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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决定加快捐出全部财富：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让最贫困儿童死亡，但未来20年还是会更好

额外死亡。你对这种冷酷感到意外吗？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的削减令人震惊。我原以为会削减20%左右。结果现在是削减了80%。是的，我完全没料到。我想没人料到。没人想到行政部门会在没有国会参与的情况下，削减PEPFAR或脊髓灰质炎的资金。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动摇艾滋病毒研究和试验网络。我们会尽力扭转这种局面。我会去游说。但这确实是强烈的逆风。国会会做什么？我与国会的历史经验是他们一直非常支持。在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说要削减PEPFAR，但国会根本不理会。但现在情况不同。这次削减太剧烈，即使我们恢复部分资金，也很难挽回。我不认为未来每届政府都会不断削减这些项目。我认为这只是四到六年的中断。从20年这个尺度来看——我仍然相信我们会削减儿童死亡率，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因为“黄金法则”并没有被废除。你确定吗？我担心人道主义冲动正在减弱，被更加功利的自利取代。我的乐观没有被动摇。你可以说，这不仅是过去四个月的事。这显然是疫情之后的现象。我们的运动巅峰期是什么时候？2008年？2015年？但我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有些人开始关注其他事情。如果让他们看到这些现状，他们还是会关心儿童的死亡。而科学——谢天谢地——不会倒退。我们发明出这些工具，这就是永久性改变：儿童不再营养不良，女性不再大出血而死，女孩不再感染艾滋病毒。核心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推动的人工智能创新是否能够降低一些健康成本，从而缓解资源紧张，也让人们基本的慷慨之心得以回归？这种道德逻辑无可辩驳。我认为解决结核病是有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解决结核病是犯罪。不解决艾滋病是犯罪。不消灭疟疾也是犯罪。但这些话在盖茨基金会创立之前也都是真实的，只是当时人们做得更少，对吧？是的，但那些受这些病折磨的贫困国家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组织研发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失灵。我们出现了，说：我们会把这笔钱用在这些地方。我们确实拉到了一些合作伙伴，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把你、梅琳达和基金会看作是一种价值观象征，是如何使用巨大财富的榜样。后来出现了“有效利他主义”，他们更激进地追求每一美元的最大人道效益，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转向关注一些不同的议题，比如星际殖民或鸡的福利。现在的世界首富是谁？埃隆·马斯克。而他几乎没有为世界贫困人口做出什么捐赠。他就是把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砍掉的人。他没去参加那个周末的聚会，就把它丢进了碎纸机。技术上他仍是“捐赠誓言”的签署人，但我没看到他真正履行这个承诺的证据。 “捐赠誓言”的一个奇怪之处是，直到死也可以才履行。所以，谁知道呢？他未来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慈善家。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要让最贫困儿童死亡。编注：比尔·盖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世界首富导致世界最贫困儿童死亡的画面实在不堪入目”。盖茨表示，斯克根本不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职责和运作方式。他指出，马斯克取消了对莫桑比克加扎省一家医院的资助，这家医院本用于阻止女性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婴儿，而马斯克误以为美国是在向中东加沙的哈马斯提供避孕套。盖茨说：“我真希望他能亲自去看看那些因为他砍了资金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 我担心的不止是美国的情况。美国在人道援助中占比很大，所以特朗普的削减特别具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几乎全球范围都在削减。是的，英国的援助预算曾占GDP的0.7%，在保守党领导下降到了0.5%，而现在——令人震惊地又降到了0.3%。德国也提议削减援助预算。法国也面临严重的预算问题。援助在全球范围都被压缩。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有意针对这些领域，说他们不在乎。我反而希望是那样，那样我们还能正面对话：关于儿童死亡，关于“黄金法则”。但在欧洲，他们一直有预算困境：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上涨，税收意愿却有限，问题就更大。再叠加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新增国防开支…… 以基尔·斯塔默为例，他要飞去见特朗普前一天，还得表现出对国防的重视。他在开会时说，好吧，我们如何把国防开支从2.1%提高到2.3%？有人就提议，可以把援助预算从0.5%砍到0.3%。没有人站出来说，那些打不到疫苗的孩子怎么办？而且那还是中左翼政府。在英国，民间社会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强。工党为这个运动的巅峰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这个决定特别让人意外，也有些令人失望。你说得对，一个人若带头说“我们不想援助”——集体层面上就会削弱他人援助的意愿。当每个国家都决定，只照顾自己，就会推动其他国家也这么想。所以我很遗憾看到国防预算增加，因为那笔钱既没有改善本国人类福祉，也无法帮助全球最贫困人口。这是个悲剧。二、“说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是非常危险的” 你去年在基金会年报中写道：“全球健康繁荣期已经结束。但会持续多久？” 过去我在TED演讲中警告下一次大流行时会说，下一次大流行将是可怕的，但至少人们会意识到疫苗多么神奇！会说我们需要疾病监测，需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我从没想到，疫苗已经挽救了数千万人生命之后，人们对疫苗的信任和对健康监测的投入，反而比疫情前更低。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在美国，我们常讲某种说法——一方是反科学情绪，一方是自由派的过度干预。但这不仅仅是美国现象。比如加拿大的麻疹疫情比美国还严重；在欧洲，病例从2022年的127例猛增到2024年的超过3.5万例。几乎所有地方的常规疫苗接种率都在下降。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在美国，这场大流行最终造成了大约140万人死亡。这既是一个大数字，也是一个小数字。当你告诉人们要全力以赴——没人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基础病，感染的风险很低，尤其在医疗系统没有崩溃的情况下。这只是美国的特殊故事吗？还是你认为全球也是类似情况？其他地方没那么糟。美国确实特别极端——人们不愿再听疫情的事。它显然没有让我们团结起来。也发生了各种失误，还有很多未知。但很遗憾的是，全球健康事业并没有因疫情受益，反而受到了伤害。各国政府的债务状况也因疫情变差。这是近年来全球发展最清晰的故事之一：疫情确实减缓了进展——很多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我在查看某些指标时发现，进展放缓其实早在疫情前就开始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1990至2014年之间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此后几乎没再下降。在最严重的受灾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仍在改善，但全球范围内的死亡率已连续十年持平。儿童死亡率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000年的每千名新生儿77人降到2015年的44人，到2023年仅降至37人。这些数据只是统计假象？还是所谓的发展奇迹十年前就降速了？这个数字确实复杂。数据的采集方式有很多不同，解读角度也很多。