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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祖国在加沙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奥默·巴托夫在以色列长大，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专注研究大屠杀与种族灭绝。在这段对话中，他向《纽约时报》观点版编辑丹尼尔·J·维金讲述，为什么他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以及这对中东未来以及以色列和美国下一代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以下是节选文字稿，文字稿经轻微删减和整理，以增强可读性。建议听原音频版本以更完整地了解内容，可通过NYT Audio App、Apple、Spotify、Amazon Music、YouTube、iHeartRadio等平台收听。丹尼尔·J·维金：我是丹·维金，《纽约时报》观点版的国际编辑。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在以色列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撰写有关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著作。上周，他在《纽约时报》观点版发表文章，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正是一场种族灭绝。这篇文章引发了巨大反响——有赞扬也有批评——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所以我想与巴托夫对谈，了解是什么促使他现在写出这篇文章，并请他回应我们收到的一些批评声音。作为历史学家，我也想知道，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会如何影响我们讨论历史、思考和研究大屠杀的方式。奥默，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奥默·巴托夫：谢谢你邀请我，丹。维金：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你是逐步得出这一结论的。实际上，在10月7日之后大约一个月，你曾在《纽约时报》观点版发文表示，“作为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我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加沙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自那篇文章发表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你能谈谈你改变想法的过程吗？巴托夫：那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单纯地说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我当时想表达的是，我已经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实施了战争罪行，并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制止，以军的行动可能会恶化为种族灭绝。所以那篇文章是作为一种警告写出来的，我当然希望有人能注意到——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更可能在美国。在那时候，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或12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还有两周时间结束行动，否则就靠你自己了”，以色列就会停止行动。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讨论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我在11月的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听起来具有种族灭绝色彩。当时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这些话是因为哈马斯屠杀了800名以色列平民后情绪激动所致。但后来证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模式，正是在执行这些说法，我们要夷平加沙，那里没有无辜的人，他们是“人类动物”，不该有水、不该有食物。这些话都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调，同时也起到了煽动前线士兵的作用——而这些言论正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到了2024年5月，我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摧毁哈马斯、营救人质的行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加沙——使加沙地带完全变得无法居住，不仅让人们无法再在废墟上生活，更让他们即使战火停止，也永远无法重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这是我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维金：我觉得这正是合适的时机来问你：你如何定义种族灭绝？巴托夫：种族灭绝是一种与其他所有罪行不同的罪行。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犹太裔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不仅仅是屠杀人群，而是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摧毁一个族群，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姆金因为是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波兰。他的家人被杀害。他最终抵达美国，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就是定义“种族灭绝”。他的定义经过一些修改，最终于1948年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并于1951年生效。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指出，如果你以杀戮、让人无法生存或制造无法生存的环境，使一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群体。所以，如果你想指控一个国家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证明他们有这个意图，并且试图实施这一意图。当然，死亡人数也有意义，要达到一定规模。有人回应说，“如果以色列杀了一百万加沙人，那才叫种族灭绝，现在杀了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还不够。”——不，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的意图是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群体，剥夺他们的食物、生存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生存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就清楚表明，有意图对这个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哪怕是“部分”消灭，这也属于种族灭绝。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战争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战争，却赢了经济竞争。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战争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1

