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在纽约民主党初选中胜出的进步派议员佐赫兰·曼达尼，到底以什么政纲吸引了选民

加美财经5小时前

纽约杂志内幕报道：没有人预料到曼达尼的大胜与科莫的屈辱，这将重构纽约甚至美国政治

次这样的选举。可以做类比的，或许只有奥巴马。曼达尼和奥巴马起初都被对手轻视，被认为缺乏经验、无能，甚至有点“外来”。很少有美国人想象得出，像奥巴马这样的名字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一年前，说“市长佐赫兰·曼达尼”，听起来也同样不现实。在纽约，曼达尼开创了新的竞选打法。他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和曼哈顿三大行政区击败科莫，赢得了大多数候选人根本无法触及的多族裔年轻选民。科莫的支持联盟传统而稳固，由组织工会、富人和外城区中间派组成。这样的联盟足以让埃里克·亚当斯当选，但面对比他年轻30多岁的对手，仍然无法胜出。这场选举孕育出一座新城市：一个前所未有展现力量的年轻进步派集团。曼达尼证明，公开左翼立场的候选人可以深入各个族群和经济阶层的社区争取选票。他的民粹主义竞选纲领直击城市的住房危机。他的挺巴勒斯坦立场虽令保守派犹太选民疏远，却吸引了厌倦加沙屠杀的新生代浪潮。关于科莫，可以说他打出了纽约史上乃至全美史上最糟糕的领跑者选战。他参选时民调大幅领先，拥有全民知名度、巨大筹款优势和大量体制背书。可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他几乎没有真正竞选。他回避公众露面和媒体提问。他的各种丑闻，从导致他下台的性骚扰指控到对新冠疫情的失职，始终如影随形，他又拿不出应对之策。他的竞选如一艘漏水的无畏舰，被曼达尼击沉了。在今晚之前，人们还在讨论大选中可能出现的四方对决：曼达尼、科莫、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和共和党人柯蒂斯·斯利瓦。科莫即便初选失败，看似仍有可能以独立身份参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还会再尝试一把。纽约的权力精英——房地产和金融界——对曼达尼感到恐惧，正在寻找能阻止他上位的人选。亚当斯跳过了民主党初选，民望低迷、丑闻缠身，但如今看起来也不比刚被年轻社会主义者击溃的科莫更有吸引力。亚当斯是否会迎来第二春？科莫是否还会再试？斯利瓦是否可能靠得票优势侥幸胜出？凭借这场胜利，曼达尼底气更足了。曾经被科莫震慑的民主党建制派，如今正逐渐向他献媚。工会背书即将到来。曼达尼将拥有大量资金，他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巨舰。一座新城市已经诞生，接下来要看它将长成什么模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美国官员承认，轰炸后并不清楚伊朗接近武器级别铀库存的下落

伊朗大约有1.9万台离心机运转。直到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后，美国才得以通过核查员的工作更全面掌握伊朗的核能力。而当特朗普宣布这个核协议“灾难性”并退出后，伊朗中止了核查，关闭了许多安全摄像头。德黑兰随后扩大离心机生产，将铀浓缩至武器级别，并开始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目前尚不清楚，伊以冲突爆发后，在伊朗境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是否还能获准恢复核查工作，包括确认那批接近武器级别的铀的存放地点与安全状况。伊朗官员称，战时所有国际核查都已暂停。即便核查恢复，核查员是否能进入遭轰炸的福尔多地下工厂或纳坦兹大型浓缩设施的废墟，也是未知数。前五角大楼官员、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米克·马尔罗伊谈到这次打击时表示：“以所使用的弹药种类和数量，可能会让伊朗核武计划倒退两到五年。”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4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The Hill：中共领导人一直都很擅长战略欺骗，美国领导人似乎总容易忘记这一点

5年9月，习近平站在白宫玫瑰园里，站在奥巴马身旁，做出了毫不含糊的承诺：中国“无意军事化”正在南海建设的人工岛屿。这番表态带着大国的庄重权威，是世界领导人之间在国际社会见证下作出的承诺。然而，仅仅三年后，卫星图像显示，军用级别的机场跑道横跨曾经被海水淹没的礁石，加固的导弹掩体遍布曾经的水下地貌，先进的雷达设施扫描着周边海域。这些“民用前哨”，已经转变为在全球最关键航道之一投射力量的前沿军事基地。从公开承诺到有计划的违背变，体现了过去七十年来定义中共外交关系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战略欺骗磨炼成艺术——当形势有利于违约时，做出从未打算履行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反复无常，而是一项经过耐心执行、取得巨大回报的精心战略。当特朗普政府重新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时，美国代表最好牢记这段历史。这一战略的种子在中国内战时期便已发芽。当时共产党为了生存，战略性的做出虚假陈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外交官面前并没有表现出革命者的强硬姿态，而是伪装成寻求民主变革的温和“土地改革者”。这种精心策划的欺骗带来了切实好处：削弱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最终在1949年，中共取得了胜利。这种模式在一年后又一次出现，并造成严重后果。当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接近中国边境时，北京一再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不会军事干预，直到数十万“志愿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发动大规模突袭。这场冲突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使亚洲的冷战格局延续至今。编注：当时中共方面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外释放信息，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宣布要出兵。比如周恩来在10月初会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国边境，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并没有直接说会军事干预。这种说法对外看似是“警告”，但仍让国际社会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中国没有明确警告也不算正确。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中共党内领导人认识到与美国和解的价值。