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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富兰克林·施耐德出版过两本书，并为电视节目写作；他的新闻作品曾刊登于《华盛顿邮报》、《卫报》、《Gawker》和其他媒体。在Slate网站刊发的长文中，他结合自己在工厂的工作经历，分析了特朗普所谓让制造业回归的荒谬之处。
我曾亲眼见过朋友经历严重的中年危机。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曾经严肃稳重的中年人抛弃妻子，交了个年轻得多的女朋友，在脸上纹了身，还在家里建了一个等比例的U型滑板场。（他以前从未玩过滑板。）
不久后，我们就不断收到他推荐的音乐（全是他高中和大学听的那种），以及充满“潮”词的生活更新，例如“虽然有年龄差距，但我和翠妮蒂的暧昧关系真的很炸”。
这种行为很透明——从某种角度看甚至让人同情——这是一种焦虑反应：他意识到美好时光已逝，未来只剩下走下坡路。
但像所有怀旧者一样，他没意识到，人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只能后退。
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似乎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中年危机。这个政府正试图以蛮力把国家拖回一个“黄金时代”。慢慢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黄金时代要么根本就没存在过，要么早已在时间与现代化的迷雾中永远消失。
在美国这场羞辱性的衰落加速过程中，有许多令人尴尬的方面，但最“社死”的，莫过于政府坚持要让工厂工作回归。
“制造业复兴”的承诺是特朗普竞选时的核心内容。在之后的数月里，这一幻想一直像胡萝卜一样吊在选民头顶，随着每一次对关税和贸易政策的反复摇摆而上下晃动。
政府居然认为，把人们带回被烟尘熏黑、艰苦不堪的工厂车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方式，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想象力有多匮乏。这就像为了重拾青春而故意让自己脸上长满痘。
美国人真的想要那些工作回来吗？
有些人以为是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工作意味着什么。不幸的是，我知道；我曾在工厂工作过。
直到今天，那依然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相信我，如果更多人知道这类工作的实际情况，他们就不会那么渴望回到那种生活了。
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爱荷华一家饼干工厂工作，那是父母坚持让我去的。我父亲在农场长大，母亲则在她青少年时期在韩国的工厂里工作，有时还会把糖果藏在她的大蜂窝发型里带回家给弟妹。
他们都相信一种育儿观念：要让孩子——或者一个大学刚读完第一年、暑假懒散度日的18岁青年——了解现实世界最糟糕的部分，这样他才能明白事情究竟能坏到什么程度。
我是通过临时工中介找的工作，这也是很多工厂绕开工会招聘规定的方式：临时工中介提供可随时替换的临时工，然后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
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能为工厂省多少钱，但节省并不是目的，削弱工会力量才是重点。我拿的工资刚比最低工资高一点——惊人的每小时8美元——但第一天参观工厂时，经理特意强调，我还能随便吃饼干。
头两三天我吃了几乎跟我体重一样的饼干，但到了周末，就算拿枪指着我，我也不想再吃一口。
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真的如批评者所说的那么糟——洛杉矶是其中一个，工厂是另一个。工厂是个规模巨大的空间，为了机器而建，而不是为人。你在其中穿梭于复杂的路径之间，身边是一排排嗡嗡作响的传送带和工业级搅拌机，如果你试图抓一把饼干面团，可能胳膊都会被拉掉。
