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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siCo调整DEI计划取消少数族裔目标,Coca-Cola坚持多元化承诺,企业文化面临重要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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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目标,并且希望在美国各级公司中确保
种族
和民族的代表性与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相符。 Coca-Cola警告称,如果无法维持促进创新、协作和包容的企业文化,可能会破坏公司运营并对未来成功造成不利影响。 政治气候对DEI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背景下的政策调整 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公司和学校纷纷重新评估此前实施的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政策。这一波政策调整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密切相关,特朗普已结束联邦政府内的DEI项目,并警告学校如果不结束相关项目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 PepsiCo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重新审视并调整他们的DEI计划,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以及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 企业和公众反应:PepsiCo的调整引发不同声音 PepsiCo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公众反应。保守派活动家Robby Starbuck在社交媒体上表示,PepsiCo的行动值得赞赏,并称Coca-Cola应该对继续实施“觉醒政策”感到担忧。Starbuck认为,PepsiCo的行动是对当前社会变革趋势的积极响应,而Coca-Cola可能因坚持其DEI政策而面临风险。 然而,也有反对者认为,减少DEI目标可能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 相关大事件 2024年1月: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DEI政策,结束联邦政府内的相关项目。 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广泛影响了DEI政策。 2024年:PepsiCo宣布将结束其部分DEI计划,调整管理目标。 名词解释 DEI(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旨在促进社会各群体平等机会和权利的政策和文化倡议,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和LGBTQ+群体。 包容性文化:一种文化理念,强调每个成员的平等参与,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尊重和支持的环境。 特朗普政府:指由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许多方面引发争议,包括对社会公平、移民和DEI计划的立场。 编辑观点 PepsiCo的DEI政策调整显示出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许多公司可能会面临政策变动的压力。虽然PepsiCo表示包容性仍然是其核心价值之一,但放弃具体的多样性目标可能会影响外界对其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此同时,Coca-Cola坚持其多元化和包容性目标,显示出两家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不同战略方向。 来源:今日美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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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股网
02-23 00:11
联邦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反DEI 行政命令关键部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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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
种族