在尼克松总统的历史性访问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刻意淡化自己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残暴行径，战略性地掩盖国内镇压，以换取外交承认和经济利益。编注：这一点作者说得也有偏颇，当时美国很清楚中共在做什么，但是为了对抗苏联，选择性无视了这些。 1984年，中国又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在香港维持50年现状，但在2019年共产党镇压抗议活动时违背了这一承诺。到1980年代末，中国已经学会了美国人容易遗忘政治教训。只要在今天表现出合作与改革的姿态，就能让美国人忘记昨日的欺骗。这种做法带来了巨大收益。不到十年，西方公司向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转移技术与经验，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短暂打断了这个进程，但西方企业很快重返中国。这教会了中国领导人：违背承诺的后果是暂时的，而好处往往是长期的。这一模式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高峰。中国谈判代表作出承诺，包括市场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资企业的非歧视性待遇。西方领导人被“十亿消费者市场”的愿景所吸引，自我说服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开放。克林顿总统当时宣称：“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他们国家更适合有更多竞争、更多法治以及与世界更多接触。他们相信，只要开放经济，社会也必然随之开放。” 二十年后，现实却截然不同。中国选择性地履行WTO承诺，推行大规模产业政策，在符合国内优先事项时限制市场准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美国公司每年因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损失在2250亿至6000亿美元之间。数百万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中国主导了全球制造业。尽管如此，美国政策制定者仍不断与北京签订无法强制执行的协议。例如，中国在特朗普面前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增加对美国产品采购，但协议一年后便未能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模式再次体现。尽管有国际承诺，中国官员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人传人情况，封锁吹哨人并限制信息共享。在国内严格管控的同时，中国反对国际旅行限制，并对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施压。承诺国际规范（此处指国际卫生条例）的承诺再次被国内政治需求所取代。理解这一模式需要看清背后的战略逻辑。作为以自我延续为首要任务的列宁主义党国，中国共产党以工具性眼光看待国际承诺，完全依据其效用进行评估。被“百年屈辱”历史塑造的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必要时采取欺骗手段。正如邓小平在著名讲话中所说：“韬光养晦”。此外，中国深知违约成本往往较低。国际愤怒很快消退，经济制裁被庞大的国内市场吸收，而西方企业与政府——无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天真——仍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哪怕一再受挫。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可以称为“撒谎红利”的艺术：违背承诺往往比遵守承诺代价更小，尤其是在执法机制薄弱、对方健忘的情况下。理解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放弃与中国接触，而是要以清醒现实的态度来接触。未来的协议必须包括有力的验证机制、具体的时间表以及在履约后方可解除的有意义保障。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这个模式中扮演了助长作用，一再为了市场准入而淡化违约行为。要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跨届政府的制度记忆与持续执法。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战略必须承认，中国体制中的某些方面与许多国际规范本质上无法兼容。再多的外交施压也无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威胁权力垄断的价值观。与其期望通过接触实现转型性改变，美国政策应聚焦于服务共同利益的具体、可验证行动，尤其是在两个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经过七十年的战略性违约，最危险的幻觉或许就是相信下一次中国的承诺会有所不同。当美国代表与北京谈判贸易时，他们不仅要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协议，更要考虑到可能的欺骗风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尽管印度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存在争议。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和印度开始在国防工业方面合作，旨在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帮助其扩大影响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开始与印度共享敏感情报，并允许印度获得此前仅向美国盟友提供的先进技术。在拜登执政期间，华盛顿向新德里提供了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技术。历届政府都在外交、技术和军事合作上深化了与印度的关系，兑现了小布什“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承诺。这一承诺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华盛顿希望超越冷战时期两国间的敌对情绪。随着苏联解体，印度和美国不再有站在对立面的理由。此外，随着印度移民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两国的人员联系日益紧密，而新德里在冷战后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吸引了美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印度市场。在这些转变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机遇：印度和美国官员都认识到，双方有许多共同利益，包括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同时维护自由国际秩序。