但我认为，说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是非常危险的。我并不是在暗示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我只是想从近期历史中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在2000年提出的，到2015年，大多数目标都取得了良好甚至优异的进展。那真是奇迹般的成就——当联合国做出评估表时，大多数指标都是绿色的。但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只有17%的目标有望在2030年前达成，超过三分之一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我最近看到的那张评估图表——基本都是黄色、粉色和红色。总体评估是“严重偏离轨道”。确实，2015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结束节点。但非洲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在2019年前仍在持续下降。亚洲的下降趋势甚至一直延续到2019年以后。真正的异常情况是非洲。在那里，过去五年里，埃塞俄比亚爆发了内战，苏丹也爆发了内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财政和稳定性上都面临巨大挑战。光是债务问题就足够糟糕！我们现在应该像本世纪初那样，对这些国家实行债务减免，让他们的财政重新清零。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意愿。现在有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过教育或医疗支出的国家。我希望未来某个时刻，非洲能重新成为人们的优先事项。在所有这些衡量指标中，非洲的人口增长本身也在形成阻力。婴儿都在哪里出生？是在乍得，不是在瑞典。这是个错误——婴儿应该出生在瑞典。但事情并不是这么运作的。自1950年以来，出生在极端贫困国家的婴儿所占比例已从约10%升至约25%。这种人口基础的转移，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整体数据。三、“我最后拥有了这笔巨额财富” 那为什么是现在？盖茨基金会正在庆祝成立25周年。你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宣布终止计划，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样我们能做得更多，而不是守着钱等着传承什么奇怪的遗产。如果我们打算成为永久存在的基金会，我们每年只能支出60亿美元，而不是现在的90亿美元。我听说这被形容为“推注剂”策略——医学上指的是快速注射以迅速进入系统。我们平常花2000或3000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实际上以更低的成本在拯救生命。而且现在是一个奇迹般的时期。我们已经花出去的1000亿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建设研发管线，而基金会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研发中的项目。比如结核病项目——相较于我们过去25年的成果，我们现在的结核病项目简直令人震撼。我们将拥有艾滋病的基因疗法，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这个目标，因为这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把人工智能引入药物研发。这些工具太不可思议了——比如我们将如何把人工智能引入卫生服务系统。所有智能都将在AI中，因此你将拥有一个个人医生，甚至比有专属医生还要好——比富裕国家现在的医疗条件还要优越。我们也把这个目标用于教育辅导，用于农业顾问。所以，在我拥有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我们能实现什么？现在把钱花下去，而不是等将来再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你25年前是否曾考虑过基金会最终会终止？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慈善机构将在我和梅琳达去世后50年内花完所有资金。为什么要这样设定？世界将发生巨变。光是人工智能或政治的影响就足以说明问题。想象我现在制定一套目标，50年后某个人来解读，可能是善意地，也可能是误解，那是很可笑的。而且我们也不会缺富人。未来还会有更多富人，他们也会看到人工智能做了什么，政府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我也相信，良好的榜样会影响他人。我认为现在的富人应该做更多慈善，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例子。我希望20年后的富人也能更积极投身慈善。当年基金会刚成立时的慈善世界，和现在有多不同？首先要说，一个人拥有这么多财富本身就不寻常。但微软表现极为出色，于是我就拥有了这笔巨额财富。我和梅琳达——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我也和沃伦·巴菲特交流，一起研究那些伟大的慈善家。在你们的声明中，你引用了安德鲁·卡内基的一句话：“一个富有地死去的人，是可耻的。” 那么，这笔资源应该做什么用？在90年代，我研究其他基金会，问的问题是：儿童为什么会死？当时，我对这些疾病并不了解。我从未接触过。微软的公务出差带我去了南非，但我不是去贫民区卖软件的。好吧，我确实去过索韦托装了一台电脑，当时我很惊讶——哇，这里的电力供应这么差。但我对那个世界还很天真。而在我们取得的影响、建立的合作关系和获得的深入理解方面——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什么这些资源原本一直被搁置着？我们捐了区区5000万美元，却成了全球疟疾领域最大的资助者。那时候疟疾每年夺走60万儿童的生命。这个世界真奇怪，激励机制竟然无法把资源用于这种基本人道事业。这是个悲剧，也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四、“你永远无法真正归零” 我们来谈谈未来20年。在你们的公告中，你特别提出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没有母亲、儿童或婴儿因可预防原因死亡。” 以孕产妇死亡来说，我们如何从现状迈向归零？每当有人说“归零”，那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你永远无法真正做到零。美国都没做到零。但你可以实现几乎持平——让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死亡率相差不超过两倍。这是完全可实现的。怎么做？孕产妇死亡，主要是失血而死，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应对这种情况的新工具，这方面是我们过去五年的重大突破之一。现在正在推广应用。还有子痫（一种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这其实连富裕国家也没解决好。我妻子就经历过子痫。而且是两次。所以我们正在进行基础研究，研究如何用超声波观察胎盘发育，观察胎盘在子宫里的位置及发育情况，以及如何干预改善。是否能避免不必要的剖腹产？是否能在需要时及时进行正确的剖腹产？然后是妊娠期糖尿病，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对母婴都不好，还大大削弱了母亲未来的健康。大约一半女性在五年内会发展成严重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这意味着她们会早死15至20年。所以在孕产妇死亡问题上——即使对于像子痫这样连富国都面临的挑战，投入依旧很少。在未来20年里，我们应该能够将孕产妇死亡率再减半，尽管这会是一个加速过程。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奇迹时期”，这个指标的改善速度也并不理想。你也以类似方式看待儿童死亡问题吗？是的，在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方面，并没有发生某种停滞。数据确实显示下降速度从每年3.7%降到2.2%。但我们仍然可以再减半。在你们的声明中，你们还设定了一个目标：“下一代在一个没有致命传染病的世界中长大。” 许多传染病，在疾病负担减少之后，整个社区都会受益。所以你不必百分之百覆盖。有些病比如轮状病毒——轮状病毒无处不在，无法彻底压制。只能进行防护。你可以在美国医院里也找到它。但伤寒、霍乱——这些是可以消灭的。传染病的传播机制本身是有利于指数级下降的。我们即将在印度根除淋巴丝虫病——这太惊人了。还有内脏利什曼病。关于艾滋病，我们现在有了Lenacapavir——吉利德公司研发的这种注射药物，可以为女性提供六个月保护。如果全球资金正常，我们现在就会说，好，让95%的南非贫民区女孩使用Lena（对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 Lenacapavir 的简称），我们将在五年内打断病毒传播链。