔多,了结此事。我认为这早就该做了。” 博尔顿曾撰写关于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回忆录,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后撤销了博尔顿的特勤局保护,尽管伊朗方面对博尔顿发出死亡威胁。 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博尔顿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甚至不确定特朗普自己是否清楚。 但根据他的经验,博尔顿说,在国家安全危机中,特朗普常常“焦虑而急躁”。 博尔顿说:“他会和很多人交谈,寻找某个能说出‘神奇话语’的人。他一听到什么,就会认定,对,这就是我相信的。直到下一次谈话之前。”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19 16:01
从Sharplink到波场 模仿微策略背后的新加密操纵术
go
RX的流通量,这也为公司操纵币价打下了
独裁
的基础,而最后新公司预计将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扫货TRX,陷入“发债-购币-拉盘-再发债”的循环。TRX的币价也就在这种操作下可以螺旋升天。 狂热情绪下,被忽视的风险 在交易公告发布后,SRM股价周一飙升逾300%,TRX也应声大涨,但是风险却被投资者们所忽略了。 波场的操作虽然是模仿微策略,但是币微策略的做法风险要高很多。首先是TRX 的市值和流动性远低于比特币,若 “Tron Inc.” 通过融资大规模买入 TRX,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币价,但这种上涨缺乏真实需求支撑,本质上是人为制造的流动性假象。 微策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购买比特币,本质是用低息债务押注资产增值,这一策略依赖于比特币的长期升值趋势。但若 TRX 价格下跌,“Tron Inc.” 可能面临抵押品不足、债务违约或强制平仓风险。 而监管的风险也一直存在,虽然说目前美国SEC对孙宇晨的调查暂停,但并不代表着监管的退场,尤其是SEC对加密货币相关证券化的操作态度仍然谨慎,虽然TRX 代币的属性在美国监管层面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若TRX被认定为 “证券”,则融资、持仓等行为需符合《1933 年证券法》等规定,否则可能构成非法发行。 而且此次交易的操盘方 Dominari 证券公司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并且埃里克・特朗普预计将在新成立的 “Tron Inc.” 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关联关系可能也会引起美国监管的注意。 而单就金融操作来说,TRX 的 “共识基础” 和 “避险属性” 远不及比特币。波场的操作更像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加密货币市值炒作,其最核心的风险还是用高杠杆押注一个流动性脆弱、监管定性模糊、缺乏独立价值支撑的资产。一旦市场环境逆转或监管收紧,泡泡也就破灭了。
金色财经
06-17 11:56
伊朗,前所未有地虚弱
go
在接受效忠仪式上 其次,萨勒曼虽然是个
独裁者
,但他近十年的一系列政策,确实是在推动沙特往世俗化方向发展。 比如,接连出台《反贪法》、《竞争法》,旨在推动特权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等等…… 君主集权,当然不如皿煮好。但相比极端的政教合一,无疑进步许多。 所以在沙特国内,30岁以下国民对小萨勒曼的支持率超过90%。 而代表教士集团的莫杰塔巴,有可能这样做吗? 不仅不会,反而很可能还要将这个本就文明倒退的国家,继续往反方向推。 02 倒退的文明 最近突然流行一种论调。 说伊朗的高级教士们、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 而阿塞拜疆族,虽然是伊朗第二大民族,但仅占全国人口的25%,远低于主体民族波斯人(66%)。 所以,当今的伊朗政权,类似满清王朝,都是小族统治大族,防波斯(防汉)才是第一国策,决不允许出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情况出现。 伊朗为什么对外唯唯诺诺?恰似当年慈禧“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保家远比保国重要。 对于伊朗的现状,这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明显有将阶级矛盾转移成民族矛盾之嫌。 难道,波斯族教士就比阿塞拜疆族教士善良? 关于这一点,汉族就很有发言权:对自己人压榨最狠的,永远都是自己人。 政教合一的体制、教士集团之所以反动,并不在于他们是哪族人。 他们防的也不只是波斯人,而是渴望拥抱现代社会的所有人。 他们一度失败过一次,绝不允许“世俗化”这种事再发生。 1925年,礼萨·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建立巴列维王朝,把国名波斯改为伊朗。 伊朗,就是雅利安的意思。 从国名上就能看出,他更强调民族,试图摆脱宗教的束缚。 他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控制教会地产、建立世俗国民教育体系、推行世俗司法体系…… 这理所当然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早在穆斯林武力征服了信仰拜火教的古波斯人后,伊朗高原上就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 欧莱玛:指能解读经文、知识渊博的教士们,包括阿訇、毛拉、大阿亚图拉等等。 按照规定,欧莱玛负责向低级的教徒发布命令,也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为回报,低等级的教徒要向他们进贡财物。 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为:地主和士大夫的结合体,是波斯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元。 在广大农村地区,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欧莱玛,他们不仅有严谨的师承关系,还通过联姻结成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他们凌驾于王权之上,控制着司法、经济、教育,掌控着大量土地、庄园、寺庙等大量财富。 即便到1963年,据当时已经推动改革近40年的巴列维王朝统计:拥有两千个以上村庄的大地主,仍多达27个。 2000个村庄,有多少耕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398万农户,只有190万户拥有土地,剩下的全是佃户。 教士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1941年,继位的小巴列维发起更激进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国企私有化、女性平权等19项改革计划。 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制度,将伊朗打造成一个现代式资本强国。 施行土改后,政府出资,以市场价回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再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分期付款卖给佃农。 短短几年,全国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 佃户们无比感激,教士们则异常愤怒,这等于是斩了他们的根基。 伊朗农民亲吻国王的脚 1963-1978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占比迅速从30%上升到52%。 短短15年,有超过800万农民涌入城市。 他们正好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红利”。 1960-1979年,伊朗GDP从41.99亿美元暴增至903.9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7.53%。 1977年,伊朗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200美元,全球排49(现在132),迅速逆袭成富裕国家。 同时,随着欧美文化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大城市的每一个领域,很多伊朗大城市都出现了酒吧、赌场、歌剧院、迪斯科等等娱乐场所。 许多年轻女子也开始模仿欧洲人,摘掉面纱,穿紧身裤、迷你裙。 这些虽然与教义相悖,但人都是现实的。 如果所有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自然不会竭力反对,甚至觉得这些都是“进步”的体现。 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白色革命无疑都是成功的。 但是,正如所有国家的发展工业的经历:贫富差距也开始迅速拉大。 作为一个王国,这种情况尤甚。 70年代德黑兰女青年 伊朗的世俗化,确实给整个国家赚取了海量财富。 但那些财富,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绝大多数人不过是“红利”本身。 革命之前,1%的富人占据了全国52%的财富,91%的穷人只分到18%。 以首都德黑兰为例,当时全城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聚集区,豪华的西式别墅,坐落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间,歌舞升平;南部则是棚户区,街道狭窄,拥挤不堪。 一切都是国王改革的“成果”。 农民怨恨国王,市民怨恨国王,失去土地的地主更怨恨国王。 人们开始怀念过去。 甚至在舆论的裹挟下,不惜回到曾经一起穷的时代。 霍梅尼还在海外流亡时,就一直高喊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差距。 大量底层信徒信以为真,极力拥护。 拥有极高声望的教士们,趁机带领巴列维王朝体制外群体和落后地区及广大农民,迅速卷土重来,发动伊斯兰革命。 1979年3月,伊朗通过公投,98%国民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 但他们很明显上当了。 复辟的教士们不仅没收了王室的所有财产,还把社会上大部分企业都收为己有。并组建了120多个基金会,垄断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 底层信徒,得到的只有荣耀。 伊朗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比巴列维时期更大。 03 尾声 具体的数据,当然是没有的。 不过2012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在演讲中无奈地说道:300个教士,掌控了伊朗60%的财富。 伊朗仅石油、天然气、矿石三项,每年出口都能创收上千亿美元外汇。 但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0-350美元,过得很是穷困。 没工作的人更惨。为了果腹,不得不出售器官,大街小巷贴到处都是广告。 这一切,不由得让人们对当初的选择产生迷茫。 1997年,伊朗将器官交易合法化 有些人或许已经开始后悔搞什么政教合一。 正如之前说的,国王再烂,只要他肯拥抱世俗化,也远比极端的教士们进步许多。 更何况,这个名为共和国的视为教士一言堂的国家,甚至还想更进一步,将权力世袭划。 而且,因为对改革派长年打压、甚至暴力清算,人们确信未来的这位继任者,大概率将继续维护自己“基本盘”的利益。 那岂不是烂上加烂? 40多年前,他们曾经选错了一次。 如果再有握住枪的机会,他们的枪口会对准谁? 伊朗不敢打,因为最大的“敌人”在内部。(全文完)
格隆汇
06-13 13:57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go
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
独裁
(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 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 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 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 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 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 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 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 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 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 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 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 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 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 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 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 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 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 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 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 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 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 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 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 结论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 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 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
06-09 23: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go
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
独裁者
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
独裁者