【重磅访谈】一支由总统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正在美国建立

，也是那个创造出能输出纳粹梗、谈论白人种族灭绝的人工智能系统（Grok 4——译者注）的人。赛克斯：没错，那真是……哇。阿普尔鲍姆：所以他不太可能突然转变立场，去吸引另一派支持者，美国的进步派不会突然开始支持马斯克。这看起来不会发生。相反，他更像是在这个阵营内部捣乱的人。实际上，如果非要我下注，我说他会像普里戈津那样的结局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但如果我必须下注，我会说是川普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寡头对抗真正掌握政治权力之人的较量，那通常拥有国家权力的一方会赢。而在马斯克的情况下，川普有权切断他的政府补贴、摧毁他的公司，甚至把他关进监狱或是别的。而且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马斯克会输掉的对抗。但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制造很多麻烦。普里戈津当时真的吓到了普京。普京那天早上发表了一个奇怪的演讲，谈论俄国革命。所以马斯克是可能造成伤害的，但我很难想象他会赢。两普的暧昧关系赛克斯：没错，他不会赢。还有那个我没太多关注的插曲——什么时候马斯克的 AI Grok 4开始发表纳粹言论，我觉得这其实挺有启发性的。AI 只是听他说什么，然后没有任何羞耻或道德边界地演绎出来。就是这么回事。说到普京，我们不如切换话题。你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在倒向另一边”，这确实反映了过去六个月，尤其是最近 48 小时的变化。川普最近说了些对普京不那么友好的话，说他以前是在胡扯，还推翻了不给乌克兰防御武器的决定。你怎么看这事？当你写那篇文章时，美国似乎在做一切可能的事来抛弃乌克兰，给普京更多的动机去杀害乌克兰人。现在川普又说他不知道彼得·海格塞思(Peter Hegseth)在搞什么，援助被切断他没参与，也许我们会恢复援助。那我们现在到底处在哪儿？你怎么看？阿普尔鲍姆：其实我们以前经历过几个这样的周期。是的，川普确实相信他当选后可以打个电话给他朋友弗拉基米尔，然后普京就会说，你说得对，我们结束战争吧。我觉得这就是他全部的想象力了。这在选举前就很清楚了——他根本没有一个计划。就是这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于重复他有个计划的说法。所以，他失望了，但他会再给普京一次机会，然后又会有一次电话。也许因为普京是个受过训练的克格勃招募官，知道说哪些奉承话、按哪些按钮能取悦川普。于是川普又再一次被拖延了。但真正让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层面。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正在做的其他层面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正在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制裁不是一个你一次就能解决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你制裁了一批公司，然后俄罗斯就用另一批公司来绕过障碍，所以你必须制裁那第二批公司。我过去几年和拜登政府的一些成员交流过，他们每个月都在评估制裁新公司或新实体的方法，不断寻找对俄罗斯经济施加压力的新途径。而据我们目前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停止这么做了。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这意味着，实际上，俄罗斯又开始更容易地获得其国防工业所需的零部件。与此同时，美国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拆除了各种旨在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独立媒体、追踪和揭露俄罗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传的项目。美国国务院有一个项目叫“全球参与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就是用来做这些的。这个项目后来成了很多保守派阴谋论的目标，于是被大幅关闭了。所以我们不再做这件事了。还有很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帮助乌克兰重建能源系统的项目也不再运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设置的一整套对抗俄罗斯宣传、在其他方面支持乌克兰战争努力的项目都已经停止了。普京是看到这一切的。和川普不同，他并不是只看最近五分钟的新闻片段。他能看到，俄罗斯反对派得不到资助。他知道“自由欧洲电台 / 自由电台”即将被迫停播，或者说如果他们的诉讼失败的话，就会停播。他知道美国对援助乌克兰的态度是时断时续的。他知道没有新的援助资金。所以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而这些信息让他坚信自己可以继续这场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因为他会拖垮美国，而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他也看到了川普政府正在挣扎。说实话，我真心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是哈里斯(Kamala Harris)总统，或其他任何总统，如果他们重新恢复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接近战争的终点了。因为这是一场只要俄罗斯停止战斗就会结束的战争。这三年来我一直像个“复读机”一样重复这句话：战争结束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停止战斗。这是一场殖民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入侵必须停止。而现在，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我们看到那么多智库文章讨论所谓的交易，也许我们可以交换克里米亚、重新划定边界之类的。可俄罗斯根本不在乎这些。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为了克里米亚，也不是为了顿涅茨克某个省份。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摧毁乌克兰、摧毁它的主权，想方设法把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版图。同时也想证明北约是不存在的，北约毫无意义，美国软弱无力。这些才是普京发起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而这些目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些目标，除非有外力迫使他放弃。而现在的川普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施加这种压力。现在有一项议案——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大约七八十位参议员都签署支持了，目的是要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并成为法律，那确实会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让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会像他们想的那样轻松。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面的外交战略攻势。我们在俄罗斯没有信息战策略，没有反宣传策略。我们的军事战略也大幅收缩了。我们对乌克兰的整体思考也变得很奇怪。甚至我们的外交也很奇怪。比如，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已经辞职了，现在都不知道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这些都需要改变。但我没看到这些改变正在发生。其实，就在跟你说话之前，我还在华沙见了一个乌克兰朋友，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他跟我说，他在赌川普最终会得出和拜登一样的结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乌克兰、让乌克兰赢得胜利。但他也担心，要花很长时间川普才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也许我过于悲观了，但我实在看不到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深远、更长期的战略。而对于一个没有战略思维的总统来说，这种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赛克斯：没错。他没有战略思维，也没有战略。但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话题：普京和川普之间那种诡异的关系。