但现在，在资金被削减的情况下，这一切变得充满不确定。要人们接受注射，本身还是一个挑战，对吧？每年两次，而且这是一次痛苦的注射。很快我们将有默克的口服药物，每月只需服用一次。不用去医院。我们预计可以把成本降到2美元，这就更好了。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些女孩正处在风险中。你们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就开始致力于消灭疟疾，那时每年约有80万至90万人死于疟疾。如今的进展如何？ 2010年，死亡人数约为60万；到2018年，我们曾降到约40万，但现在又回升到60万。原因包括抗药性问题，以及新的双重杀虫蚊帐推广太慢——我们必须先把价格压下来。而且疟疾是种可能“反弹”的病，因为蚊帐会磨损，蚊子会进化，你的药物也会逐渐失效，疾病本身也在演变。我们有新的药物储备。青蒿素目前是我们主要的治疗药，但如果东南亚出现的抗药性快速蔓延，我们手里还有一些完全避开这种抗性的药物。我们目前的模型也显示，在某些地区，如果我们能将蚊子种群减少90%，再感染率就会降到足够低的程度，我们应该能从这些地区清除疟疾。刚果（金）和尼日利亚北部将是世界上最后的疟疾重灾区。但这不是五年或十年的目标。这将是我们20年期内的高难目标——在非洲根除疟疾。但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仍是营养不良问题。如果能避免儿童营养不良，光这一点就能将儿童死亡率减半。这也引出了你们的第三个终极目标：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让更多国家走上繁荣之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要根除贫困，但世界银行估算，以当前速度，要把所有人从每日生活费低于7美元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需要一个多世纪。尽管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取得了成就，世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确实存在贫困陷阱——当你既贫穷又健康状况不佳，人口增长又高。我们特别聚焦的贫困部分是数字金融，比如储蓄账户、贷款渠道。但我们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投入是农业。在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的背景下，非洲必须从粮食净进口地区转变为粮食净出口地区。非洲农业的潜力巨大。我们在种子改良方面是远超其他机构的最大资助者。但你们在这方面的推广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对吧？比如AGRA，这个旨在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的计划并没有达到它设定的目标。而且在转基因作物方面也遭遇了强烈抵制，包括那些通过引入其他生物基因的技术，还有所谓的“神奇种子”，它们采用的是基因编辑。是的。我们曾试图让大家对转基因持开放态度。我们的一个成功之处——这对全世界都很有利——是基因编辑的广泛接受。因此，未来将出现类似绿色革命的种子生产力提升和抗病能力提升，这得益于基因编辑种子的广泛接受。这是非常好的进展。我们完全有能力将非洲农业生产力提高一倍。目前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只有欧洲和美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你不能一挥手就做到，因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土壤较差，他们种的作物是本地特有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他们没有资金购买化肥。但从整体来看，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是在中非共和国或刚果（金）的一些地区，那会非常艰难。但就整个非洲而言，这是可以实现的。虽然那不是一个容易取得成果的地区，但我确实认为，在未来20年内，我们将看到非洲在健康和GDP方面都进入一条更好的轨道。五、“你可以说我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研发和药物开发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从实验室里取得的成果到落地所需的条件之间存在差距——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对前沿科技的热情中，忽略了那些传统公共卫生的基本需求。比如蚊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们对蚊帐也做了一些创新，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蚊帐。可它们确实挽救了无数生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是否真的能做出艾滋病疫苗？这些是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也有些事情是，比如轮状病毒疫苗最初是为富裕国家研发的，一旦通过试验，尽管生产成本高，我们必须把西方疫苗制造商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的成本导向结合起来。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连续谱。一方面，有些成果令人惊艳，比如我们对营养不良的理解——那本身就是个极具挑战的科学问题。肠道微生物群、婴儿微生物B.infantis，这些都非常惊人。所以我们确实做一些非常硬核的科学研究。但我们所做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取得实际成果。说到成果，你提到过很多次人工智能—— 我也希望不必依赖“魔法棒”，但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幻想。但确实如此：如果要确保未来20年令人惊艳，我们必须依赖基金会找到合作伙伴，在贫困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卫生、农业和教育体系——至少提前十年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被动等待。我对人工智能推动生物医学进步充满信心。但在实验室之外，交付端的问题似乎更棘手。有些疫苗，我们早就掌握技术，但却用了很久才让真正需要的人用上。种子技术也类似，你们也常遇到推广难题。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你应该看看我们一个演示案例：当人工智能训练完所有本地方言之后，一个住在非洲偏远地区的人，即使只有功能机，不是智能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就能拨打一个农业咨询热线，说：“我该种什么？价格是多少？” 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能“下沉”到他们所在的环境，因为它会讲当地方言、听得懂他们的语音，而且能通过现有基础设施完成沟通。这让我想起你以前说的关于疟疾和“网络气球”的那句老话。 “网络气球”的哪一句？哦，大概是2013年，谷歌推出一个通过气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网络服务的项目，好像叫Project Loon？你当时说，他们太执着于技术本身，而忽视了地面上真正迫切的问题：“如果你快要死于疟疾，你可能会抬头看到那个气球，但我不确定那能帮上你什么忙，” 你说。“一个孩子拉肚子时，不会有哪个网站能让他好受点。” 嗯，关于人工智能的正确想法是，它本质上是免费的智能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然就能惠及贫困国家。它对富人有用——市场机制也会优先满足富人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非市场机构，且对人工智能有深入理解，非常重要。我们将能做到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你可以说我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但我认为我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乐观。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未来20年会更好。不管怎样，就算有人说服我别这么想，我又能做什么？买一堆游艇？去赌博？这些钱本就应该回馈社会，以最可能带来积极影响的方式使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3小时前