为考量的大学招生政策后,反对DEI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而“DEI”也逐渐成为保守派用来批评国家发展方向和自由派政治的贬义标签。 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猛烈抨击DEI,称其具有破坏性且充满分裂,并誓言要在联邦政府全面消除DEI。 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最初几天兑现了这一承诺,发布行政命令,旨在结束“非法歧视”,并恢复“以能力为基础的政府服务体系”。 除了要求全面取消联邦政府内部的DEI和“环境正义”团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指示各机构负责人列出可能因DEI做法而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大学和非营利组织。 此外,这些命令还规定,政府合同和拨款,需以公司和组织证明其未从事可能违反反歧视法的DEI实践为前提条件。 对此,谷歌和德勤等公司已停止了某些多元化项目,例如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招聘目标。而其他企业仍在重新评估其DEI计划,因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威胁发起调查。 2月3日,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餐厅机会中心联合会,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和市议会。 他们认为,这些行政命令已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例如,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表示,命令措辞含糊不清,使成员面临“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承诺不参与被禁止的DEI活动,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要么自我审查,以避免政府审查。 在最近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命令正在“制造恐惧,并已开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压制核心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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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23 00:01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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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一理论常被极右翼群体利用,宣扬
种族
焦虑和反移民情绪,煽动仇恨犯罪,因而受到广泛批评。“大取代”理论属于范围更广、历史更久远的“白人
种族灭绝
”阴谋论的一部分。“白人
种族灭绝
论”由美国新纳粹主义者大卫·莱恩在其1995年著作《白人
种族灭绝
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中提出,声称西方世界国家的政府打算将白人变成“灭绝物种”。 有个解释是——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儿时没得到足够爱的可怜小男孩,在寻找人生意义,寻找爱。这不是为他找借口,因为他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人,他应该接受治疗。 但是,提供简单答案——“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那些右翼阴谋论确实搔到一些人的痒处。 这是一种宗教。是他们对世界的解读。 埃兹拉:也是一种政治。马斯克是南非人。彼得·蒂尔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南非度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也是南非人。 我不知道这种解释该占多大分量,但似乎有道理,也很有趣。蒂尔、马斯克和萨克斯是硅谷里拥护川普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独特的政治经历,见证了南非白人少数群体从掌控国家到成为国家中受惊吓的少数群体。 卡拉:很多这种人都有这种特质。硅谷的人也如此。 这一点与硅谷的观念——高度男性化、自以为无所不知——结合起来,就会有:那些愚蠢的人为什么挡我们的道? 南非,我不知道。我不知是不是那里发生的什么造就了那些人。也可以同样去说来自俄罗斯或 的人,或印度移民。他们都带来那里的文化。 对于南非,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注]的方式,或者怀念过去好时光的方式。 [注] Athol Fugard,南非剧作家,以反对
种族隔离
制度的政治和深刻戏剧而闻名,被认为是南非最伟大的剧作家。 他们试图扮演男人 埃兹拉: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收购,他曾试图反悔,但最终买下。接手后,他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人们谈论裁员,谈论削减浪费或降低成本。但回头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硅谷的文化角度来看,那都是首席执行官对过度授权的自由派倾向的员工队伍重新确立控制权。请谈谈他对员工文化的影响。 卡拉:有趣的是,那些CEO很多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想成为大佬,但做不到,也不会去做,因为担心别人怎么说,他们只互相观察。 而这个人,上来就做。 在硅谷,员工是唱主角的,他们喜欢畅所欲言。谷歌开创了这种风气,规定员工每周五可以畅所欲言。结果会发生什么? 埃兹拉:Facebook每周五举行会议,扎克伯格回答员工的问题。