川普认为他们是好朋友。但普京怎么看川普呢？我对普京丝毫不给他面子，甚至公开羞辱他感到震惊。川普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奉承他，拍他马屁，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取悦他。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甚至都没有扔给他哪怕是根最小的骨头。当很多国家领导人或政要都害怕川普时，普京显然对他有一种更深的了解。你怎么看这件事？阿普尔鲍姆：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各种传闻，甚至不只是传闻，还有确凿证据——关于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比如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川普的“万能”外交特使——译者注）每次去莫斯科回来后，总是讲一些合作交易。乌克兰人说他们掌握了更具体的信息——关于具体哪些人收到了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具体交易或条件。我无法验证，所以不会重复那些细节。但这也许解释了一部分原因。现在俄罗斯内部有很多人把钱往美国各界砸。这也可能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川普企业和川普家族跟俄罗斯资金之间长期的商业关系。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房地产交易——尤其是川普所从事的那种奢华公寓买卖——非常依赖俄罗斯资金。川普的两个儿子都曾经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而俄罗斯的银行在维持川普企业运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他们确实有非常深的商业联系。我听过大约15个版本，关于某些“私人牵连”或“把柄”之类的事，人们都有各种猜测。但我不知道真相，所以也不会去推测。赛克斯：好吧。但确实很奇怪。阿普尔鲍姆：从心理层面上看，川普似乎对普京有某种“欠情”或感激。他谈到普京时的方式很奇怪，是他谈及其他人时不会有的语气。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他真的相信是普京帮他赢得了 2016 年大选，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我们确实知道普京是有帮过他。普京安排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电邮的大规模行动，搞了整整一个信息战。赛克斯：而且是川普主动请求的。阿普尔鲍姆：那时候我们还不太了解这些信息战是怎么操作的。也许川普真的因此心怀感激。也许是因为有人在经济上救了他一命。谁知道呢？但他确实对普京有某种“感恩”甚至是“畏惧”。他们之间的肢体语言也很怪异。你说得没错，普京确实公开羞辱过川普。就在去年11月川普再次当选后几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反应就是播出梅拉尼娅·川普(Melania Trump)的裸照——她早年拍的一些色情照片，居然被放在晚间新闻中。而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在电视上嘲笑川普。夜复一夜，他们要么嘲笑他、要么说“这是我们的人”、要么拿他做笑话。他们几乎从未间断过地拿川普开涮。赛克斯：川普从来不回应。阿普尔鲍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赛克斯：嗯，这倒是真的。阿普尔鲍姆：不过，他身边的一些人肯定是知道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种模式当然会在其他威权媒体中被反映和重复。所以这是更广泛的一部分，即威权世界如何看待川普——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自己一种笨拙的版本。 “我们不是疯子” 赛克斯：在我们剩下的几分钟里，我想谈谈……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没有任何战略。我想听听你对川普、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看到那次对伊朗的大规模轰炸，一度看起来可能引发一场新战争。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出现了停火。但认为这就此结束似乎太天真了。你怎么看当前的局势，以及川普为什么决定采取一个……我意思是，风险极高的行动？而且尽管他声称自己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但看起来行动并没有成功。那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阿普尔鲍姆：是的，我们又回到了“虚假信息”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如果摧毁了或者没有摧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未来的政策又将如何制定？他其实为未来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不算冒险。因为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那一刻对于美军来说实际上相对安全，没人会对飞机开火。而他就是等到那个时刻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怎么被说服的，或者是谁说服了他，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有人这么做了。肯定有人让他相信这会是一个“轻松的胜利”。记住，对于他来说，制定公共政策并不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这和帮助伊朗改变政权无关。赛克斯：他不是一个下棋的人，不会考虑三步之后的情况。阿普尔鲍姆：他只是想赢得当下这一刻。而有人让他相信这是个可以赢的时机。你可以扔下这些炸弹，然后事情就结束了，你就赢了。你摧毁了那个工厂或者发电站，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听说了很多版本，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其他人。但这是我对事件的理解。而且有很多问题我也感到困惑：我们现在对伊朗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只是加强了伊朗政权的地位吗？一开始在以色列空袭之后，看起来我们动摇了伊朗的政权。我有一些伊朗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很多伊朗领导人，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人被杀了。这些人负责逮捕女性、折磨男性，没人为他们的死去感到难过。所以曾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现在似乎也没有一个计划或战略。所以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伊朗的计划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伊朗在中东更大格局中的角色。赛克斯：是的，回到你更宏观的批评点，那可能就是：根本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他赢得了那个时刻，或者他以为他赢了那个时刻。现在我在想，他是否因为自己已经把这件事看成是“完全胜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为伊朗遮掩了核能力的现实。如果他们确实仍然拥有核能力，那他就是深陷否认之中。因为如果他们仍然在造核弹，那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就失败了。而我们都知道，唐纳德·川普永远、永远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或者失败了。安妮·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今天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你的见解。感谢你，来自华沙的连线。和你交谈总是很有收获。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也谢谢你宝贵的时间。赛克斯：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To the Contrary播客。我是查理·赛克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吗？我们坚持做下去，是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不是疯子。谢谢大家。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9 00:00