大西洋月刊：特朗普正在实现基辛格的梦想，把道义从美国外交中赶出去

，如今却令人震惊地成为现实。通过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以及清除国务院中处理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办公室，特朗普几乎在一夜之间摧毁了整个曾致力于捍卫基本（曾被认为是美国核心）价值的政府体系。成立于1941年的自由之家，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组织之一，现在将结束80%的项目。国家民主研究所和国际共和研究所这两个政府资助的机构，过去在海外监督选举并支持反腐努力，如今已遭“DOGE”的锯刀砍伐——这两个机构已让三分之二的员工停薪留职，并正在全球各地关闭办公室。第三个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目前正在为保住经费而与国会搏斗。还有一道行政命令，直接关闭了美国全球媒体署，这个机构运营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并向伊朗、委内瑞拉、朝鲜等国家进行广播。这些电波每周传送到100多个国家的4.2亿人耳中。如今全都没了。特朗普政府甚至还撤销了威尔逊中心，这个外交政策智库的思想可能和名字太过密切——威尔逊总统以倡导“道义外交”而著称。基辛格会感到高兴吗？他确实对人权持负面态度，但那是因为人权是他实现首要目标——维护世界稳定、防止核战争——的障碍。就他的道德观而言，他认为只要能在主要国家之间维持一种以相互利益交织为基础的力量平衡，就可以遏制地缘政治的混乱与不可预测性。如果几个苏联犹太人不得不作为附带牺牲走进毒气室，那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以换取避免与苏联摊牌、引发全球毁灭的更大利益。虽然这代表了一种为了更高目标而进行的交易主义——哪怕道德上令人不齿，但现在的特朗普，则变成了彻底的交易。特朗普似乎扫除道德考量，不是因为妨碍了他设想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考量根本毫无价值——正如他的国务卿卢比奥所说，那些是“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过去的美国总统本质上更理想主义（虽然吉米·卡特可能是），他们只是找到了利用人权和民主促进作为宣传工具，以实现全球目标的方法——例如里根将共产主义描绘为无神论和不道德体制，乔治·W·布什把伊拉克战争包装成推动中东民主的大策略。特朗普根本无意使用这些理念。他眼中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美国必须表现出自己是最强的那一个。就这样，不服来干。我请教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作者杰雷米·苏里，让他从基辛格的角度想象这过去的100天。 “他会高兴看到力量优先于理念，”苏里说。“他长期批评美国沉迷于威尔逊式的执念，把软性元素、理想主义元素置于力量元素之上。” 基辛格还会欣赏特朗普对强国的重视，以及对国际组织如欧盟和联合国的轻蔑态度，苏里说，这些机构在基辛格眼中“最多只能算个麻烦”。基辛格也有自己的“特朗普式时刻”，在那种情况下，他在几乎不顾后果的情况下动用了美国的力量。智利的秘密干预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1970年，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大选，基辛格担心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散，他没有选择建立某种平衡，而是决定立刻消灭这个威胁。他据说曾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因为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 在加拿大最近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以大约44%的得票率获胜，人们甚至不难想象特朗普说出类似的话。基辛格在智利促成的军事政变，引发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残暴统治，这不仅让整个地区更加不稳定，还破坏了他追求全球稳定的更大战略目标。而他在另一部分更为有效——更持久、更不“特朗普化”的战略举措中，确实推动了全球力量格局的“系统性转变”，正如苏里所说：与苏联实现缓和（不管那些犹太人的命运），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哪怕数千万毛时代的受害者被抛在脑后）。这些行动同样没有考虑道德因素，但至少有清晰的战略意图，旨在实现更多的安全与稳定。是否值得做出这样的交换，是基辛格的遗产留给我们的疑问。他绝不会预见一个美国外交政策中“传教士精神”完全消失的世界。理想主义者曾是基辛格的对立面，即使他们称他为“战争罪犯”，就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那样。但基辛格知道，他们一直是制衡力量，是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传统力量。如果这股力量不再存在，一个更冷酷、更残忍、更自私的现实政治版本就此上台，这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一篇关于国务院新变化的报道中，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根据一份备忘录，员工被要求“精简”国务院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使其与“近期发布的行政命令”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份备忘录解释说，报告应删除诸如监狱虐待、政府腐败和无正当程序拘押异见人士等内容。报告中只能保留国会法律要求的最基本内容。在有关萨尔瓦多的报告中，其监狱系统已成为被美国驱逐的移民的“垃圾场”，但报告中将不再有关于这些监狱条件的细节。而关于匈牙利——特朗普在那里的盟友是强人奥尔班——备忘录显示，“政府腐败”这一部分将被删除。即使在过去，美国无视自己的理想，或者只在表面上提及它们，或者有像基辛格这样的领导人刻意绕过它们，这个国家仍然以暴政行为的记录者自居。如果你是异见者或受迫害的少数群体，你曾至少能安慰自己：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中，有人正在撰写一份报告，有可能记录你所经历的歧视或屠杀。美国曾给予人们发声的机会——一条热线，另一端有人愿意倾听。但现在，特朗普正将这条热线彻底切断。已经没有人接听这通电话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02 00:00