那里噪音巨大，像永远处在爆炸的中心。水泥地面、安保、铁丝网围栏，再加上数百名穿着统一工装、在地板画线的通道上蹒跚前行的工人，更像监狱而非工作场所。
我被分配的生产线有四人一组。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姐妹：黛西丽，安静、内向的女孩；西蒙，高个子、患有白化病，非常外向，名义或事实上是我们这组的带头人。
我们组的第四人是布拉德，一个中年金发男人，留着跟皮肤颜色一样的胡子，资历很老，可以拒绝上线工作。他老去厕所，然后回来开着叉车进行精确到毫米的操作，眼神明亮且不眨眼。
工作内容很简单：我们三人站在传送带边，传送带上不断出现透明塑料托盘。每个托盘分四格，每格放四块燕麦饼干，每盒共16块。按理说托盘在到达传送带前就应装满饼干，但上料机常出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低头盯着托盘，当发现某盒缺饼干时，就从腰间的桶里拿饼干——那种像吸音天花板一样硬的、放了好几天甚至几周的饼干——迅速补齐数量。
不完整的托盘通常只缺一两块饼干，所以你只需补上几块。但在上料机状态不稳定的日子里，托盘可能只装了两三块饼干，你得一边紧盯快速前进的传送带，一边从储饼桶里找出十几块尚且完整的饼干——这并不容易，因为很多饼干不是被我们手忙脚乱弄碎的，就是在倾倒过程中碎了——然后迅速捧在手里，填入托盘。
如果你动作不够快，让太轻的托盘到达传送带尽头的称重装置，系统就会自动停机，警铃大作，其它装盘工就会像你是傻子一样盯着你，而你则匆忙把这个托盘补足重量。
等你补好后，西蒙这个带头人会走过来按下重启按钮。
装满的托盘随后被传送进包装机，另一端则封装在仍温热的塑料中。我们轮流在这个岗位上一小时，负责把新封好的饼干包装叠进纸箱，再将满箱子移到托盘上，由布拉德在他上完厕所回来后用叉车运走。
我原以为工厂工作会很无聊，结果的确如此。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以前认为“无聊”只是缺乏刺激，并不是真正的痛苦体验。但我在工厂里发现了一种特别压抑的无聊。
在车管所排队却没带手机时，你可能会感到无聊，但你的思维仍是自由的；你可以做白日梦、观察四周的人，甚至离开另一天再来。即便是在最乏味的办公室里，你也可以点开别的页面、去喝咖啡或抽根烟，或者转头问隔壁同事昨晚比赛看了没。
但在工厂生产线上，你不仅感到无聊，而且意识不再属于自己；你的注意力被锁死在流水线与其不停运转的节奏上。你无法掌控工作速度，也无法决定关注方向；你完全被机器操控。如果你的思绪稍有飘忽，很快就会听到沉重的“咔哒”声，流水线自动停机，然后响起毫无意义但极具羞辱感的警铃，而你则得慌忙拿饼干补救。
换个工厂，可能一恍神，代价就是手指或胳膊被切掉。
然而，即便知道无望，你的头脑还是会不断试图挣脱束缚。无论你多么专注，工作本身都不足以占满你的全部注意力，你的意识中总有一部分——既非潜意识也非完全的意识——会不停试图刺破、打断、偏离或突破这种催眠般的顺从状态，就像饥饿的猫在你睡觉时不断用爪子抓你腿。
哲学家兼数学家维纳曾称装配线工作为“致命地无趣”，而工厂的无聊感也确实带着某种毁灭性，甚至带点自毁意味。你会觉得自己快被淹没了，几乎无法抗拒想要反抗这种无聊的冲动。
重复一直被视为最纯粹的折磨方式。西西弗的惩罚并不在于推石头上山，而在于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研究显示，重复性劳动会引发身体压力反应、疲劳、抑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精神错乱。
下班时，我精神和情绪都筋疲力尽，却完全不知道原因；我不过就是站在原地，什么也没做。
走出工厂时，我几乎惊讶于外面的世界还在运转，正常生活还在继续，而我仿佛刚从冥界回来。我感到一丝短暂的释然，但甚至还没离开停车场，就已经开始恐惧第二天的工作。
很早我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蓝领工人下班后直接进酒吧，我从未像下班那天那样需要一杯酒。