因支持巴勒斯坦权益而被拘捕的哥大毕业生起诉特朗普政府：道歉或者赔偿2000万美元

定被用来打击那些“参加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并抗议美国支持这种行为的非公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丽莎·麦克劳克林在美联社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哈利勒的索赔“荒谬”，并指责他有“仇恨行为和言论”，威胁犹太学生。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哈利勒表示，他希望追究特朗普政府在拘留事件中的责任，“以及这种做法对社区核心、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体、普遍学生乃至美国公众产生的寒蝉效应”。他说，他要求2000万美元赔偿，或者特朗普政府为“他们对我和其他人所做的错误行为”正式道歉。 “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是试探性的，虽然失败了，但伤害已经造成。除非他们为此承担某种责任，否则他们还会继续为所欲为。” 哈利勒是美国永久居民，今年3月初在纽约的家中、妻子怀孕期间被捕。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被关押了三个月，直到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不得继续关押或驱逐他。6月20日，法官下令将哈利勒释放。他未能见证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并说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的事情”。哈利勒是巴勒斯坦难民，在叙利亚长大，去年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担任学生谈判代表。几名同样批评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者，包括土耳其学生吕梅萨·厄兹图尔克和印度学者巴达尔·汗·苏里，也曾被拘留，目前已获释。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3 00:00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内塔尼亚胡赴白宫会晤特朗普以哈停火谈判同步推进

坦旗帜，高举“停止武装以色列”、“拒绝种族灭绝”标语，并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国际刑事法院已因加沙涉嫌战争罪对其发出逮捕令。

