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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是否打击伊朗发出的信号含混不一

伊朗发动突然袭击，表示必须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威胁。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多轮反击，双方均伤亡严重。特朗普几天来一直公开考虑美国是否参与对伊朗的打击。在连续发表强硬言论，包括要求德黑兰居民撤离，以及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后，周四立场似乎有所缓和。以色列国防军周五表示，对数十个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击中了导弹生产基地、伊朗内部安全机构的德黑兰总部以及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研发部门。总参谋长Eyal Zamir表示，其部队已经为“持久战”做准备。以色列消防部门表示，有导弹落在了特拉维夫地区和该国南部。三人重伤。

金融界昨天08:37

特朗普说两周内决定是否轰炸伊朗，但他的“两周”并非时间概念

议都必须包括禁止铀浓缩，并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在伊朗核设施问题上，以色列有能力独自实现所有目标。尽管内塔尼亚胡说，美国飞行员已积极参与防御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但是否出动美军直接打击伊朗，仍取决于特朗普的决定。 “两周内”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现在表示，他将在这个时间内决定是否轰炸伊朗。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在周四下午的简报会上提供了这个最新时间表。当她大声朗读特朗普的声明时，现场有些人忍不住觉得，这个新的时间框架听起来有些耳熟。几乎所有华盛顿人都知道，“两周”是特朗普最喜欢使用的时间单位之一。八周前，当被问到是否可以信任俄罗斯的普京时，特朗普回答说：“大约两周内我会告诉你。” 税收计划、医疗政策、他声称属实的阴谋论证据、打击ISIS的战斗、一些煤矿的重开、基础设施计划——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曾在某个时候向公众承诺将在大约两周内解决。这“两周”很难捉摸——与其说是时间单位，不如说是一个过渡说法。对特朗普来说，两周可能意味着有事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代表，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既在拖延，又像是在安排时间。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单位，而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完全脱离了时间顺序的意义，仅仅意味着“以后”。但“以后”有时也意味着“永远不会”。美国会轰炸伊朗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在两周内得知答案？这个也不知道。一名记者在简报会上试图把特朗普的时间表拉回现实的时间框架，但白宫似乎并不打算配合这种尝试。 “特朗普之前在谈到俄罗斯时，也曾多次用过‘大约两周’这个说法，比如‘我们预计两周内有结果’，然后又会设定另一个两周的期限，”记者对莱维特说，“我们怎么能确定这次他在伊朗问题上会按时做决定呢？” 莱维特的回答基本上是，不能把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这更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问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外交杂志：以色列的空中战争是徒劳的，既无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也无法推翻伊朗政府