他们还开发了Slack和Teams等内部聊天软件,允许员工随便发表言论。 卡拉:他们赋予员工权力。然后有位CEO,应该不是小扎,说:“现在他们开始顶嘴了。”我说:“你以为呢?” 他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引发的事情感到惊讶,我对他们的惊讶感到惊讶。 他们让员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员工就说了想说的话。然后他们被那些话惹恼了。 他们很难反击,因为人才在硅谷很宝贵。所以必须让每个人都做自己。这让许多CEO恼火。 看到马斯克的做法,硅谷CEO们会说:他可以这么做,我不行。我得听多元、公平和包容性人士的意见——虽然我讨厌那些人。但他不必,他可以随心所欲。 当马斯克这么做并裁员时,其他人也想效仿。 埃兹拉:所以,2020–2024年疫情期间,在#MeToo和“黑人命也是命”兴起时,硅谷CEO阶层变得极端化。 我认为这与Slack和Teams等软件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其变化维度被低估。 确实能在扎克伯格的个人转变中看到这一点。马斯克最终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化身。在我看来,许多CEO被激怒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他们想夺回控制权。 这和马斯克现在引入政府的理论如出一辙。他谈削减开支、减少浪费,但他真正想为川普或自己争取的,是控制权。 卡拉:没错。他应该是:让我摆脱那些讨厌的人。 再说一遍,这是君王做派。他们创建公司的方式就是君主式的。扎克伯格拥有绝对控制权,他不会被解雇,他永远都在。 他们喜欢君王做派,但事情并不如愿。有记者烦他,有员工烦他。他对多元化必须至少表示赞同,否则会受到羞辱。在这方面,他没有马斯克的决绝。 他们试图以他们眼中的阳刚方式证明自己。那就是对男人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读高中时都不被认为有男人味。这是书呆子的复仇。 对于小扎,是以他的项链和T恤——我觉得看上去很傻,但没关系,他喜欢就好——或混合格斗,或水上摩托,或健身,展示肌肉。贝佐斯(Jeff Bezos)也是这样:看我的肌肉,看我的漂亮未婚妻。他们试图扮演男人的角色。 这很可悲。但给了他们极大安慰。 埃兹拉:对我来说,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相约在笼子里打架,是这个阶层的意识正在发生转变的关键信号。 这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扎克伯格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而马斯克一直嘲笑他。他们没打成架——打的话扎克伯格会赢,但实际上马斯克赢了,因为他做的就是嘲笑扎克伯格。 卡拉:他们彼此不喜欢。 埃兹拉:在一个大型CEO科技会议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注]被问及约架的事,他在Substack上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打架很好,因为我们失去了希腊人的阳刚美德。 [注] Marc Andreessen,Netscape的合伙创始人,是硅谷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被视为“硅谷非官方教父”。他曾经支持奥巴马,而在近年来则倡导“技术至上主义”(Techno-Optimism),因其反身份政治、去监管化立场以及对 AI、区块链的推崇在右翼和保守派科技圈影响很大。 右翼知识分子亚文化里,那些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女性化,而男性美德——侵略、战斗、冲突、大胆、冒险、果断决策——已被削弱。 于是需要纠正。现代性正在偏离轨道,因为我们变得女性化,变得软弱。这类风险资本家和科技创始人想指引我们回归正轨。 卡拉: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女性。所以并不奇怪。 埃兹拉:有趣的是,他们还要给这套说法披上一层理性化的外衣。 卡拉:千真万确——他们当中没有女性。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Facebook管理层中的男性和(没有的)女性》,小扎因此很不快。我心想:我只贴了你们管理层的照片而已。是你雇的他们。 他们非常执着于男人是什么,及如何表现。 有趣的是——尤其是马克·安德森:如果他能慢跑10英尺,我都会感到惊讶。还谈什么男子气——饶了我吧。 扎克伯格这样说时,我想:我可以五秒内把他打翻在地。现在他要挑战我打架。随他的便。 这是个关于男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但他们却认定是什么的概念。 马斯克不常扮演那种角色,除了他开始戴牛仔帽,及他正在做的那些荒谬之举。那些人常那样做,马斯克没有。但现在他们从他的侵略性中汲取了灵感。这很有趣。 埃兹拉:他们约架时,扎克伯格似乎把自己定位为马斯克抗击者。他有Threads,马斯克有X。扎克伯格模仿马斯克,他在Threads上的参与方式就是马斯克在Twitter上的参与方式。 卡拉:是的,扎克伯格是个二号。[笑] 他真是个二号。我喜欢这么说。 埃兹拉:马斯克极大地重塑了文化,至少发出一个信号,让许多尚未准备好说出自己感受的人有所行动。他引领科技领袖倒向川普,现在又展示如何将其转化为政治力量。 彼得·蒂尔——是祸是福——很早就支持川普,但他没试图自己掌权。蒂尔押下注,观察押注的回报。但马斯克在展示:掌权的可以是你。你不仅可以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还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成为影子总统。 卡拉:扎克伯格躲开关注。