金融界07-08 15:37

仅48小时以色列就在加沙杀死300多人，美国支持的援助点为以色列袭击提供了便利

，目的是进行种族清洗，实现他们在加沙的种族灭绝目标”。吉尔伯特说：“这跟缓解加沙的饥荒毫无关系。” 他形容加沙人道基金会的援助是“沧海一粟”和“骗局”，并补充说：“这个分发体系的目的是用食物作为诱饵，引诱饥饿的人群，恐吓他们并杀害他们。在食物队伍中射杀人群是战争罪行。”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呼吁对试图通过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杀害和伤害展开调查。这个机构在这片被围困的地区设有约400个分发点，而加沙人道基金会只设立了四个“超级站点”，其中三个在南部，一个在中部，北部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则没有任何站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X平台上呼吁联合国“承担起援助分发的工作”。包括乐施会、救助儿童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130多个人道组织周二要求立即关闭加沙人道基金会，指控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组织实际上为攻击饥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方便。这些非政府组织表示，以色列军队和武装团体“经常”向试图获得食物的平民开火。自加沙人道基金会5月底开始运作以来，已有超过650名巴勒斯坦人在寻求援助时遇害，近4000人受伤。另据报道，哈马斯表示正在研究一项为期60天的加沙停火新提议，但称坚持寻求达成能够结束以色列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协议。哈马斯周三发表声明说，已收到调解方的提议，并正在与他们磋商以“弥合分歧”，以重返谈判桌，争取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表示，目标是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确保以色列军队撤出这片地区的协议。这一声明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表示以色列已同意停火提议，并敦促哈马斯在局势进一步恶化前接受协议之后发布的。特朗普一直在加大对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的压力，推动双方达成停火以及释放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协议。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5 00:01

在纽约民主党初选中胜出的进步派议员佐赫兰·曼达尼，到底以什么政纲吸引了选民

达尼指责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实施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他对以色列政府及其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批评在竞选期间引发争议，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他对“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BDS）的支持。在初选前几天接受The Bulwark播客采访时，佐赫兰·曼达尼拒绝谴责“全球化起义”这一口号。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视其为争取解放的战斗口号，但许多犹太人认为这个口号带有威胁意味。在做客《史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节目时，佐赫兰·曼达尼否认自己言论带有反犹主义，强调其政纲中包括将打击仇恨犯罪的资金提高800%。 “反犹主义不应只被讨论，”他说，“我们必须加以应对。” 当科尔伯特问他是否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时，佐赫兰·曼达尼答道：“我认为，像所有国家一样，以色列有生存权，同时也有遵守国际法的责任。” 公共安全佐赫兰·曼达尼提出设立一个“社区安全部门”，独立于警察局，负责处理心理健康危机等事务，并扩展“暴力干预者”项目。他在4月告诉《纽约时报》，这个新机构将“释放警力资源，以提升重大案件的侦破率”。科莫及其他对手批评佐赫兰·曼达尼在2020年州议员竞选时支持大幅削减警察预算。但佐赫兰·曼达尼如今表示，他支持保持警力规模不变。在最后一场初选辩论中，他明确表示不会“削减警察经费”。不过他表示，会削减警察局庞大的加班预算，并考虑保留现任警察局长杰西卡·蒂施。他称赞蒂施在削减通讯部门开支和反腐方面的一些政策。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7 00:01