我的经历并不罕见。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讨厌工厂工作。在《巨兽：工厂史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历史学者约书亚·弗里曼引用了早期福特工人的话，他们说自己快要在流水线的压力下“崩溃”。他们将装配线工人神经崩溃的状态称作“福特病”。
在半自传体小说《夜之尽头的旅程》中，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描写1927年他在底特律福特工厂调查劳动环境的经历，说流水线的状态像是“介于愚钝与疯狂之间的悬停”。
这份工作带来了极大伤害；工人的妻子说，丈夫下班回家时会“发抖”，几乎吃不下东西就直接倒床睡觉。
工厂工作极其令人厌恶，许多人干不了多久就辞职。1913年，福特首次引入著名的装配线，当年员工流失率竟高达370%，也就是说，他们得雇用近5.2万人，才能维持1.4万人的常规劳动力。
而福特公司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71%离职员工甚至没递辞职信，只是直接不来了。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工会在工资和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一些改善，但工作本身还是那样。
历史学者大卫·E·奈在《美国的装配线》一书中指出，到1970年，人员流动仍然很高，当年有25%的福特员工辞职；在一些通用汽车工厂，员工流动率甚至接近100%。1971年，有人采访了通用汽车的流水线工人，结果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从未打算把装配线工作当作职业；几乎所有人都说，如果能重新选择一次，他们一定会换个职业。请注意这些工人多数是保守派，这项调查中只有16%的受访者自认是自由派。
俄亥俄的一名通用工人说：“我每天从那出来都觉得自己被坑惨了。我被活活打趴下了，却完全无力还手。”
问题不仅是无聊，还有体力上的折磨。
奈写到，一名上世纪70年代在通用工厂工作的女性，每天下班时大腿背部都淤青一片，因为她整天坐在金属车架上。这听起来很像19世纪英国纺织厂工人的状况，正如哲学家兼政治理论家恩格斯在1845年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那样：工人“背部、臀部和腿部疼痛，关节肿胀，静脉曲张，大腿和小腿长出巨大且持续的溃疡”。
即便是在相对轻松的饼干工厂，我也因整天低头而脖子酸痛，一天上百次地将40磅重的纸箱扭身（永远是向左）搬动，最终彻底毁了我的腰。
你可能会想，我只需要一张Adderall（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药物，常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嗜睡症）的处方，其实这话也不算错。我也想过问布拉德有没有渠道，但从经济上讲不划算——他有工会工资，他的药瘾与其说是上瘾，不如说是对工作稳定性的投资。但我作为临时工，要是靠药物撑着，那就等于为冰毒打工。
还有就是，我第一周目睹的一场精神崩溃事件，让我对任何“地下提神品”彻底没了兴趣。
那天休息回来，另一个工人在围栏停车场里，突然像陷入宗教狂喜一样，不停重复喊着某句我听不懂的话，双臂高举，泪流满面。不到一分钟，他的喊声就从狂喜变为绝望刺耳。
其他工人都无动于衷，我猜这是常有的事。我问黛西丽，她耸耸肩说：“这儿大部分人都嗑了点什么。”
我从未闻到过有人身上有酒味，但每天下班后，当停车场空了，我经常看到一排排棕色纸袋装的空瓶，那些痕迹依然在地上。
这不是一个清醒的人能做的工作，而我从心底里厌恶它——虽然公正地说，我讨厌我干过的每一份工作。
工作就是工作，说到底，工作都糟透了。每个坐办公室的人都曾在某一刻心想过：“如果我现在站起来，从这落地窗冲出去跳下去会怎样？”
我现在的工作是那种有人称之为“假邮件”的工作，也同样苦不堪言。每天低头盯着笔电让我脖子根部长期酸痛，晚上难以入睡。而在Google表格里一个单元格一个单元格地点，执行本季度的SEO策略时，我常常觉得自己像在穿越一片风吹残垣般的青春梦想废墟。