划相反的结果：一个更加危险、可能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如果没有地面入侵（几乎不可能）或美国的直接支持（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愿提供），以色列在伊朗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胜利很可能只是短暂的。击倒伊朗？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动机，并非因为担心伊朗无法组装核武器——到了2025年，伊朗完全掌握了这种已有80年历史、足以制造出像美国当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种粗制核武器的技术——而是担心伊朗可能已经接近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关键裂变材料。伊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生产这种材料：一是将铀矿石浓缩至武器级同位素纯度，相关设施包括铀矿、伊斯法罕的铀气化工厂以及福尔多和纳坦兹的浓缩设施（其中纳坦兹已在以色列打击中受损）；二是提取任何核反应堆自然产生的副产品钚，比如伊朗位于布什尔的在运反应堆。以色列在彻底摧毁这些设施时面临三大障碍。首先，伊朗的大部分核项目，包括铀浓缩设施，都深埋地下。福尔多设施位于山体之下数百英尺处，而纳坦兹的一处新建地下设施，埋藏深度与福尔多相当，已建设多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从未对福尔多发动打击，在纳坦兹的攻击也仅限于其发电设施，而未试图摧毁埋藏在地下约23米深处的离心机和浓缩铀库存。没有证据显示以色列拥有能够携带美国研发的3万磅大型钻地炸弹的空中运载能力，这种炸弹才有可能彻底摧毁福尔多。以色列尚未尝试攻击纳坦兹相对较浅的地下设施，显示在火力上受限，可能是受美国限制，也可能因自身火力不足。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似乎也承认，没有美国支持，彻底打击福尔多是不可能的。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强调，美国有“义务”加入以色列对伊朗核项目的军事打击。如果美国出动钻地炸弹参与攻击，以色列真的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吗？即使特朗普答应加兰特的请求轰炸福尔多，即使美国的大型钻地炸弹能深入福尔多最深层的掩体，美以依然面临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能力的更多挑战。两国都无法确信伊朗不会在暗中继续研发。实际上，美国一旦参与攻击，只会把自己直接置于伊朗的核打击目标之下，而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第二，除了浓缩设施之外，布什尔反应堆也构成重大挑战。反应堆位于布什尔市东南约18公里处，可以改造用于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钚。只要反应堆存在，这个风险就无法消除。但若以色列摧毁布什尔反应堆，可能导致类似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云，影响布什尔市20万人口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人口中心。这还会招致伊朗用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设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便对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关于幸存部分的状况及其重建能力仍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没有现场检查，以色列无法准确评估对伊朗铀浓缩能力和现有浓缩铀库存造成的破坏程度。伊朗不太可能允许国际检查员，更不可能允许美以小组评估受损情况、查明可用设备或材料是否在打击前后转移，或确认伊朗国内离心机生产部件的制造地点。突击小组虽可尝试现场侦察，但会面临伊朗军队的明显攻击风险。这种信息缺失意味着，即便有美国协助，以色列也无法确信伊朗已彻底失去研制核武器的途径。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担忧将持续存在，正如2003年美国因担忧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地面战争一样。错误解读数据现有关于伊朗浓缩铀库存的数据清楚表明，以色列彻底且永久拆除伊朗核项目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即便假设以色列的打击已经完全摧毁纳坦兹的所有浓缩材料，伊朗在福尔多仍保留着60%浓缩铀库存。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月的报告，库存已从二月的275公斤增加到408公斤，若再经过几周浓缩，就够制造10枚核武器（制造一枚需40公斤）的量。除非空袭能确保摧毁福尔多90%以上的60%浓缩铀库存——即便美国参与，这仍是艰巨任务——否则伊朗仍将保留足够的裂变材料制造至少一枚、甚至更多核弹，更不用说还存在276公斤20%浓缩铀，可制造两枚核弹。由于伊朗大幅提升铀浓缩速度，要彻底阻止其重建核项目的可能性，以色列还需摧毁大量离心机及离心机制造设施，而这些设施的位置从未披露。随着伊朗急于隐匿剩余能力，以色列情报只能依赖日益模糊的估算，在伊朗全力修复仍在运转的设施、争分夺秒研发核武之际，这些估算将愈发不可靠。新政权不会从天而降以色列无法彻底消除伊朗核武能力的战术限制，很可能解释了以色列为何希望引发政权更迭。如果军事打击无法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那么用新政府取代伊朗现政权，似乎成了以色列在战略困境中的理想出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实曾表示，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已让伊朗政权变得危险地“脆弱”，可能引发民众起义。但政权更迭是一个过于激进的目标。要达成这一目标，不仅要彻底铲除伊朗全部高层领导人，清除行政政府体系内的强硬派，还要扶植一个愿意放弃伊朗现有核项目残余、并保证未来永不追求核武器的友好政府。换言之，以色列需要重演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伊朗民选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并扶植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的那一幕。但与当年美国和英国依靠伊朗本地军方或文官领导人发动政变不同，以色列试图依靠空中力量作为主要手段推翻现政权。这种战略极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对外国军事干预情绪，却难以真正撼动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根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理论诞生以来，空中力量配合情报网络从未推翻过任何政府。早期空军理论家曾设想，若组织得当，轰炸行动可以促使民众起来反抗本国政府。此后，西方军队尝试了多种模式，包括猛烈轰炸城市，试图逼迫平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妥协停战。但从一战至1991年海湾战争，40多次战略轰炸行动，无论集中密集或分散轻度，都未曾真正促使平民大规模反政府。 30多年前发明的精确制导武器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即使使用“智能炸弹”，从空中刺杀领导人往往同样依赖运气。在1986年，美国首次尝试用精准打击刺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虽命中他住的帐篷，但卡扎菲在轰炸前已离开。他宣称女儿在袭击中身亡，随后利比亚对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实施复仇式炸弹袭击，导致数百名平民死亡。美国在1991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试图用精确空袭刺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每次都寄望情报的准确性，但最终只有地面入侵才结束了萨达姆的统治。即便空中打击成功击毙领导人，结果也往往复杂难料。 1996年，俄罗斯利用反辐射导弹锁定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通话信号将其击杀，但随即出现更激进的新领导人，将俄军逐出车臣，最终导致三年后爆发更残酷的地面战争以恢复亲莫斯科统治。在精确打击时代，唯有当空中力量与本地地面部队配合，形成“锤与砧”模式时，才能促成政权更迭。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11年在利比亚就是如此。但与美国不同，以色列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伊朗实施类似的大规模地面行动，来推翻伊朗政权。最终，扶植友好政权的最大障碍。在于被攻击国家的民意或民族主义。面对外国军事干预甚至外国直接统治，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迅速高涨。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扶植“民主政权”，却遭遇恐怖主义抵抗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在当前加沙军事占领中遇到类似困境的原因。空袭刺杀当地领导人只会加剧这种倾向。即便民众对现任领导人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靠空袭杀戮领导人的外国势力统治。以色列本应从自身经验中吸取教训：每当它暗杀一名恐怖组织领导人，接替者往往对以色列更加敌对。伊朗亦不会例外。陷阱以色列空中力量无法决定性摧毁伊朗核项目。伊朗可在残余基础上秘密重建项目，而西方对其核武研发的情报和监督能力只会更加薄弱。如果以色列真有策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早就付诸实施了。没有美国介入，以色列只能孤军奋战，面对比以往更危险的伊朗。当前局势正演变为特拉维夫与德黑兰之间的“城市战争”，两国相互攻击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随着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双方只会愈发强硬，后果日益严重。