高中毕业致词代表因支持巴勒斯坦言论被要求停学，校长说发言说偏了

行，我必须指出今天仍在发生的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暴行，包括在加沙被屠杀的超过1.7万名巴勒斯坦儿童。”姚说。话音刚落，现场响起欢呼。第二天，姚表示，她接到校长的电话，称她的发言“造成了伤害”，并告知她周一不应回校。这个决定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被认为违反了渥太华-卡尔顿公立教育局（OCDSB）的政策。姚表示，她坚持自己的发言，并计划周一照常返校。 “我有点生气吧，为这个令人遗憾的情况。特别是因为我在发言中把这个问题与教育局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也联系到我四年来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她说。 “我是在践行倡导者的角色，确保在社会中，那些受压迫者的声音能被听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已有超过5万名儿童被杀或受伤。姚向加拿大广播公司提供了一封毕业典礼后校方向家长发送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校长写道，她的发言“故意让毕业典礼偏离了原本庆祝毕业生成就的初衷”。但姚表示，加沙战争的持续升级，一直是她们这届学生在高中期间面临的现实问题。她指出，学校里有大量阿拉伯和穆斯林学生。 “我看到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身边的学生，他们曾经组织过罢课和抗议，让加拿大政府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说。教育局的理事莱拉·埃文斯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她收到了大量的邮件、短信和电话，但没有一人对姚的言论表示不满。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停学一位毕业致词代表？为什么要在离毕业还剩三周的时候，冒着影响她未来的风险？”埃文斯说。姚的朋友兼同届毕业生汉娜·阿卜达拉表示，她没有听到任何人对姚的发言感到不满。 “我认为这样公然批评我们的毕业致词代表是不公平的。”阿卜达拉说，“那巴勒斯坦学生在家乡每天经历的伤害又算什么？” 加拿大广播公司请求采访校长，但渥太华-卡尔顿公立教育局表示不会对此发表评论。在周一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相较于学年中其他未具体说明的机会，教育局“认为毕业典礼并不是适合进行‘尊重、安全和支持性’讨论的场合”。邮件中写道，没有学生因这次发言而被停学。姚没有回应加拿大广播公司关于她周一经历的提问。事件引发关注后，姚与加拿大穆斯林全国委员会（NCCM）取得联系，这是一家倡导和游说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法律事务主任努赛巴·阿尔-阿泽姆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她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教育局的政策。原因是校方在没有正式停学的情况下告诉姚不要返校，并因她的支持巴勒斯坦言论而对她进行惩罚。 “说姚的发言是有害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巴勒斯坦声音的抹除和反巴勒斯坦歧视。教育局对这种行为是有明确政策反对的。”她说。埃文斯也认为姚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她引用教育局自身的准则称，“只要不违反行为守则，‘解放巴勒斯坦’等象征团结的口号或标志是允许的。” 埃文斯表示，教育局应撤销对姚的停课决定，确保她的安大略学生档案中不留下任何记录，并向更广泛的巴勒斯坦群体道歉。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8 00:00

以色列下令军队阻止援助物资船靠近加沙，瑞典环保少女在内的船员称这将是犯罪

们不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们正在目睹一场种族灭绝，在数十年的系统性压迫、种族清洗和占领之后继续进行，”她说。 “我们只是普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担忧，不能接受这一切。” 以色列此前连续11周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一切人道援助，5月19日才部分放开，允许极其有限的联合国援助进入，并启动一项受到广泛批评的、由美国支持的援助计划。以色列还想涌向援助地点的饥民开火，迫使美国支持的援助停止运行。卡茨周日表示，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人打破对加沙的海上封锁。 “以色列将对任何试图打破封锁或协助恐怖组织的行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1