华盛顿得出结论，印度更强大，美国也会更强大。但印度和美国在所有问题上并不一致。新德里不希望世界永远处于华盛顿单极主导的格局，而是寻求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印度可以成为真正的强国。印度目标不仅是遏制当前的挑战——中国，还包括任何有意图建立单极霸权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认为，多极化是实现全球和平和自身崛起的关键，所以极力维护战略自主，避免结成正式同盟，同时与伊朗、俄罗斯等西方对手保持联系，尽管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做法旨在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但可能并不有效，甚至不切实际。过去二十年来，尽管印度的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不足以在未来平衡中国，更不用说美国了。从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会成为强国，但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在军事方面是南亚最重要的常规军事力量，但即便如此，相对于地区对手的优势也并不显著：在五月份的交火中，巴基斯坦使用中国提供的防御系统击落了印度的飞机。面对一边是中国，一边是对立的巴基斯坦，印度始终面临两线作战的威胁。与此同时，印度正在放弃它的一大优势——自由民主，转而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可能通过加剧宗教社区紧张局势和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削弱印度的崛起，迫使其将安全资源更多投入国内，而牺牲对外影响力的扩展。这种专制倾向，还进一步破坏了曾经对印度有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的相对弱势、多极化诉求以及专制倾向，意味着即便在名义上可以被视为强国，其全球影响力仍将低于自身的期待。成为全球第四大（或可能第三大）经济体，原本应象征着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但印度可能难以达到这种程度。即使到2047年，即独立一百周年时，印度可能仍需要依靠外国伙伴来抵御中国的力量。而由于印度长期对结盟乃至密切伙伴关系感到不适，争取外部支持可能会很困难，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功利，甚至在华盛顿开始将新德里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未来几十年，印度无疑将变得更强大，但却更难以有效运用这种力量，全球影响力将低于预期。巨大期望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印度的经济表现未能发挥潜力。虽然印度克服了独立前一百年的经济停滞，但从1950年至198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约为3.5%，远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政府实施适度经济改革后，年均增长率提升至约5.5%。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增长速度依然乏善可陈。 1991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及其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对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通过过度监管、生产控制和封闭市场遏制经济增长的“许可证制度”。结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经济开始真正加速增长。此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6.5%，创造了持续时间极长、前所未有的增长期，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重新融入国际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也是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伙伴和中国潜在对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印度近年来的表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仍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放经济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9%，1979年至2023年间有15年达到两位数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相比之下，印度从未实现过两位数的GDP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从1980年时与印度大致相当，发展到如今几乎是印度的五倍规模。北京还利用财富建立了比新德里更大、更复杂的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也远超印度，这不仅增强了经济影响力，还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形成压制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新德里在言辞上常显得自信，但在面对北京时仍显得谨慎犹豫，除非在华盛顿支持下才更愿意对抗。印度人当然对这种劣势感到不满。许多官员希望未来几年能追赶上北方的邻国。毕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大幅放缓，如今年均增长约为4%到5%，落后于印度的增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可能长期抑制增长，包括房地产危机、高企的地方债务、以及其进入西方市场的限制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困境。经过多年放缓后，中国人口在2022年首次出现下降，老龄化速度迅速加快。劳动力的减少进一步威胁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以及国家实力。相比之下，尽管出生率下降，印度人口仍在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但中国的放缓并不意味着印度必然能够赶上。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的经济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不太可能追平中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追平。