但是，我干过不少糟糕的工作——曾在一家24小时成人电影店值过夜班，也曾短暂地成为全国顶尖电话推销员——但没有一份像工厂工作这样，在各方面都最糟糕。
我其实没有被工厂解雇，但也不算正式辞职；某天早上我实在起不来，就一直躺在床上，整整一周。
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抑郁得几乎想自杀。
直到今天，我只要闻到燕麦饼干的味道，就反胃想吐。
我们真的想让这些工作回来吗？
这得看你对“想要”的定义是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工资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以及零工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劳动者的士气已经低到谷底，很多人只想试试别的、哪怕是什么都行。
但正如共和党民调专家弗兰克·朗茨最近一项被热烈讨论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人们喜欢的，是“工厂工作的概念”，而不是现实。
朗茨发现，80%的美国人认为，如果美国有更多制造业会更好，但只有25%的人表示，如果自己去工厂工作，生活会更好。这个结论非常清楚：流水线适合别人，不适合我。
尽管“制造业”这个抽象概念在美国人想象中依然有神秘的吸引力，但显然，大多数人比看上去更清楚实际情况，知道不要轻易进入查尔斯·麦迪逊（福特早期工人，奈书中引用）称之为“人间地狱”的行业。
而即便是那25%，又有多少人真的在工厂干过？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工厂工作的真实情况，还会愿意干吗？我赌不会。首先是钱的问题。尽管这些工作在体力和精神上要求极高，但薪资并不高。而一个“肮脏的秘密”是，即便是在战后那种“在汽车厂上班就能实现白篱笆梦”的幻想时代，工厂工资也从未真正高过。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70年普通工厂工人的年收入为6000至6500美元；而同年，美国劳动标准局将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预算定为6960美元。正如历史学者朱迪思·斯坦在《关键十年：美国如何在70年代从工厂转向金融》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工人收入本就低于贫困线。
那么，如果制造业真的“回归”，我们凭什么能得到更好的待遇？资本当初把工厂搬出美国，正是因为外国劳工愿意拿低薪干活；现在唯一可能让工厂回来的是，他们认为美国人也可以被诱导去干这些低薪活。
如今，劳动者保护和工会力量已经不断被削弱，甚至几近被废，一份工厂工作不会比那些常被右翼批评的服务业工作薪资更高，更别提安全性了。
尽管专家口口声声讲“工作保障”，但工作保障是双向的：你老板可能非常愿意让你每天来上班直到太阳熄灭，但你能愿意、也能撑多久，每天继续去上班，重复那种一整天拧几千个小螺丝的工作？
工厂流动率的数据很清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厂工作就是一份做不了太久的工作，直到你因身体崩溃或陷入严重抑郁而做不下去。
当你垮掉时，会有三个人在你身后等着顶替你的位置——直到他们也同样烧尽。
制造业不是不稳定就业的解药，相反正是靠这种不稳定生存，并助长这种不稳定的根源。
你可能会问，那些把美国工人变成高技能、高薪工人的承诺又怎么说？确实，有些高薪的精密工厂工作主要是监控自动化流程——但这类岗位极其稀少。
2022年，通用汽车宣布将在密歇根的四家工厂投资70亿美元，试图把一些外包到海外的工作带回来。为了这70亿美元，他们将创造大约4000个新岗位，平均每个岗位的成本为175万美元。这比十年前还不划算——奈在书中提到，通用在2012年于巴尔的摩新开的一家回流工厂花费了2.44亿美元，只创造了189个岗位。
按照每10亿美元创造不到600个岗位的比例，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低效的就业计划之一。