【重磅访谈】对话巴勒斯坦最受欢迎领导人之子：我不接受绝望

、欧盟，甚至英国政府，等等，显然，一场种族灭绝即将发生，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有权自卫。这就像他们只是在说，没有感觉到他们实际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这确实是非常有害的。我认为，历史不会轻易放过这些领导人。但我认为，你知道，看到马克龙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希望英国政府也能更有勇气一些。看到世界上一些领导人对此厌倦了，我真的希望川普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说，他现在也许正在走向那里的路上。是的，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感到厌恶，因为，你知道，双重标准是存在的。双重标准的一个例子就是囚犯与人质。你在谈论 12 岁和 14 岁的巴勒斯坦人时，称他们为囚犯，称以色列士兵为人质。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以色列人质反应如此强烈，而对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巴勒斯坦儿童却没有强烈反应？他们在没有监护人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被迫在希伯来文文件上签字。行政拘留又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是，行政拘留是英国遗留在巴勒斯坦的遗产，即不进行审判把某人关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关在那里。不幸的是，双重标准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导致他们只谈论以色列人的苦难，等等。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时机就是一切。我认为现在是转变的时候了。现在是真正看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我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以色列现政府。因为当前的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我真的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的阵营，他们的未来不会接受种族隔离。真正改变政治的将是他们，希望这些在未来会发生。以色列将受到制裁，等等。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你的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斯图尔特：在世界各地进行这类采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最令人沮丧和恼火的是什么？你希望别人问什么？什么东西你希望人们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和其他几十个采访你的人处理这些情况的方式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或沮丧的地方？巴尔古提：我认为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只有当提问中隐藏着一些种族主义、不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在谈论双方时不平等时，才会让我感到沮丧。也没有考虑到 90%的苦难发生在巴勒斯坦一方，而不是以色列一方。我一直对人们说的是，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和占领之下是什么感觉。我总是告诉人们，来约旦河西岸看看吧，我向你保证，在两个小时内，你就会告诉我这是种族隔离。这非常容易。如果你和我去希伯伦（根据国际法，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你就可以去我不能去的街道，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因为我的种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我并不是想说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家庭的苦难。我的大哥卡萨姆(Qassam)，18 岁那年从埃及回来，想在我母亲庆祝硕士学位时给她一个惊喜，他当时正在埃及留学。在边境，因为我父亲正在囚禁中，他们把他带到一边，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把他关了四年。这只是其中的一次经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很特别，我们想把我父亲单独挑出来说。这是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故事。自 10 月 7 日以来，已有 65 名巴勒斯坦政治囚犯被杀害，没有人谈论他们。而且，你知道，虐待。关于在以色列是否可以强奸囚犯的争论真是令人作呕。以色列议会中 90% 以上的人不相信应该有巴勒斯坦国。这些都是我想特别指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的苦难。但我父亲教导我，成为受害者和表现得像受害者是不同的。他不希望我表现得像个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是抱怨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需要改变。坎贝尔：阿拉伯，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假设你的父亲没有出狱。假设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你认为你自己或你的兄弟们是政治家吗？你是否觉得自己会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你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政治家了？巴尔古提：我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我不认为我将来会从政。我的使命是，从科技领域而言，使巴勒斯坦成为未来的科技中心之一，因为我遵循我父亲写的东西，即巴勒斯坦的斗争远不止是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自由战士或类似的东西。你可以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你可以在未来为巴勒斯坦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说到未来，如果是说我父亲出不了狱，我父亲常说，绝望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的特权。所以我把“绝望”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它不再存在。我不能那样想。他肯定会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他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希望如此。坎贝尔：我们会是第一个吗？我们很有竞争力…… 巴尔古提：我想说，竞争很激烈，但我不能保证。坎贝尔：好吧，谢谢你！谢谢！我想这是个很不错的采访。斯图尔特：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巴尔古提：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一个大问题坎贝尔：哇！阿拉伯·巴尔古提！他的发言很有感染力。斯图尔特：非常有感染力。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对乐观主义的关注是整件事情的核心，将故事推向希望，并尝试谈论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有一件事显然是个大问题，那就是我认识的大多数参与过两国谈判的国际人士都认为难民返回以色列本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奥斯陆协议还是未来的协议都是如此。要以色列搬迁定居点很难，但还是有可能的；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坎贝尔：但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我们和他交谈时，坦率地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显然正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我们不会和他交谈。