要想真正与中国比肩，印度未来25年必须保持年均8%的持续增长，而中国只能以每年2%的极低速度增长。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印度尚未发展出有规模的制造业（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比较优势），仍然奉行阻碍出口的过度保护主义，对研发投入不足。尽管拥有不少出色的科技公司，但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印度在人力资本的提升上也尚未做出足够投资。因此，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23年的数据，印度未来二十年很可能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长率，这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真如此，而中国平均每年增长仅为2%，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相较中国的地位当然会有所提升：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国的一半多一些。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有可能实现高于2%的年均增长。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然在多个方面相较印度拥有巨大经济优势，包括更高的识字率、技术熟练且相对健康的劳动人口、更强的科技能力和更丰富的资本储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投入巨大，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储存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领域的进步可能在人口困境下依然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中国年均增长达到3%，即便印度维持6%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最终仍可能是印度的三倍左右。诚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本身极具挑战性。但若以过去为参考，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确实会成为强国，但在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的“四强”中依旧是最弱的一极，无法与中国并驾齐驱，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印度式道路因此，如果新德里希望牵制北京，就需要华盛顿。到2050年，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即便是澳大利亚或日本——也不足以弥补美国的重要性。欧盟或许在经济和军事上具备集体实力，但成员国并未像印太国家那样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新德里和华盛顿未来将会——实际上也必须——持续合作。但那些期待两国建立无限友谊的人恐怕会失望。尽管存在弱点，印度仍不会接受与美国的正式同盟，两国关系也存在界限。因为印度不愿意参与任何集体防御安排，相反会竭力维护自己的非结盟地位。印度回避正式结盟，部分源于其殖民历史。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承诺，印度绝不会成为任何强国的“跟班”，毕竟印度曾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受尽苦难。但这种态度同样出于一种信念：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尚未登顶前，不应做出任何可能削弱未来行动自由的承诺。印度决策者担心，加入盟约所附带的约束，特别是在涉及更强大国家的联盟中，不仅会使印度屈从于他国，还会限制其在国际体系各种地缘政治分化之间的回旋空间。本质上，新德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不信任任何国家会出于别的理由行事，而只会基于自身利益。印度认为，只有在援助国自身获利时，它才会得到外部支持。因此，只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制衡中国的利益，印度便期望获得支持，而无需为此做出重大妥协。基于这种世界观，新德里今后仍将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演变，即便这并不符合华盛顿的意愿。总理瓦杰帕伊在2004年阐述了这一目标，他表示：“印度不认为单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 他坚称，印度将努力建设一个“合作性的多极世界，容纳所有组成力量的正当愿望和利益”。印度各党派领导人普遍认同这种愿景，相信多极化才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多极化，或者多极化对于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因为能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意志。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他2020年的著作《印度方式：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中提出，新德里应通过“识别并利用全球矛盾所带来的机会”来推进“国家利益”，从尽可能多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单极秩序削弱了这一战略，因为让新德里失去了在大国间平衡的空间。两极秩序则更有利，比如冷战期间，印度就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游走以获取利益。但多极化才是最佳状态。多极世界将存在更多裂痕与联盟，印度可以从中获益。在实际操作中，印度与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即便其中一些伙伴明显持有反美立场。新德里在这些平台上常常扮演调和角色，对美国有利。但有时，即便印度在双边层面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遏制美国的影响。比如，印度在气候政策、贸易优惠、数据主权、电子商务规则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对美国提出异议。在高层政治领域，印度反对美国对友好第三国实施的制裁，支持所谓“全球南方”反对西方主导的运动，继续维持与伊朗、俄罗斯等国的传统关系，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令人震惊。