他喜欢赞誉,但不喜欢伴随赞誉而来的那些破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够狠。 马斯克确实有胆量。他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做这件事。谁攻击我,谁就会被我当早餐吃掉。有本事来打啊。 埃兹拉:川普也是这样,他们性情相投。要做到如此厚颜无耻,需要极不寻常的个性。 如果想真正挥舞权力,就必须甘愿被人讨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被讨厌。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愿意。而他俩做出了选择。在我看来,这种不受约束是他们结盟的核心。 卡拉:不过,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在乎的。川普最想要的就是《纽约时报》喜欢他。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埃兹拉:我不再相信。也许他曾经那么想过。但我不再信了。 卡拉:我认为他们都在意别人看法,几乎太在意了。很多方面上助长了他们的愤怒。 他们内心深处有个小角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这让他们越来越胆大妄为。那是他们核心动力。 埃兹拉:那可能是他们的动力。但我认为,到了某个阶段,失去信念,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往往摒弃正常的多元主义,即我们是共同体。这时,全面战争就爆发了。 川普,还有马斯克(后者更理智些),将此视为一场必须赢得控制权的全面战争。他在罗根(Rogan)的节目中说,如果川普这次不赢,就不会再有选举了。 马斯克投身于这场人类文明之战。他显然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大取代理论。他试图帮助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当选;他试图让英国工党下台。 很长时间里,马斯克相信人类最终需要成为星际物种,和这相比,别的立场都是过时的。 卡拉:看看他生的那些孩子。他通过生很多孩子来展现自我,但很少陪伴,只对一个孩子例外。他只管生,不养育。 埃兹拉:那么,现在是什么目标在激励他呢?你真的认为是星际旅行吗?还是他认为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而一旦失去文化,一切都将失去? 卡拉:我认为确实源于人类需要离开这个星球。打我认识他以来,这就是他不变的观点——文明注定要灭亡,因此我们需要离开地球。 他们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人类最优秀的代表,即白人是优等人类。 他常说的话会流露这一点。我忘了他怎么说的,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南非人来美国。 我从未听到他表达任何我认为是
种族歧视
的言论——我听其他CEO表达过。他的
种族歧视
是另一种形式,更多涉及社会工程学,认为优秀的人才正在被取代。我认为他确实相信那种说法。当然,那也是
种族歧视
。 埃兹拉:综你所述,渴望成为星际旅行者,仍是马斯克的动力。他只是认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及觉醒思维的病毒正在侵蚀文明和天才。 卡拉:我们去往他乡的进程受到阻碍,是因为次等人在掌权——他经常谈论这个话题。 一次,他在推特上谈剖腹产,说:剖腹产对大脑更好,因为不用通过阴道的话,大脑会更大。 我做过剖腹产,所以心想:先生,你给我坐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人太留意他这话,但我当时想:哦,他认为必须保证生育——这几乎是一种优生学。他竟然会提出这种观点。 他有一些人类大脑和发育的理论。显然,他参与了Neuralink项目[注]。他一直对机器和人类融合感兴趣。 [注] 马斯克将电脑芯片植入人脑的实验。 他们不在乎你 埃兹拉:回到政府的话题——我把你讲的引申一下——实现人类的长期目标,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控制联邦政府;需要一个不受现代进步平等和共识思想影响的政体,一个不致力于那些缓慢、繁琐、监管和不阳刚的事情,允许冒90枚火箭爆炸风险的政体。 他试图从功能上让联邦政府由他这样的人有效控制,好实现那些目标。 卡拉:是的,他认为他们碍事。有人说,哦,他们想改革。我说:不,他们想要烧掉重来。 这要追溯到彼得·蒂尔。如果你花时间阅读彼得·蒂尔,他就说过:民主行不通,我们需要搞别的东西。 有点像“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这是个软件术语。他们不想建设,只想毁坏。只有毁坏,才能建设。这就是颠覆。他们用的所有词汇,都是关于破坏的。不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是:让我们把一切抹去,然后建设我们想要的文明。 他们最擅长用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实际上是技术独裁主义)来粉饰这种理论,只要大家都听他们的,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 埃兹拉:姑且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改革理论。 卡拉:我知道你喜欢这么说。 我认为民主制度运作得相当好,但请继续。 埃兹拉:马斯克曾说过,法规应该默认被取消。不是默认存在,而是默认取消。如果事实证明取消某个法规错了,随时可以加回去。 鉴于我们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官僚主义严重,所以理论是——这也是针对推特的理论——关掉一些东西,大幅削减,出现问题再解决。但最好削减彻底,以干净的方式重建,而不要削减得不够。 