特朗普政府则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并在核谈判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谈判现已几乎完全破裂。距离美国为打击伊拉克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美国可能再次跟随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不过，美国介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伊朗保持克制，特朗普可能会被劝阻而避免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美国当年正是因“9·11”袭击而动员起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没有重大挑衅的情况下，尤其对于像特朗普这样极度注重形象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再冒险犯下类似的错误冒险。真若如此，以色列仍将孤身面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可能。最终，以色列可能无法逃脱对智能炸弹的迷信，也难以避免再次陷入中东泥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协议，支持印度的民用核计划，尽管印度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存在争议。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和印度开始在国防工业方面合作，旨在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帮助其扩大影响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开始与印度共享敏感情报，并允许印度获得此前仅向美国盟友提供的先进技术。在拜登执政期间，华盛顿向新德里提供了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技术。历届政府都在外交、技术和军事合作上深化了与印度的关系，兑现了小布什“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承诺。这一承诺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华盛顿希望超越冷战时期两国间的敌对情绪。随着苏联解体，印度和美国不再有站在对立面的理由。此外，随着印度移民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国的人员联系日益紧密，而新德里在冷战后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吸引了美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印度市场。在这些转变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机遇：印度和美国官员都认识到，双方有许多共同利益，包括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同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华盛顿得出结论，印度更强大，美国也会更强大。但印度和美国在所有问题上并不一致。新德里不希望世界永远处于华盛顿单极主导的格局，而是寻求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印度可以成为真正的强国。印度目标不仅是遏制当前的挑战——中国，还包括任何有意图建立单极霸权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认为，多极化是实现全球和平和自身崛起的关键，所以极力维护战略自主，避免结成正式同盟，同时与伊朗、俄罗斯等西方对手保持联系，尽管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做法旨在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但可能并不有效，甚至不切实际。过去二十年来，尽管印度的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不足以在未来平衡中国，更不用说美国了。从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会成为强国，但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在军事方面是南亚最重要的常规军事力量，但即便如此，相对于地区对手的优势也并不显著：在五月份的交火中，巴基斯坦使用中国提供的防御系统击落了印度的飞机。面对一边是中国，一边是对立的巴基斯坦，印度始终面临两线作战的威胁。与此同时，印度正在放弃它的一大优势——自由民主，转而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可能通过加剧宗教社区紧张局势和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削弱印度的崛起，迫使其将安全资源更多投入国内，而牺牲对外影响力的扩展。这种专制倾向，还进一步破坏了曾经对印度有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的相对弱势、多极化诉求以及专制倾向，意味着即便在名义上可以被视为强国，其全球影响力仍将低于自身的期待。成为全球第四大（或可能第三大）经济体，原本应象征着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但印度可能难以达到这种程度。即使到2047年，即独立一百周年时，印度可能仍需要依靠外国伙伴来抵御中国的力量。而由于印度长期对结盟乃至密切伙伴关系感到不适，争取外部支持可能会很困难，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功利，甚至在华盛顿开始将新德里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未来几十年，印度无疑将变得更强大，但却更难以有效运用这种力量，全球影响力将低于预期。巨大期望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印度的经济表现未能发挥潜力。虽然印度克服了独立前一百年的经济停滞，但从1950年至198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约为3.5%，远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政府实施适度经济改革后，年均增长率提升至约5.5%。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增长速度依然乏善可陈。 1991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及其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对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通过过度监管、生产控制和封闭市场遏制经济增长的“许可证制度”。结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经济开始真正加速增长。此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6.5%，创造了持续时间极长、前所未有的增长期，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重新融入国际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也是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伙伴和中国潜在对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印度近年来的表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仍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放经济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9%，1979年至2023年间有15年达到两位数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相比之下，印度从未实现过两位数的GDP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从1980年时与印度大致相当，发展到如今几乎是印度的五倍规模。北京还利用财富建立了比新德里更大、更复杂的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也远超印度，这不仅增强了经济影响力，还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形成压制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新德里在言辞上常显得自信，但在面对北京时仍显得谨慎犹豫，除非在华盛顿支持下才更愿意对抗。印度人当然对这种劣势感到不满。许多官员希望未来几年能追赶上北方的邻国。毕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大幅放缓，如今年均增长约为4%到5%，落后于印度的增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可能长期抑制增长，包括房地产危机、高企的地方债务、以及其进入西方市场的限制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困境。经过多年放缓后，中国人口在2022年首次出现下降，老龄化速度迅速加快。劳动力的减少进一步威胁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以及国家实力。相比之下，尽管出生率下降，印度人口仍在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但中国的放缓并不意味着印度必然能够赶上。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的经济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不太可能追平中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追平。