IBM豪掷1500亿美元押注美国：量子计算与AI引领科技新战局

平。首席执行官阿尔温德·克里希纳透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关闭导致相关项目受损，另有15个政府合同被暂停，涉及金额约1亿美元。此外，客户在非必要项目上的决策延迟也影响了咨询签约额。尽管如此，克里希纳强调，IBM的政府合同多为“任务关键型”，如处理退伍军人福利申领，短期内不易被削减。高管言论与市场解读阿尔温德·克里希纳在4月24日财报会上表示：“我们高度赞赏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理性监管的关注，这将增强美国的竞争地位。尽管咨询业务短期承压，但我们的量子计算和AI战略将为长期价值创造奠定基础。”他强调，IBM的本土制造传统使其在关税环境中更具韧性。 D.A.戴维森分析师吉尔·卢里亚指出：“15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看似惊人，但更可能是对特朗普政府的一种战略示好，旨在保护IBM的政府合同和市场地位。”他认为，量子计算仍需5-10年实现商业化，短期内难以贡献显著收入。韦德布什分析师丹·艾夫斯评论：“IBM的做法与苹果和台积电类似，通过本土投资巩固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苹果因海外制造面临关税压力，而IBM的本土化优势使其更具灵活性。” 编辑总结 IBM宣布的1500亿美元投资计划彰显其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同时反映了对特朗普政府本土制造政策的积极响应。相较于苹果因海外制造面临关税压力，IBM的本土生产模式使其更具战略优势。然而，咨询业务因政府削减开支而承压，凸显其对公共合同的依赖。市场对IBM投资的长期价值持乐观态度，但量子技术的商业化仍需时日。未来，IBM需平衡短期财务压力与长期技术突破，以维持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名词解释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力学原理进行计算的技术，理论上可大幅超越传统计算机，适用于复杂问题求解。来源：IBM官网。人工智能（AI）：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广泛应用于数据分析、自动化等。来源：TechTarget。大型主机：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用于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关键应用，IBM为主导厂商。来源：IBM官网。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政府机构，负责国际援助项目，2025年被特朗普政府关闭。来源：CRN。特朗普关税政策：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进口商品（尤其是中国）加征10%关税，旨在推动本土制造。来源：纽约时报。 2025年财经大事件 2025年4月28日：IBM宣布1500亿美元投资计划，未来五年在美国布局量子计算和AI，300亿用于本土制造，响应特朗普政府政策。来源：IBM新闻稿。 2025年4月24日：IBM发布Q1财报，收入145.4亿美元，同比增长0.6%，咨询业务下降2%，受政府合同削减影响。来源：CNBC。 2025年2月25日：苹果承诺5000亿美元投资，未来四年在美国建设AI服务器工厂，应对关税压力。来源：路透社。 2025年2月7日：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建第三座工厂，响应CHIPS法案和关税政策。来源：彭博社。 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宣布AI基建投资，OpenAI、软银和甲骨文联合投资1000亿美元建设AI数据中心。来源：路透社。国际投行专家点评 2025年4月29日，Gil Luria（D.A.戴维森分析师）：“IBM的1500亿美元投资不仅是技术战略的延续，更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姿态，以保护其政府合同免受进一步削减。”来源：路透社。 2025年4月28日，Dan Ives（韦德布什分析师）：“IBM效仿苹果和台积电，通过本土投资巩固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其本土制造优势使其在关税环境中更具竞争力。”来源：CNBC。 2025年4月25日，Wamsi Mohan（美国银行分析师）：“IBM在量子计算和AI的长期布局使其成为科技转型的潜力股，但咨询业务的短期压力需密切关注。”来源：StockAnalysis。 2025年4月20日，Toni Sacconaghi（伯恩斯坦分析师）：“IBM的量子投资虽具前瞻性，但商业化周期较长，短期内需依靠软件和咨询业务稳定现金流。”来源：彭博社。 2025年4月15日，Laura Martin（Needham分析师）：“IBM的本土投资计划有助于缓解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但其成功取决于能否将量子技术转化为实际营收。”来源：Barron’s。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4-30 00:10

彭博：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在中国引发了支持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浪潮，批评政府的人现在也希望坚持到底

“注定被抛弃”。在亚洲以外，特朗普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举动，削弱了美国在新兴国家中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而这些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加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关闭美国之音的尝试，也使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被让渡给中国日益成熟的宣传体系。彭博经济研究对过去几年中大量演讲、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对美问题观察员的报告以及社交媒体发帖进行评估后发现，很多人相信，随着美国陷入螺旋式衰退，中国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网络讽刺特朗普正在伤害美国自身。还有人将特朗普对官僚机构的混乱攻击比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红卫兵被动员起来摧毁国家机构。最近几周，微信、小红书和TikTok等平台上出现大量发布梗图和AI生成的图片，描绘美国人变得臃肿滑稽，在工厂里组装iPhone，并推送这样的叙事：美国支持关税和对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施加暴力。当然，过去关于美国衰落的预测屡屡被证明是错误的。早在1991年，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的王沪宁就曾撰文称，美国社会“建立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之上的体系，明显在输给建立在集体主义、自我牺牲和威权主义基础上的体系。” 那时王沪宁讨论的是美国与日本的竞争，而日本后来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通缩衰退，经济被中国和德国超越。但这些话至今仍引发共鸣。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后，王沪宁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的需求激增，价格一度飙升到2900美元一本。 2017年，习近平提拔王沪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使他成为中国七大最高领导人之一。同年晚些时候，习近平宣布，“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随着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并使全球舆论转向反对中国，习近平因放弃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策略而在国内遭到一些批评。邓小平主张中国应保持低调，悄然积蓄力量。包括邓小平之子在内的一些声音警告称，中国政府过早引起国际关注存在风险。然而，如今很少有人质疑习近平的做法。宁波出口商张表示：“早在2019年，政府通过我们的贸易协会来调查意见时，分歧还很大。当时还有不少人对美国抱有幻想，希望中国政府尝试进行友好沟通，甚至作出妥协。” 他接着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战的问题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斗争的呼声已经唤醒了中国官僚体系。多年来，官员们为了避免卷入习近平的反腐整肃，普遍保持低调。如今，他们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更高效地协助出口商应对他们眼中的外部敌人。从阿里巴巴集团到京东集团和拼多多，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正在加速推出支持本地出口商的政策。阿里巴巴的淘宝天猫平台下调了平台费用和商品推广费用，并组织每周出口导向型营销活动。京东计划在一年内采购至少2000亿元人民币的出口商品，转卖给国内市场。中国选择奋起反击，部分原因是别无选择。自行承担关税成本，会让很多企业家破产。总部位于杭州的一家中型电商平台高管陈（Vivian Chen）表示：“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懒得谈判了。” 厦门出口商尤（Michael You）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厦门是毗邻台湾的沿海城市。他的公司和许多其他出口商从特朗普第一次发动贸易战时起就开始准备，比如更多向小型美国商户销售，而非大型零售商。目前为止，他已将所有关税成本转嫁给美国客户。尤表示：“即使我们想作出让步，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他80%的收入来自向美国商店销售塑料袋和纸袋等包装商品。虽然中国政府正在各个平台上通过大量社交媒体帖子引导公众舆论，但尤的言论表明，基层的爱国主义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他说：“在整个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 通过帮助中国实现团结，特朗普的极端关税政策削弱了他第一任期所采用的策略。2020年，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称，共产党并不代表14亿中国人，并呼吁世界支持中国异见人士对抗习近平政府。但这一次，强硬施压中国让步的行动，与一些领导人如副总统万斯对中国民众的蔑视性言论结合在了在一起——万斯将中国人贬称为“中国农民”。更令习近平受益的是，特朗普还对美国盟友和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加征了高额关税，使北京得以将自己塑造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并减少了企业转移出中国大陆的选择。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这股爱国主义热潮能持续多久。真正的考验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到来，当普通中国工人开始失业并面临经济困境时，局势将更加严峻。除了应对特朗普的关税，中国还面临消费疲弱和房地产行业持续崩溃的挑战。在开发AI等未来关键技术所需的尖端芯片领域，中国依然落后于美国。据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军队整肃行动已扩大至排名第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成员之一。这一系列扩大的调查，已经导致两名中央军委成员以及过去两任国防部长落马，外界开始质疑习近平对军队的信任程度。此外，围绕下届中共党代会的权力角逐已经开始。党代会是中国政治日程上最重要的事件，将于2027年举行。现年71岁的习近平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指定接班人。对习近平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他能渡过这场风暴，建设出一个更加具有韧性的中国，让中国在全球进一步融合，并在科技领域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这包括以DeepSeek最近的成功为基础，展示中国在美国技术限制下依然可以取得进步。至少目前，全国大部分人正在支持他。一位在广东、印度和东南亚经营工厂的中国玩具及纺织制造商表示：“几个月前，我还在说，我从未见过人们如此不满——对生活不满，对习近平不满，对未来充满担忧。”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说。“人们虽然仍然非常担心自己的工作和收入，消费也在收缩，但现在，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是美国。”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30 00:00