通常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走那么远。机构改革非常困难,会带来很多问题。旧金山政府效率低下,联邦政府很多地方有待改进。 那么,马斯克主义是否值得提倡?——他在做普通政治改革者不愿做的事,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这是否是创建一个不那么僵化的联邦官僚机构的唯一途径? 卡拉:不,我不认为。根本不是。推倒重来很容易,不是吗?牺牲他人是必须的。他们不在乎这些。 很多人会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会说:他们不在乎你。他们不考虑你。你什么都不是。 马斯克是最早跟我谈论人工智能的人。他关心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他和阿尔特曼(Sam Altman)一起创立OpenAI,至少对我来说,他是第一个提出这警告的人。 一开始他说:人工智能会杀死我们。就像《终结者》里的情节,对吗?人工智能会变得有自我意识,然后反过来轰炸我们,杀我们,然后世界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必须阻止。 下次见到他时,他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想法:它们不会杀我们,会把我们当宠物猫对待。它们喜欢我们在这里,会建造一切设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危险。只要它们喜欢宠物猫,我们就不会有事。它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 再后来见到他,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工智能像是修高速公路——横贯美国的高速公路。人类是蚂蚁,我们修路时,会毫不犹豫地摧毁蚂蚁窝。我们不知道那里有蚂蚁窝,只做我们要做的。 他在表达自己的行事风格:那些事情就像蚁丘,不用考虑它们,因为我们从来不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进展:他一开始关心人类命运,而最后不再。 埃兹拉:我喜欢这种比喻的递进。 对马斯克所做所为的一个类比是推特,他进入推特,用了个非常相似的剧本控制公司。但随后推特崩溃了,它的广告业务崩溃了。它仍是一个糟糕的平台,比以往更糟糕。它有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Grok,但它的搜索还是不行。 看到川普把什么都外包给马斯克,我想知道他是否考虑过要承担的风险。未来几年,联邦政府职责下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要算到他头上。 最近发生的可怕的飞机失事,发生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通过强制退休政策这一年——马斯克迫使FAA官员辞职——他们该受指责吧? 坏事总会发生。他们拿斧子对着政府乱砍——无差别强迫辞职、重新分配工作、开除有才华的职员——那么任何错误都该归咎于他们。 卡拉: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会说:是前任政府留下烂摊子,我们在清理。 你以为他们会在乎后果吗? 埃兹拉:他们只在乎权力。 卡拉:他们不在乎破坏的后果。他们不在乎,也不考虑后果。 和联邦政府比,Twitter规模小些。他吸引广告商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胁他们,提起很多诉讼。当然,那些广告商会回去的,会对他服软—— 埃兹拉:现在他有了至高权力,对吧?对他服软是收买和消灾—— 卡拉:特斯拉不比过去做得好,他们的汽车没有创新。特斯拉的股价可能会涨,但销量在下降,因为汽车不如以前。 他不在乎实际后果。他们都只在乎破坏,然后声称他们会做出更好的。 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更好的。问他们,他们只会说一切都糟透了,必须全部清除。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拿什么替代,因为他们没有建设的理论,只有破坏的理论。 就像川普在水的问题上声称:我们必须让水流动起来! 他所做的真是一场灾难。他浪费加州的水资源——无缘无故打开水库,去扑已经灭了的大火。 然后好多人说,您干得好! 埃兹拉:想起控制推特的事。马斯克收购推特后,推特的业务一落千丈。显然,他440亿美元买贵了。一年半前,我会说:他亏大了。 但最终他把推特变成了他个人的渠道。他把推特的所有关注和影响力都变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东西。 他从中获得的权力价值,远不止440亿美元。否则,马斯克不可能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卡拉:这是他做的最好的投资——除了那2.8亿美元帮川普竞选的之外。 他买下推特时,我们都想: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出这么多钱?真是个白痴。 埃兹拉:他自己也曾那么想。他试图退出,觉得价格被高估。 卡拉:他想退出,觉得自己愚蠢。他没预料到可以用它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一门大炮。 马克·库班(Mark Cuban)[注]预料到了,给我打电话说: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以特斯拉或Starlink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场合,他得到的是通用汽车或洛克希德公司的主管一样的待遇。可如果他以推特拥有者的身份出现,从影响力角度来看,他会拥有全球范围的巨大权力。 [注] Mark Cuban,美国企业家,科技领域投资人和媒体主持人,曾是达拉斯独行侠队老板。 