印度甚至试图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尽可能合作，以维持两国边界的和平。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无法容忍双边关系剧烈波动，并且视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可能在需要时更靠近中国。不过，迄今为止，印度的这些努力并未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具多极性。事实上，若经济趋势持续，中美到本世纪中叶仍将处于领先地位，真正的多极化仍难以实现。届时，世界将呈现两极格局。若真如此，印度可能会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继续留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平台内，令华盛顿沮丧，却又发现北京在这些组织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中比新德里更具影响力。迄今，美国历届政府对印度这种做法选择性忽视，但类似特朗普现政府这类更具批判性的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对印度的行为施加惩罚。例如，新德里推动部分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而非美元，虽意在防范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但可能激怒民族主义色彩也变得浓厚的美国政府，进而限制与印度的合作。即便印度避免了这种报复，出于其他原因也应对多极化保持谨慎。在真正的多极体系下，新德里将无法再从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比如维护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为此，印度将不得不承担比目前更大的财政与安全负担。而如果未来美国和欧盟决定让印度——这个组合中最弱的一极——自谋生路，印度可能在多极体系下的处境反而比在美国主导下或中美两极格局中更糟。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一方面谋求美国支持，一方面推动限制美国权力的多极化——既适得其反，又缺乏智慧。多数人的暴政印度作为强国的特质不仅取决于对外的外交策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印度正经历深刻且危险的转变。几十年来，印度是民主奇迹。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了18次全国大选。选民平均投票率达60%，而且逐年上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印度就实行普选制，不论性别、种姓或经济地位。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并可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权利。 1975年至1977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纽约时报：如特朗普参与轰炸伊朗，最危险的是在行动之后，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

，炸开通往离心机大厅的巨大深洞。自从奥巴马总统和英国、法国领导人在2009年秋天揭露这一工厂的存在、指责伊朗“大规模欺骗”以来，美国军方一直将这里锁定为打击目标。几乎没有哪个潜在的军事行动，被如此反复研究、演练和讨论，可能只有北京入侵台湾可以相比。从技术上讲，军事和地质专家都认为，这是可行的。但其中充满了风险——正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正因为如此，在过去16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在面对这个选项时都犹豫再三。特朗普星期三强调，他尚未决定是否要发动他私下称为“大家伙”的攻击。但相比前一天公开讲话时的好战语气，这次多了几分谨慎。 “我可能会这么做，”他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也可能不会。没有人知道我会怎么做。” 与此同时，伊朗人在遭遇以色列连续五天的猛烈打击后，似乎在寻找退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特朗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作出强硬回应，但特朗普表示，有迹象表明伊朗希望谈判。还有报道称，伊朗一架官方飞机降落在阿曼。此前，以色列发动攻击前，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曾多次在那里与伊朗方面谈判。如果特朗普选择按兵不动，可能是因为潜在风险清单太长，甚至还不完整。最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以色列成功摧毁了大量伊朗防空系统，但B-2仍有可能被击落。计算可能出错，即使是美国最大的常规炸弹，也可能无法深入到足够深的地下。 “我去过那里，地下有大约800米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以色列开始行动的上周说。注：格罗西说的原话是“I’ve been there, it’s half a mile underground”，确实指800米，但是一般媒体报道，认为可能是80到100米深。但即便行动本身成功，许多专家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行动之后，就像当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那个充满错误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代带来了很多教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是那些未知的未知。伊朗已经表示，如果遭到美国攻击，将会报复，目标可能是遍布中东的美国基地，以及正在波斯湾和地中海集结的美军力量。只要伊朗在以色列系统打击后仍有导弹和发射器，这些目标都在射程之内。当然，这可能引发升级循环。如果有美国人被杀或受伤，特朗普将面临报复的压力。 “把福尔多的任务交给美国，就等于把美国置于伊朗的打击范围内。”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库尔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史蒂文·西蒙星期三在《外交事务》上写道，“伊朗几乎肯定会通过杀害美国平民来报复。这将迫使美国采取回应行动。” “很快，”他们继续写道，“华盛顿能打击的目标只剩下伊朗政权领导人，美国又将重新卷入政权更迭——一个如今几乎没有美国人想再涉足的领域。” 伊朗的反应可能还有其他形式。伊朗在恐怖主义方面手段娴熟，在15年前遭美以网络攻击核计划后，组建了强大的网络部队，虽然不如中国隐蔽，也不如俄罗斯大胆，但仍具备相当大的破坏能力。伊朗还有大量短程导弹可以攻击油轮，让波斯湾航行变得极为危险。