要想真正与中国比肩，印度未来25年必须保持年均8%的持续增长，而中国只能以每年2%的极低速度增长。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印度尚未发展出有规模的制造业（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比较优势），仍然奉行阻碍出口的过度保护主义，对研发投入不足。尽管拥有不少出色的科技公司，但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印度在人力资本的提升上也尚未做出足够投资。因此，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23年的数据，印度未来二十年很可能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长率，这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真如此，而中国平均每年增长仅为2%，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相较中国的地位当然会有所提升：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国的一半多一些。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有可能实现高于2%的年均增长。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然在多个方面相较印度拥有巨大经济优势，包括更高的识字率、技术熟练且相对健康的劳动人口、更强的科技能力和更丰富的资本储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投入巨大，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储存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领域的进步可能在人口困境下依然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中国年均增长达到3%，即便印度维持6%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最终仍可能是印度的三倍左右。诚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本身极具挑战性。但若以过去为参考，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确实会成为强国，但在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的“四强”中依旧是最弱的一极，无法与中国并驾齐驱，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印度式道路因此，如果新德里希望牵制北京，就需要华盛顿。到2050年，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即便是澳大利亚或日本——也不足以弥补美国的重要性。欧盟或许在经济和军事上具备集体实力，但成员国并未像印太国家那样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新德里和华盛顿未来将会——实际上也必须——持续合作。但那些期待两国建立无限友谊的人恐怕会失望。尽管存在弱点，印度仍不会接受与美国的正式同盟，两国关系也存在界限。因为印度不愿意参与任何集体防御安排，相反会竭力维护自己的非结盟地位。印度回避正式结盟，部分源于其殖民历史。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承诺，印度绝不会成为任何强国的“跟班”，毕竟印度曾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受尽苦难。但这种态度同样出于一种信念：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尚未登顶前，不应做出任何可能削弱未来行动自由的承诺。印度决策者担心，加入盟约所附带的约束，特别是在涉及更强大国家的联盟中，不仅会使印度屈从于他国，还会限制其在国际体系各种地缘政治分化之间的回旋空间。本质上，新德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不信任任何国家会出于别的理由行事，而只会基于自身利益。印度认为，只有在援助国自身获利时，它才会得到外部支持。因此，只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制衡中国的利益，印度便期望获得支持，而无需为此做出重大妥协。基于这种世界观，新德里今后仍将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演变，即便这并不符合华盛顿的意愿。总理瓦杰帕伊在2004年阐述了这一目标，他表示：“印度不认为单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 他坚称，印度将努力建设一个“合作性的多极世界，容纳所有组成力量的正当愿望和利益”。印度各党派领导人普遍认同这种愿景，相信多极化才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多极化，或者多极化对于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因为能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意志。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他2020年的著作《印度方式：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中提出，新德里应通过“识别并利用全球矛盾所带来的机会”来推进“国家利益”，从尽可能多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单极秩序削弱了这一战略，因为让新德里失去了在大国间平衡的空间。两极秩序则更有利，比如冷战期间，印度就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游走以获取利益。但多极化才是最佳状态。多极世界将存在更多裂痕与联盟，印度可以从中获益。在实际操作中，印度与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即便其中一些伙伴明显持有反美立场。新德里在这些平台上常常扮演调和角色，对美国有利。但有时，即便印度在双边层面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遏制美国的影响。比如，印度在气候政策、贸易优惠、数据主权、电子商务规则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对美国提出异议。在高层政治领域，印度反对美国对友好第三国实施的制裁，支持所谓“全球南方”反对西方主导的运动，继续维持与伊朗、俄罗斯等国的传统关系，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令人震惊。印度甚至试图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尽可能合作，以维持两国边界的和平。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无法容忍双边关系剧烈波动，并且视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可能在需要时更靠近中国。不过，迄今为止，印度的这些努力并未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具多极性。事实上，若经济趋势持续，中美到本世纪中叶仍将处于领先地位，真正的多极化仍难以实现。届时，世界将呈现两极格局。若真如此，印度可能会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继续留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平台内，令华盛顿沮丧，却又发现北京在这些组织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中比新德里更具影响力。迄今，美国历届政府对印度这种做法选择性忽视，但类似特朗普现政府这类更具批判性的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对印度的行为施加惩罚。例如，新德里推动部分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而非美元，虽意在防范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但可能激怒民族主义色彩也变得浓厚的美国政府，进而限制与印度的合作。即便印度避免了这种报复，出于其他原因也应对多极化保持谨慎。在真正的多极体系下，新德里将无法再从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比如维护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为此，印度将不得不承担比目前更大的财政与安全负担。而如果未来美国和欧盟决定让印度——这个组合中最弱的一极——自谋生路，印度可能在多极体系下的处境反而比在美国主导下或中美两极格局中更糟。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一方面谋求美国支持，一方面推动限制美国权力的多极化——既适得其反，又缺乏智慧。多数人的暴政印度作为强国的特质不仅取决于对外的外交策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印度正经历深刻且危险的转变。几十年来，印度是民主奇迹。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了18次全国大选。选民平均投票率达60%，而且逐年上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印度就实行普选制，不论性别、种姓或经济地位。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并可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权利。 1975年至1977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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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空袭伊朗，让万斯代表的“亚洲优先”派陷入了尴尬境地