国际特赦组织发布新报告，称特朗普是人权恶化的“超级加速器”，严厉批评中国强化镇压

了被忽视的冲突，如缅甸，警告特朗普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预算正在加剧那里的危机。他们还谈到了塔利班在阿富汗持续镇压女性权利的问题。报告描绘了亚太地区因政治动荡、镇压和武装冲突引发的“令人担忧的人权局势”，还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关于言论自由，报告指出，北京出台新措施，防止内地互联网用户“使用俚语及其他‘隐晦表达’规避网络审查”，同时，包括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劳工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在内的人群持续成为打压对象。纪录片《白纸运动》的导演陈品霖，因为记录中国大陆在新冠疫情期间极端限制人权的和平抗议，在2025年1月，被上海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闭门审判，并被判处三年半徒刑。旅居美国的著名当代艺术家高兟，去年8月与妻子和儿子回国探亲时被拘留，被控“侮辱革命烈士”，高兟通过艺术作品揭露并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恐怖历史的反思。国际特赦组织还记录了北京持续“打压非汉族群体，包括任意拘留文化和宗教人士”。报告指出，北京方面一贯否认所有虐待指控，但至今“未采取任何措施追究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及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责任”，同时西藏地区的学校持续被关闭，威胁到当地文化和语言的延续。报告警告，LGBT活动人士也面临“被任意拘留”的风险。在中国大陆以外，报告指出，香港立法会在2024年3月一致通过了《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与北京在2020年中期强推的国安法相辅相成。香港现行的规则依据中国大陆已经应用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宽泛定义，且拥有更强的执法权力和更严厉的处罚措施。依据这些法律，45名民主派人士因组织立法会选举非官方初选，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最高被判10年监禁。香港当局还将更多海外民主派人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并取消了他们的护照。报告称，各种形式的跨国打压现象盛行，甚至在海外学习的大陆和香港学生也“遭到监控”。报告指出，中国被怀疑是全球死刑执行最多的国家。尽管确切数字仍不得而知，但死刑的使用“被认为非常普遍”，包括对毒品犯罪者的执行。新的司法指导方针还鼓励对支持台湾独立的人适用死刑。在布鲁塞尔的发布会上，卡拉马尔表示，仍有一些理由保持乐观。她说，“专制掌控和国际法的毁灭并非不可避免”，并指出在一些国家，选民已用行动明确拒绝了这样的政治模式，“从孟加拉到莫桑比克，从韩国到土耳其，民众的抗议显示出人们不会被专制手段吓倒。” 她还称赞国际刑事法院追究领导人责任的进展。“看看最近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前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因与毒品战争有关的谋杀危害人类罪被捕。这个曾被认为不可触碰的人。” 尽管如此，她表示，国际特赦组织正在发出“史上最严厉的警告”，警示人权状况。她承认，不只是特朗普的这100天让世界走到了“悬崖边”，但她强调，世界必须“觉醒”，以免“有毒趋势演变成一个新的剧毒常态”。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30 00:00

金融时报：特朗普没想明白，对全球经济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幅缩减，而所谓的“政府效率部”也几乎让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最后一点功能名存实亡。在拜登政府下，美国竭力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尤其是半导体。但由于在政府和企业投资方面远远不如中国，同时对本国工业释放了错误信号，美国在许多绿色技术领域已经大幅落后。如果一个国家想发展太阳能或风能，或用电动车（包括电池）取代内燃机汽车，通常都会从中国采购那些受到大规模补贴的设备。罗迪姆集团咨询公司估算，中国在2023年全球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出口中占比达到53.5%，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35.5%；在锂电池和半成品电动车方面的出口份额也已超过50%。美国则通过补贴和对进口产品加征保护性关税，试图在本土市场建设自己的电池、电动车和太阳能产品产业。本周，拜登政府的一个措施终于落地，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宣布征收高达3521%的“中间层关税”。这在政治上可能是维持美国太阳能产业所必须的措施，但这永远无法让美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国。在电动车领域，欧盟正在努力将中国的先进产能整合进本土市场。而美国，由于其本土汽车产业长期受到贸易保护政策影响，重度偏向生产其他国家并不需要的大型耗油皮卡车，正在打造一个低技术、高价格、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的电动车行业。如果无法依靠技术来促成贸易协议，美国是否还能依靠本土市场这一筹码？在这方面，美国确实仍优于中国。中国继续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告诉我，他们最近一次可以计算的相关数据是2019年（新冠疫情前最后一年），当年美国在全球商品进口中占比15.4%，而在最终需求（即考虑每个生产阶段的附加值）中占比达到17.5%，远高于中国的9.7%和欧盟的11.3%。美国长期以来利用市场准入作为诱饵，要求贸易伙伴降低关税，接受美国在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或许这种策略最后的高光时刻，是2016年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12个亚太国家签署，旨在通过这些亲美经济体对中国形成包围。但国会阻止了协议的推进，最终特朗普在2017年彻底退出。被冷落的各国，随后将TPP改造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删除了美国当初强加的知识产权条款。从那以后，美国利用本土市场作为贸易杠杆的能力不断减弱，不仅因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也因为在华盛顿，贸易协议已经变得政治高度敏感。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恢复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但这个框架只要求伙伴国家接受美国的劳工标准和其他规则，却没有在出口市场方面给予回报，在亚太地区引起了普遍困惑。特朗普的思路是，用高关税威胁取消市场准入，然后作为回报，恢复准入条件以换取贸易让步。这完全是“只用大棒，不给胡萝卜”。他威胁要永久提高进口税的可信度，受到金融市场情绪影响极大；而即便达成协议后是否会保持低税率，也极其不可信。在这场全球贸易的博弈中，特朗普继承了一手逐渐走弱的牌，却打得极差。贝森特和其他官员如今处境危险。美国已不再拥有曾经用于主导全球贸易的援助、技术或市场准入优势，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正迅速加剧美国永远失去这些影响力的可能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6 00:00