在一座崭新的高科技自动化工厂里工作，听上去像皮克斯动画中的未来场景。但现实可能更像100年前亨利·福特工厂里的血与油的残酷现实。
曾被视为现代美国制造业楷模的特斯拉，已经被指控工厂“像停留在另一个世纪”，工作环境被指敌意重重且极不安全。《国民》杂志的调查显示了这些问题。
另一家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的竞争对手Rivian，估值曾在2021年上市时达1000亿美元，如今跌至150亿美元左右，也被曝出工厂环境极其恶劣，有员工严重受伤、被机器夹断，还有一名喷漆车间的员工在申请呼吸器被拒后吐出了带蓝色的呕吐物，这些都见于彭博社的调查报道。
这并不是工人们被承诺的“乌托邦”——恰恰相反。未来的工厂员工几乎可以肯定会被电子化地精细管理至完全服从。未来的工厂很可能会采用亚马逊式的员工监控系统：系统会记录你的步数、厕所时间长短，并在你工作过慢或过快时予以惩罚；在这个“人工智能金发姑娘”的注视下，你必须保持“刚刚好”的节奏，否则就会被系统标记。
特斯拉已经在使用类似的人工智能辅助系统来监控生产力，以“提升整体效率”。《底特律新闻》也报道，RAM和Jeep的美国制造商明确表示，计划将部分工厂打造成类似亚马逊物流中心的模式。
在未来的工厂里，老板不直接用机器人取代你，只是因为把你变成机器人更便宜。我们将以1920年代的工作方式、1970年代的工资，在2025年的数字全景监控中工作。而如果我们跟上一代人一样，大多数人可能只会干很短一段时间，就烧光自己或者崩溃。那之后怎么办？
在我离开工厂几年后，大概是本世纪初，我在爱荷华市街头遇到了黛西丽。我们真诚地拥抱，那种“共苦”过的感觉令人激动，彼此都庆幸能挺了过来。我们聊了各自的生活，但当我提到工厂时，她突然变得冷漠。
她说：“我不想谈那个。”
我们分别时交换了电话号码，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她联系过。
回想起来，我当时不该提起那件事。过去就该留在过去，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不该如此。不幸的是，现在掌权的正是这些傻子。
那些操纵国家的实业家与推销员们无法想象未来的方向，就像小镇离婚中年人醉酒后在脸书上私信高中旧爱一样，他们只能默认回归过去。他们没明白的是，倒退不是复兴。工厂工作一旦回来，随之而来的只会是糟糕的岗位、低廉的工资，还有断肢残体，而不是经济繁荣。
所有反动的计划，内核都建立在一种本质上带有魔力的承诺上：你可以回到过去。但问题是，从严格意义上说，你不能。就像那个把客厅改造成滑板场的四十多岁朋友所学到的那样，你可以掘出青春的表象——制造业岗位、Jimmy Eat World的T恤、把包括心脏科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叫“兄弟”——但你永远也无法找回它的本质。
哪怕试图如此，都是一种严重病态的表现，是踏上注定以沦为可怜和可笑告终之路的第一步。
而美国，看起来正要以最令人羞辱的方式学到这个教训。
就我个人而言，我尽力防备自己任何形式的怀旧冲动。我不听青少年时期的音乐，不和前任保持联系，也坚决拒绝和人争论“如果迈克尔·乔丹在今天的NBA能得多少分”这种话题。
所有“当年如何如何”的念头，都是给——我尽量说得尊重些——失败者准备的。
这正是那些谈论“回归传统”人群的隐形悲剧：如果你的目光只能向后看，那就说明你已经放弃了，即使你自己还没意识到。
然而，即使违背我的意愿，我偶尔还是会想起自己在工厂的那段时间。通常是在作为写作者“饥一顿饱一顿”的周期里，正处于“饥荒”那一头，压力很大时，我就会开始做焦虑梦。
除了梦见牙齿掉光、女人指着我下体大笑、或者被拿着刀子或注射器的人攻击而动弹不得之类的梦境，我的潜意识有时会让我再次回到装配线上；传送带突然一声巨响停住，警铃尖叫，几十个工友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而我则在一堆托盘中疯狂寻找那一盒少了一块饼干的。
醒来时，我心跳加速，总觉得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燕麦饼干的气味。
过去总是带着甜味，那是腐烂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