o报道称，莱文告诉特朗普，伊朗距离制造核武器只剩几天。莱文随后在他自己的播客节目中批评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者”，声称他们并不代表特朗普及他的支持基础。与此同时，年轻的保守派人士，比如面向学生群体的Turning Point USA创始人兼主席柯克则表达了反对意见。柯克在X平台上写道：“我们的重点不应是政权更替或局势升级。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新的战争。” Semafor新闻网站在周末报道称，五角大楼高层官员在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程度上存在分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要求为以色列提供更多资源，而科尔比则抵制从亚洲调动军事力量。一名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日经亚洲》，自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库里拉获得了罕见的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机会，而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则没有。这是通过沃尔兹安排的，沃尔兹与库里拉一样强烈支持以色列，这名前官员说。如果库里拉的请求被批准，可能会打乱由科尔比及其五角大楼美国优先小组正在起草的国家防务战略。知情人士称，如果爆发多战线战争，科尔比的战略设想是美军集中力量应对最重要、最危险的战线，自然是中国。其他涉及俄罗斯、伊朗或朝鲜的冲突，则交由盟友和伙伴处理。五角大楼内部争论的结果，最终可能取决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成效。赖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前驻黎巴嫩和土耳其大使萨特菲尔德对《日经亚洲》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终结’伊朗的核计划。” 萨特菲尔德说，伊朗的离心机瀑布式装置深藏在福尔多山区，任何以色列武器都打不到那里。他表示：“为了取得除威慑或干扰之外的任何效果，必须持续不断地打击。” 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以色列无法取得进展，将寻求美国的援助。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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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被迫等待特朗普的“两周”，以色列在对伊战争中面临战略困境