白宫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风险。民主党人呼吁国会参与决策，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 “考虑到可能的升级，我们必须参与决策过程。”加州参议员、特朗普政治对手亚当·希夫星期三在CNN上表示，“轰炸福尔多属于进攻性行为。” 而且和大多数进攻性行动一样，长期风险远超攻击与报复的循环。过去五天的局势，伊朗领导人或其他有核技术能力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当初本该更早、更隐蔽地冲刺制造核武器。朝鲜正是如此，如今已拥有60多枚核武器，尽管美国多年来通过外交和破坏手段试图阻止。这足以让南韩和美国在考虑对朝鲜采取类似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行动时三思而行。历史表明，核项目可以被炸毁，但无法被彻底消除。 “可以通过武力阻止核武器，比如叙利亚就是个好例子。”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协调员加里·萨莫尔说。福尔多工厂的存在，就是在布什政府后期被发现的。在伊拉克，以色列1981年轰炸奥西拉克反应堆，阻止萨达姆·侯赛因获取核燃料后，伊拉克反而秘密建设了一个庞大的项目，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后才被发现。萨莫尔说，这对美国情报界来说是巨大耻辱，导致十多年后，他们严重高估了伊拉克再次制造核武的能力，进而酿成第二次失败——让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但萨莫尔补充说：“我想不出哪一次单靠空袭就能终结一个核项目。”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重要的考量。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决定，以色列对伊朗纳坦兹浓缩设施的攻击、对新型离心机制造车间和可能进行武器研究的实验室的轰炸，是否足以让伊朗核计划倒退。简而言之，他必须决定，是否值得冒巨大风险，让美国直接介入，用美国飞行员、美国战机和美国武器摧毁福尔多，从而获得潜在收益。但他也不想被指责错失让伊朗倒退数年的机会。现在在布兰戴斯大学任教的萨莫尔说：“如果这场战争结束时福尔多仍完好无损，那么要重新运转不会花太长时间。”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并未讨论这些问题，人们也很难知道他是如何评估证据的。几天前，在空军一号上，当记者提醒他说，他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几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尽管伊朗燃料生产激增，但尚未决定制造核弹，特朗普听后很不高兴。他坚称时间所剩无几——尽管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自己情报主管的说法。 “别忘了，我们根本没打仗。”特朗普星期三在椭圆形办公室说。“我们给一切事情都增添了某种聪明才智，但我们根本没开打。以色列今天做得很好。” 接着，他又用他那句招牌式的话语模糊了局势：“但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纽约时报调查：特朗普为何转向武力打击伊朗？以色列的压力和希望通过战争邀功

特朗普会接受他们认为不充分的协议，如同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那份，然后就宣布“任务完成”。内塔尼亚胡还告诉特朗普，在以色列去年10月的一次攻击中被摧毁的伊朗防空系统很快就会被重建，形势紧迫。特朗普在11月当选后，任命了老友史蒂夫·威特科夫为中东特使，负责与伊朗达成协议。作为以“避免海外军事卷入”为竞选承诺当选的总统，特朗普似乎很喜欢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政府刚上台时，伊朗方面便通过少数国家试探开启与新政府的外交路径。随后，特朗普做出大胆举动：他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了一封信。 3月初，无论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访客，还是在空军一号上招待宾客，特朗普都会炫耀他写给哈梅内伊的“漂亮信件”。一位听过现场朗读的访客回忆，这封信的基本意思是：我不想战争，我不想把你从地图上抹去，我想达成协议。特朗普清楚自己正在踏入政治上危险的领域。在所有议题中，以色列与伊朗的问题最能撕裂特朗普的政治联盟：一边是由播客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等人主导的反干预派，另一边是像电台主持人马克·莱文这样的反伊朗保守派。但在政府内部，尽管媒体大肆炒作“对伊朗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歧，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分裂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要小得多。那时，像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等官员认为总统鲁莽，需要约束他的冲动。这一次，特朗普的高级团队中没有任何人扮演类似角色。这个新团队基本上支持特朗普的本能决策，并致力于执行。意见当然有分歧，但几乎没有围绕伊朗政策的激烈意见冲突。卢比奥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永远同意特朗普的意见，尽管赫格塞斯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相比一些同僚，他更信任以色列。万斯一再警告，美国可能会陷入一场政权更迭战争。但即便是曾经支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官员，也支持威特科夫的外交努力。特朗普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一向对伊朗强硬，但与更温和的威特科夫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情报方面，拉特克利夫提供情报但并不表态。而所有人都知道，加巴德反干预立场坚定，但她很少向总统强推自己这一立场。 4月，特朗普团队开始在阿曼展开一系列谈判，美方代表由威特科夫和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迈克尔·安东组成。到5月底，特朗普团队已向伊朗提交了一份书面提案。提案要求伊朗最终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并建议建立一个区域核能联盟，可能包括伊朗、美国以及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保持军事选项即使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特朗普似乎也被以色列人说服了一点：拥有可信的军事选项，会让他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更具优势。