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 脆弱的历史时刻 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 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 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 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 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 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 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 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 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 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 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 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 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 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 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 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不要低估川普 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 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 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 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 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 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 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 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 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 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 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 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 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 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 一、 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 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 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 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 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 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 二、 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 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 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 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 这就引出了第三点。 三、 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 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 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 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 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 民主崩溃的过程 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 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 一、 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 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 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 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 二、 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 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 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 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 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 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 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 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 三、 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 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 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 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 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 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 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 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 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 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一、 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 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 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 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 二、 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 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 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 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 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 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 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 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 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 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 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 美国宪法的问题 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 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 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 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 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 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 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 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 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 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 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 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 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 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 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 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 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 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 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 一个严重的错误 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 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 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 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 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 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 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 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 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 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 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 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 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 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 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 他们想要你绝望 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 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 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 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 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 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 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 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 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 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 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 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 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 无法回头 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 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 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 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 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
独裁者
,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 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 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 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 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
独裁者
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
独裁者
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 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 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 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 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 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 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09 16:00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go
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
独裁者
。 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 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 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 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 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 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 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 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 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 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
06-09 16:00
上一页
1
2
3
4
5
•••
39
下一页
24小时热点
重磅!南华早报独家爆料中国外长王毅令人吃惊的言论 事关俄乌战争与中美竞争
4.1%!美国6月失业率意外回落,美联储7月降息的大门已经“关闭”
非农数据“闪瞎双眼”、“粉粹”美联储7月降息预期!黄金爆挫近40美元、直逼3310
美国财长语出惊人!贝森特:中国14亿人想把钱转出境 人民币无法成储备货币
中国突传重磅!彭博独家:中国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现金补贴以提高生育率
最新话题
更多
#Web3项目情报站#
6讨论
#SFFE2030--FX168“可持续发展金融企业”评选#
36讨论
#链上风云#
109讨论
#VIP会员尊享#
1989讨论
#CES 2025国际消费电子展#
21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