特斯拉CEO马斯克称下个月他花在政府效率部的时间将“大幅”减少

据。同样在 2 月，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并将被并入国务院。

金融界04-23 07:46

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

条战线上攻击律师事务所，一条战线上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一条战线攻击我们的大学，一条战线破坏北约，还有一条战线颠覆全球贸易。 5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那些不是单个的攻击，而是一次整体行动，目的是破坏文明秩序中可能限制川普攫取权力的部分。想击败它，就必须协调一致地行动。 6 目前为止，被川普攻击的领域都单独做出回应——律师事务所寻求自我保护，大学也一样。除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支持帕金斯·科伊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其它律师事务所都试图确保自己能单个与川普和平相处。是的，哈佛大学最终坚持了底线, 但哥伦比亚大学妥协了。这是灾难性的策略，它确保川普会一个接一个地践踏受害者；他分而击之。【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川普想下的那盘大棋当川普的威胁让律所不敢出来辩护，法官害怕到”脊背发凉” 美国正在被美国总统袭击，这是美国律师正在做的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被川普大清洗的监察长们，正在急切地向美国敲响警钟【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正面对决” 7 慢慢地，许多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但这些努力也是孤立和分散的。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的几个成员在组建捍卫学术自由的联盟。这很好。但那只是美国4000所学位授权高校中的18所。 8 目前为止，唯一真正具有大规模民众抵抗运动迹象的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集会。但那种应对川普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党派集会让这场斗争看起来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正常较量。【延伸阅读】 9 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正常的政治，而是对公民社会基本制度的攻击，是对所有人都应宣誓效忠的东西的攻击—— 无论你是民主党、独立党派还是共和党。 10 是时候来一场全面的全国性公民抵抗运动了。是时候大学、法律界、商界、非营利组织和科学界及公务员及更多领域的人形成一个协调的民众运动了。川普只在乎力量。阻止他的唯一办法，是形成具有与之抗衡的力量的运动，和他针锋相对。 11 历史上，人民面对专制攻击时正是这样做的。埃里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在《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一书中研究了数百次非暴力抵抗运动。那些运动采用了能掌握的各种工具——诉讼、群众集会、罢工、怠工、抵制等不合作和抵抗方式。 12 那些运动从小规模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它们构思出明确的信息，吸引不同群体。它们改变叙事方式，使专制者不再永远处于攻势。有时，它们采用非暴力手段激怒政权采取暴力行动，从而震惊全国，削弱政权的权威，进一步加强抵抗运动(如塞尔玛的民权运动[注])。 [注]也称“血腥星期日”，发生于1965年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当时人权人士为争取投票权游行示威，遭警察镇压。现在，川普主义正在分化公民社会；如果方法得当，公民抵抗运动也可以分化川普主义势力。 13 切诺韦斯和斯蒂芬强调需要协调。不必非有个具有魅力的领袖，但一定要有一个骨干组织和协调机构开展建立联盟的工作。 14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一书中研究了那些经历危机又恢复过来的国家。他指出，那些得以复苏的国家没有将一切说成灾难——没说一切都糟透了，需要一把火烧掉。他们会仔细盘点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领导人承担起自己在社会问题中的责任。 15 我觉得这是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建议。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构信任度极低的国家。大学校长、大型律师事务所、媒体机构和企业高管面对着一堵怀疑和嘲讽之墙。如果他们参加反对川普的大规模公民抵抗运动，就必须向民众表明，他们了解导致川普上台的制度上的缺陷；必须表明他们在以民主的方式寻求改革体制。不仅捍卫制度，还要有新的方向。 16 我们来说说大学。近30年来，我有幸断断续续地在美国大学任教，每年还去一、二十所大学参观。那些大学是美国皇冠上的明珠，是科学和创业创新的中心。大学里的学者以无数方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17 我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种情况：孩子大一入学时，求知欲强，但思想尚未成形。到了高年级，她身上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她觉醒了，有文化，有了思辨能力。大学再一次发挥其神奇的作用。我们的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来到美国。 18 但与所有机构一样，美国大学也有缺陷。许多大学听任自身被令人窒息的进步主义笼罩，对美国的一半人口说：你们的声音不重要。名牌大学的招生政策偏向富人孩子，造成教育鸿沟。如果是同样的富人家庭一代又一代地出人头地，那么，人生败家会掀桌子就不足为奇了。 19 换言之，公民抵抗必须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是阻止川普，挫败他的各种企图，加大诉讼，让他的追随者倒戈。长期目标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不仅要严厉打击川普，还要严厉打击川普主义的根源；那是一个点燃希望的目标。无论是大学、移民制度还是全球经济，我们都不能回到川普当初从自动扶梯下来时的状况。 20 我不是个喜欢群众运动的人。如果不是作为记者去报道，我一般不会参加示威或集会。但美国现在需要的正是抵抗运动。川普给美国伟大的制度套上枷锁。我们已身处绝境，能失去的，只有枷锁。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1 00:00