美国五角大楼早已有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方案，但今年1月上任后，特朗普授权美军中央司令部与以色列协调，进一步完善并制定这些方案。到2月中旬，在与以色列协调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埃里克·库里拉将军制定出三种主要选项。第一种最为温和，仅提供美国的加油和情报支援，协助以色列执行任务；第二种是美以联合打击；第三种是由美军主导，以色列为辅助，包括使用B-1和B-2轰炸机、航母舰载机以及从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还有第四种选项，但很快被放弃——除了大规模的美军打击，还包括以色列突击队行动，由美军“鱼鹰”直升机或其他航空支援。然而，在威特科夫通过阿曼斡旋与德黑兰谈判的过程中，以色列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4月，内塔尼亚胡再次匆匆访问白宫。他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希望美国提供钻地炸弹，用以摧毁福尔多地下核设施。当时特朗普仍倾向于给外交一个机会，因此未被说服。会后几天，他的团队全力阻止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特朗普团队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你们不能自行其是，这对我们有太多影响。这些对话十分紧张，但特朗普的顾问们认为以色列已经领会了他们的立场。特朗普担心，如果内塔尼亚胡对协议不满意，以色列就会单方面发动袭击，破坏他的外交努力。特朗普团队也担心，如果以色列发动攻击却没能摧毁所有伊朗核设施，后果会更加严重。但以色列方面的筹备工作仍在推进，部分原因是担心伊朗正迅速积累弹道导弹库存，可能用于报复性打击。很快，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并向特朗普进行简报。这些简报引起了总统的重视，并成为5月底那通紧张电话的背景，在电话中，特朗普表达了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那时，万斯已经向身边人表示，他担心美国卷入一场政权更迭战争——这种升级可能会彻底失控。据两位了解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万斯认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他虽愿意考虑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打击，但随着打击时间临近，他对战争升级为长期冲突的担忧也在加剧。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尽量让美国避免卷入冲突，除了情报分享。他与特朗普核心圈成员——卢比奥、赫格塞斯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密切合作，制定保护在中东地区美方人员的应急预案。 5月末进入6月，威特科夫告诉同僚，美国与伊朗几乎达成协议。但6月4日星期三，哈梅内伊拒绝了美方提案。顾问们表示，特朗普开始觉得伊朗根本不打算认真达成协议。就在那天，保守派电台主持人马克·莱文在椭圆形办公室旁的餐厅与特朗普及数位顾问会面。他一直向总统灌输反伊朗的立场。据顾问们说，这次谈话对特朗普产生了影响。会后，特朗普告诉助手他想再给谈判一点时间，但他的耐心正在耗尽。当天周五，白宫团队安排了大卫营周日的私密会议。立场迅速转变在公开场合，特朗普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虽然他这样做并非有意误导伊朗对以色列攻击的迫近程度，但美方官员表示，能让伊朗暂时不提高戒备，也算是意外之喜。但上周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谈判取得突破。而到那时，特朗普核心圈已经知道袭击将在第二天开始。在私下谈话中，特朗普质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明智性。 “我不太确定内塔尼亚胡在想什么，”他对一位朋友说，还表示他已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发动攻击。周四晚上，以色列第一波打击展开之际，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一起坐在白宫战情室里，他仍在保留选择空间。就在那天早些时候，他还在对顾问和盟友表示，希望继续与伊朗达成协议。袭击后，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正式声明来自卢比奥。他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并未提及“支持盟友”，尽管美国情报界已在提供协助。但随着夜幕降临，以色列对伊朗军事领导人和战略目标的精准打击取得惊人成效，特朗普开始改变对外姿态。周五早上醒来时，他最常看的福克斯新闻正在连续播出，称赞以色列的军事才能。特朗普忍不住也想为自己邀功。在与记者通话中，特朗普开始暗示，自己在幕后对战争的参与程度比外界所知更深。他在私下告诉一些知己，如今倾向于升级行动，支持以色列早前提出的请求——向他们提供强力钻地炸弹，用于摧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直到本周一，特朗普还在考虑由威特科夫甚至万斯与伊朗官员会面，以寻求达成协议。但当他突然离开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赶回华盛顿时，几乎没有迹象显示这场冲突能很快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9 00:01

经济学人/YouGov 最新民意调查：特朗普支持率降至任内最低，压倒多数反对军事介入以色列伊朗冲突

一比例降至18%。2015年，民主党人奥巴马在白宫时，共和党人中有52%反对谈判，民主党人中则为18%。当被问及美国应采取哪些措施促使伊朗限制核项目时，没有任何一种策略获得多数美国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支持。支持率最高的选项是：以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威胁伊朗（28%）、通过恢复外交关系作为激励（26%）、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作为激励（24%）。共和党人中，38%支持以更严厉经济制裁威胁伊朗，29%支持动用军事力量。民主党人中，33%支持通过恢复外交关系激励伊朗，31%支持放宽经济制裁。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4；在以色列问题上，净支持率为-7。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对于最近在洛杉矶针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行动的抗议活动，美国人赞成和反对的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45%与44%。 