得以保留，伊朗未来制造用于对付以色列的核武器的可能性仍将存在。目前，以色列似乎没有选择这条路。以色列政治领导层已开始公开谈论促使伊朗政权垮台，并暗杀其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即便以色列实际上没有颠覆伊朗政府的手段，这些言论的语气至少表明，以色列打算在未来几天继续打击行动。以色列媒体周五的报道基调也显示，国内对这场战役的支持仍很高，最新民调也反映了这一点。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内塔尼亚胡所属政党的支持率达到了自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以来的最高水平。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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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亿军工股3连板！中东局势紧张，军贸行情有望扩散？

否攻击伊朗。白宫称，伊朗几周内可造出核武器，以色列则还在继续袭击伊朗的所有核设施。国际地缘政治局势的大动荡，也愈发凸显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也催化了军工板块投资热情。中信证券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连续第10年增长，增幅达到冷战以来最高，欧洲和中东增长尤其快速。印巴冲突中，我国多种出口装备的优异表现助力我国产品得到外军认可。我国军贸正从过去的低档廉价外销逐渐向高端武器出口过渡，尤其是在近年国产装备大批量更新换代背景下，部分军品技术在国际上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该行认为，未来随着我国国际政治地位逐渐提升，国产军贸产品有望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占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巴黎航展于6月16日至6月22日召开。我国企业集中参展，覆盖特种材料、发动机、整机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国金证券指出，市场关注度持续提升，为航天航空板块的重要催化事件，有利于带动相关板块投资热情。产业链方面，上中下游景气度同步回暖，航空发动机与整机制造指数走势突出，产业盈利能力预期修复。展望后市来看，中邮证券称，军贸行情有望从军机整机、雷达相关标的扩散到导弹、弹药、军机产业链等。结合基本面来看，据业内预测，2025年三、四季度大概率是航空装备、航空发动机等签约下单的时间窗口。