内斗不止，鲁比奥赶走负责解散国际开发署的特朗普死忠粉，MAGA群起攻击

据Politico，上周，负责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中的重要人物彼得·马罗科离开白宫会议后，返回国务院办公室。但保安告诉他已不再是国务院员工，因此无法进入大楼。马罗科被解雇的消息，迅速在共和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圈层中传开，令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感到震惊。他们一直将马罗科视为政府内部忠诚核心圈的一员。右翼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国务卿鲁比奥，指责他破坏了MAGA的“颠覆性”议程。然而，马罗科的突然被解职并不是一时冲动，知情人表示，是鲁比奥解雇了马罗科。至于原因，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名政府官员称，鲁比奥和其他人认为马罗科作风强硬、难以与同事协作，因此希望他离职；另一些人则指出，两人在如何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问题上存在实质性分歧。与此同时，马罗科的支持者则认为鲁比奥及其团队封闭、控制欲强，并阻碍了特朗普下达的“DOGE”议程。一名白宫官员表示，上周紧张局势达到顶点后，鲁比奥曾向一位白宫高级助手申请批准，以解雇马罗科。他形容马罗科的解职是白宫内部第一次对来自MAGA世界的人物进行清洗。在马罗科被免职后的这几天里，他的MAGA盟友纷纷为他辩护，同时对鲁比奥产生了新的怀疑，包括质疑他为何要保护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他是否对总统忠诚。 MAGA阵营的激进派将怒火指向鲁比奥，鲜明地反映出MAGA圈层与那些他们视为建制派之间持续的内斗。由于很多人认为鲁比奥在内阁中的权力本就岌岌可危，马罗科的离职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他在特朗普亲信中的地位。 “他根本不是MAGA的人，他是新保守主义者，”一位特朗普盟友谈及鲁比奥时说，并道，这一举动“迟早会让他自食其果”。另一位熟悉情况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鲁比奥确实对马罗科感到不满，但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分歧。这名官员说，马罗科与许多直属同事关系不佳，包括下属。鲁比奥和其他人也对马罗科处理日常工作的方式感到沮丧。 “想让他离开的人不止鲁比奥，”这位官员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白宫那边也有人在投诉他。” 一位与曾在国务院与马罗科共事人员保持联系的前美国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看法。马罗科基本排除了那些可以协助他开展工作的职业官员，经常“盲目行动”，这位前官员表示。马罗科一贯让同事不满，包括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多个职务时。2020年，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了几个月，风格和要求引发员工强烈反感，以至于他们起草了一份长达13页的备忘录，向机构高层表达担忧。这位前官员表示，这一次，一些工作人员尤其对他起草备忘录和电报的措辞感到沮丧，这些措辞后来还影响了涉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法院案件。鲁比奥今年3月宣布，83%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已经被削减，称这是“早该进行的历史性改革”。但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希望保留部分剩余项目，而马罗科则想彻底摧毁这个对外援助机构，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争议就在这里发生。他们在是否彻底终结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名白宫官员说。国务院官员则驳斥了鲁比奥反对全面关闭这个机构的说法：“任何关于我们打算保留美国国际开发署运作的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 3月下旬，鲁比奥曾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将被关闭，剩下的项目——“那些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一致的内容”——将并入国务院。 “这样可以打造更简化的流程，让每一笔美国资金的使用都得到监督和问责，”这名官员接着说。但这仍未能阻止MAGA圈的剧烈反应。在这个运动中，一些知名人物将此视为背叛“自己人”。极右翼影响者劳拉·卢默就发布了社交媒体帖子，煽动她的支持者对鲁比奥发难。卢默在本月初在总统办公室向特朗普提出，有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官员不够忠诚、与MAGA不一致，促成了那一轮国安官员解职潮。特朗普的盟友称，马罗科被视为“死忠”，他推动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是最受特朗普基本盘欢迎的“DOGE”政策之一。而鲁比奥则在特朗普的国务卿位置上站得并不稳，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更传统的共和党人，还在2016年与特朗普竞争过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加入特朗普阵营以来，鲁比奥努力向MAGA右翼靠拢。他曾出现在多个面向这个阵营观众的节目中表现自己的忠诚，在言辞和行动上紧跟特朗普路线，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令许多原本认为他是温和派的人感到意外。在某些情况下，MAGA派别也为鲁比奥的举动叫好，比如他本周决定取消国务院名下一个专注于打击虚假信息的项目的剩余部分。极右翼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是用来压制保守派言论，而支持者则表示，这一项目旨在对抗俄罗斯等敌对国家进行的信息战。虽然鲁比奥保留了一些与紧急粮食援助和健康相关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但他也表明，马罗科离职并不意味着对美国对外援助削减的结束。本周早些时候，鲁比奥宣布，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取消了另外139项价值2.14亿美元的拨款”，他将这些项目描述为资助左翼运动的资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0 00:00

贸易战开打前，中国经济抗议活动飙升至创纪录水平！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受威胁

，由于特朗普政府早些时候撤销对该项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金支持，该平台已暂停所有工作，这使得外界更难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舆情。尽管社会动荡尚不足以对中国当局构成根本威胁，但这类动态仍被密切关注，因为它们可能促使决策者加大刺激政策力度。在中国，小规模、局部的抗议相对常见，但由于政府严格的网络控制和全民监控，协调性全国性抗议非常罕见。多数经济抗议与劳动争议或房地产项目长期烂尾相关，受害者多为工人和购房者。随着美方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这类经济焦虑预计还将加剧。摩根士丹利指出，关税的实施正加剧家庭对就业、收入增长和投资损失的担忧。根据该行在新一轮关税公布后进行的一项调查，44%的中国消费者表示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可能面临失业风险。总部位于巴黎的QuantCube科技公司追踪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两个月，中国职位空缺数量同比大幅下降近30%。该公司通过监测2000多家中国企业的在线招聘信息来实时追踪劳动力市场。高盛估计，可能有多达2000万人（约占中国劳动人口的3%）的就业直接依赖对美出口。尽管中国经济某些领域仍然疲弱，但企业因担心加征关税而提前出货，带动出口增长，推动上季度GDP增长达5.4%。不过，中国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已跌至自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因对“清零政策”不满，全国爆发了广泛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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