2025年，有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曾在当地参加过政治集会或抗议活动，其中包括17%的民主党人和3%的共和党人。 78%认为美国人应被允许和平抗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9%认为这种抗议应被禁止。只有24%认为美国人应被允许试图阻止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执行任务。52%认为这种行为应被禁止。相比之下，更多人认为洛杉矶的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抗议活动大多是非暴力的，而不是暴力的，比例为45%对36%。在两者之间选择时，美国人更担心抗议者造成破坏或暴力，而不是警方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比例为52%对40%。对于总统在州长反对下出动国民警卫队应对抗议这种做法，更多美国人表示强烈或有些不认可（48%），认可的为41%。特朗普在洛杉矶抗议中曾采取过这一做法。在是否应由州和地方当局还是联邦政府主导应对洛杉矶近期抗议的问题上，60%的美国人认为应由州和地方当局主导，25%认为应由联邦政府主导。 43%认为联邦政府对近期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抗议反应过于强硬，25%认为大致合适，17%认为不够强硬。76%的民主党人和9%的共和党人认为联邦政府反应过于强硬。相比之下，只有16%认为州和地方当局反应过于强硬，33%认为大致合适，29%认为不够强硬。5%的民主党人和55%的共和党人认为不够强硬。在洛杉矶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抗议的应对上，加州州长纽森的净支持率为-2，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为-6，特朗普为-8。虽然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应对都获得了更多的反对声，但纽森和巴斯的净支持率高于特朗普。肯尼迪与疫苗在小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期间，45%的美国人强烈或有些不认可他的表现，37%认可。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净支持率（认可人数减去不认可人数）自5月底以来从0降至-8。对于小罗伯特·肯尼迪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免疫咨询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免职的决定，50%的美国人不认可，29%认可。绝大多数民主党人（83%）不认可罢免CDC咨询委员会成员。大多数共和党人持相反意见，但差距较小：55%认可，21%不认可。比起认为小罗伯特·肯尼迪遵循疫苗科学的人，美国人中更多人认为他反对疫苗科学，比例为44%对27%。还有29%的人表示不确定。本报告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1个百分点的误差。方法说明：这项民调在1512名美国成年公民中进行。受访者从YouGov的自愿参与者中筛选，以确保代表美国成年公民。随机样本按性别、年龄、种族、学历、地理区域和选民登记分层，依据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选出。样本在加权时考虑了性别、年龄、种族、学历、2024年总统投票、2020年选举投票与总统投票、基本党派认同及当前选民登记状态。加权时估计2024年总统投票为哈里斯48%，特朗普50%。人口统计加权目标依据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基本党派认同依据受访者在2024年11月8日左右最近一次回答的数据，并按当时估计的分布进行加权（民主党31%，共和党32%）。整体样本的误差幅度约为3%。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9 00:00

特朗普突然语出惊人！特朗普称将俄罗斯踢出G7是个错误不介意中国加入

) “七国集团以前叫八国集团。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一个叫特鲁多的人不想让俄罗斯加入，”特朗普指的是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允许俄罗斯重返该集团，俄罗斯就不会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特朗普说：“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因为我认为如果有俄罗斯参与，现在就不会有战争；如果四年前特朗普当总统，现在也不会有战争。” 俄罗斯曾是八国集团(G8)的成员，该集团是由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但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被驱逐该集团。特朗普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后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讲话。卡尼正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卡纳纳斯基斯主持G7峰会。特朗普对数十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G7领导人也在试图解决以色列和伊朗因德黑兰核计划而不断升级的冲突。在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他宁愿让G7成为G8，甚至G9。特朗普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大错误。我当时还没从政，但我当时非常大声地谈论这件事。你跟敌人在谈判桌上……他(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回答后续问题时，站在卡尼身旁的特朗普在随后的评论中补充道，目前看来，也许“水位已经溢出大坝”，俄罗斯和普京(Vladimir Putin)已经无法在G7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特朗普还补充说，普京“不再坐在谈判桌上，所以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当记者问到是否也应该把中国也加进来时，特朗普说：“这主意不错。如果有人想让中国加入，我不介意。” 特朗普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在峰会上相互对话至关重要。特朗普说：“普京跟我说话。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不想说话，因为他被赶出G8时感到非常受辱，我、你、任何人都会感到同样的感受。”

风枫06-17 10:56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