格隆汇06-20 18:19

【直击亚市】特朗普打击伊朗恐有极端后果！市场暂时松口气，这一幕恐令油价飙升

朗普所说的2周被认为是给伊朗设定的放弃核武器的最终时限。” 尽管白宫的声明为市场带来短期明确信号，但并未真正消除围绕美国可能介入冲突及由此引发的能源驱动型通胀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布伦特原油价格周五下跌约2%，回吐本周早些时候的部分涨幅。美国国债表现稳定，美元走弱，日元兑美元汇率升至约145。瑞联银行亚洲股票研究主管Kieran Calder表示：“近期（中东）空袭事件确实对全球能源市场格局构成风险；然而，目前看来，对全球能源价格的进一步冲击似乎有限。市场通常不会在地缘政治风险真正爆发前就充分定价，目前也没有表现出在计入最坏情况的迹象。”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高级官员正在为未来几天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消息一出令交易员情绪转为更加谨慎。此之前，美联储已下调今年的增长预期，并预计通胀水平更高，市场本已处于紧张状态。凯投宏观首席全球经济学家Jennifer McKeown表示，如果美国进一步介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可能带来极端情境，特别是若伊朗做出大规模报复，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130至150美元。她在彭博电视上表示：“即使各国央行希望这种影响是暂时的，但若真出现这种情况，能在这种环境下仍然降息的央行恐怕都得非常有‘勇气’。” 据分析师和交易员的调查，自上周以色列与伊朗互相攻击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计入每桶约8美元的地缘政治溢价。若美国介入冲突，这一溢价可能进一步扩大，具体程度取决于美国参与的方式。亚洲其他市场动态在日本，一项关键消费者通胀指标加速上升，创下两年新高之际，首相石破茂正准备迎接夏季选举，日本央行也在重新评估其对物价走势的判断。日本财务省计划在周五晚些时候听取市场参与者对缩减超长期国债发行的意见，以抑制市场动荡。泰国方面，围绕总理贝东坦·西那瓦的政治局势仍未明朗。由于此前一段泄露的电话录音中她对军方表示批评，反对派及民族主义团体持续施压要求其辞职。其他亚洲地区方面，印度将在周五公布外汇储备数据；新西兰市场当天休市。

云涌06-20 12:47

重要盟友班农突然警告特朗普：袭击伊朗将“撕裂美国”！

国优先……我的支持者不希望看到伊朗拥有核武器。” 班农拒绝透露他上次与特朗普直接通话的时间，但表示他与白宫“步调一致”。班农表示，他的“建议”是总统要慢慢来，不要仓促做出决定。班农说：“这次袭击不一定非要明天或后天发生……总统应该慢慢来，和他的顾问们仔细考虑。” 班农补充说，特朗普还应该与地区盟友进行沟通，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tqttier06-20 10:15

【TradingKey财经早餐】美国威胁两周内打击伊朗，欧股三日连跌，美股期货低迷，油价大涨3%，金价滞涨

解决伊朗问题，但前提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官员坚信，伊朗从未如此接近获得核武器，可能在数周内。特朗普称，有必要让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瘫痪。以色列或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方希望美国能凭借其优势火力摧毁伊朗福尔多地下核设施，但若军事成果和舆论允许，以色列可能未来几天内单独采取行动。特朗普连2日喷鲍威尔：6月FOMC会议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炮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个「笨蛋」。他19日表示，美国应该降息2.5个百分点，以节省债券成本，鲍威尔这位太迟先生是「美国的耻辱」。英国央行「鸽派」按兵不动：英国央行19日宣布维持基准利率4.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发出超预期的鸽派信号。行长Bailey传达就业市场疲软担忧，交易员消化年内两次25bp的降息。欧盟逐渐接受10%关税：有报道称，欧盟正试图与美国达成类似英美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可能先接受10%关税税率和解决部分争议，以避免面临特朗普此前威胁的50%对等关税。日债供需调整双管齐下：继日本央行从2026年4月起放缓削减购债步伐后，日本政府周四修改了本财年债券发行计划，将从7月起在每次拍卖中将20年、30年和40年期债券发行量各削减1000亿日圆，到本财年结束（明年3月）超长期债券发行规模较原计划减少10%。今日关注（20日）中国6月一年期、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日本5月全国CPI 美国6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讲话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20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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