所以，我认为他做的是，谈论他的父亲，并保持这种感觉，即目前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东西，即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是令人信服的。斯图尔特：我认为这是个更大的故事，不是吗？你会比我更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为他人说话的故事。我的意思是，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反腐斗士，2024年2月在北极流放监狱中突然去世，年仅47岁，外界普遍认为其死因与俄政府有关。他被视为对抗威权主义的象征）的家人就是这样。在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入狱和遇害之后，他的家人仍在继续开展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也是这类事情很强的传统，在爱尔兰、南非和许多其他地方，都有这样很强的传统，不是吗？【延伸阅读】他知道这些话看起来很奇怪。他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疯狂。坎贝尔：是的，因为你有很多关键人物，曼德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马尔万·巴尔古提有时被拿来与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北爱尔兰数十年的暴力冲突中，他是共和主义阵营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代，亚当斯转向和平谈判，是促成结束北爱长期冲突的《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1998]的重要幕后推手）相提并论。格里·亚当斯没有坐 20 年牢，但进过几次监狱。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一方面，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当局想让他们远离社会，有时是为了阻止他们发挥效用，然而他被关在监狱里，却以某种方法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一所大学。当然，爱尔兰的恐怖主义也是如此——很多恐怖主义的技术都是在监狱里的人讨论、发展和磨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吸引人。我记得《经济学人》说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囚犯。当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出狱时，肩上扛着这样的重担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死在监狱里。斯图尔特：我想我还得回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试着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听这个采访时的立场。我的感觉是，他们会说，这个人是被以色列法院定罪的，他显然与武装抵抗运动有关联。坎贝尔：他被判了五次无期徒刑，外加 40 年监禁。斯图尔特：他们会说他是恐怖分子。他们还会说，我们低估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感觉。10 月 7 日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我认为这就是人们的感受，它让他们意识到，有人真的想杀光他们。在过去的 20 年，也就是从他父亲入狱的那一刻起，自卫权以及自卫权与两国解决方案的关系这一问题发展得非常迅速。 90年代，以色列政治和国防机构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唯一的长期安全与和平是两国解决方案，除非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为以色列带来和平。”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推动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不，不，不，巴勒斯坦国是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竭尽所能建造定居点，压垮他们，推动他们所谓的“自愿”从加沙流亡。以色列成功地说服了阿联酋和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说法。坎贝尔：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有人听了这番话，而他并不完全赞同巴勒斯坦的观点，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和他（指阿拉伯·巴尔古提，译者注）谈过了，最近和沙拉（叙利亚新总统）谈过了，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和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国际人权律师）谈过了，她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观点，我们还和巴勒斯坦驻伦敦大使谈过了，在其对立面，我们还没有太多访谈。斯图尔特：我只是想反驳一下…… 坎贝尔：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们还采访了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我们和埃胡德·奥尔梅尔（Ehud Olmeir，2006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总理。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在任内曾试图推动以巴和平进程，同时也是首位因腐败刑事入狱的以色列前总理）谈过。斯图尔特：事实是，我们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谈过。坎贝尔：我们也和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及特别使命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最精锐、最神秘的情报机构之一）的人谈过。但我们已经向以色列政府表明，我们非常希望与以色列政府的高层人士交谈，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对我们大谈特谈他们的政策要点，那就不行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你是在阿拉伯离开时说这番话的。就像你说的，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他不接受绝望。我相信，他和有些以色列人的交流方式是类似的。他也说了 10 月 7 日是可怕的，我们谴责所有的平民袭击，但他很快就转而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双重标准。这会让一些听众感到不快。不过，我只是认为也有以色列人非常擅长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擅长沟通。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我们与以色列的声音、政府人员坐在一起，而他们不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反驳、争论细节，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采访是有成效的。所以，我们在此公开场合重复我们私下说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有更多以色列人的声音出现在节目中，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喊喊口号，那就不行了。斯图尔特：我想撇开政治来谈，我的意思是，从我们俩的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他怀有巨大的同情和爱意，因为他是一个从 16 岁起就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孩子，同时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想继续从事编码和技术工作的人，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这些事情中，我认为他做得很有尊严，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安静的魅力。坎贝尔：是的。好，再见！斯图尔特：再见！ *全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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