他说:那就是不光在美国起作用。还在全球叱诧风云。 马克百分之百正确。马斯克买了下来,成为推特老板。他还有特斯拉。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很久以前,默多克(Rupert Murdoch)[注]做到了。但马斯克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强、更有影响力。默多克绝不会想到和川普坐在一起,削减美国政府。 [注] 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媒体巨头,在全球拥有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等几百家媒体,福布斯财富排名美国第31。 埃兹拉:默多克不想成为自己平台的主角。 卡拉:但马斯克现在有点像默多克了。只不过是个喜欢胡来的默多克。 埃兹拉:这个类比非常恰当。 关于政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建立什么,但推特的经历告诉他:如果把它破坏掉,你就可以控制,就可以让它成为你的工具。 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劝联邦雇员辞职的邮件,用的是发给Twitter员工的邮件一模一样的标题,太明显了。 他想让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他想成为整个事情的主角——就像你一开始说的。 卡拉:谢天谢地你这么说,因为媒体都在说:用同样的标题好有趣啊。 而我说:他是想让你知道。 埃兹拉:就跟他签了名一样。 卡拉:他做的一切,都希望别人知道。因为,他极度渴望关注,否则怎么会在深夜与一个叫卡特德的人聊天?为什么? 因为他内心有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那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不想剖析,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天哪,他确实有个巨大的空洞。 马斯克和川普两个人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是显然的。他们只会说问题是什么,却没有远见。 除了“别挡道,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之外,他们有什么远见? 埃兹拉:魔幻小说有个“罪孽吞噬者”的概念。那种东西会吞噬罪孽,然后得到净化。那是一种牺牲品的角色。 卡拉:有点像耶稣。 埃兹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川普和他身边的人对政府发动的战争,是很难的。假设事情变糟,马斯克要承担很多责任,这让他成了非常有用的牺牲品。马斯克周围那些谨慎、不大发声的人——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es)[注]、拉斯·沃思(Russ Voughts)[注]那些人,他们都不反对—— [注] Susie Wileses, 白宫幕僚长,川普竞选活动主任 [注] Russ Voughts,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者,2025计划撰写人,川普第二任期就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 卡拉:他们放出口风, 说:我们无法控制他。 埃兹拉:是的,有很多这种说法。 一旦他成为负资产,就可以甩掉他。川普会说:马斯克失控了,不是我们干的。有人在准备甩锅。 卡拉:川普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科恩(Michael Cohen)[注]就是。现在他有了最厉害的一个。他的生活中总有愿意为老板赴汤蹈火的人——显然他喜欢被称做老板。 [注] Michael Cohen,川普前私人律师,为之“摆平一切”者,曾称愿为川普挡子弹。后因帮助川普欺诈被判入狱,并成为污点证人。 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因为有钱,受到更多的保护。 埃兹拉: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真实? 卡拉:川普只有三种情绪:A、B、或C。他没有复杂情感。 我认为他们会闹翻,我知道他让川普不高兴。同时,川普热爱钱,那是他的核心。 川普觉得他有用,而他对川普也的确有用。他就像一条有用的冲锋陷阵的野狗。而且他有很多钱。如果川普想对付哪些参议员,马斯克就出钱让他们落选。川普简直拥有一家取之不尽的银行。 川普也知道他需要马斯克来维持权力。他不会想让马斯克走人,那样的话马斯克会很生气——他有能力报复。 所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做的可能会越来越离谱。川普会无限包容:哦,他说了
种族歧视
的话吗?我不在乎。 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破除一切 埃兹拉:我惊讶地看到川普试图显示马斯克在他控制之下。他说:“没有我们的批准,埃隆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做。我们会酌情批准,不合适的,我们不会批准。” 但政府内部不断传出消息,说他其实不受任何控制。 我觉得这两者都是真的——川普可以拒绝,但实际上他不在乎。所以,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看,他俩的危险在于,马斯克拥有超强能力,几乎无止境地渴望风险,他冒的风险可能会让所有人陷入困境。 卡拉:会是什么风险呢?引爆核弹? 埃兹拉:政府被破坏,事情会变得极糟。 得对政府持多么负面的看法,才能相信,赶走如此多的优秀政府雇员,如果发生灾难,世界也能安然无恙?而灾难时常发生——川普第一任期就爆发了疫情。 川普在第一任期有个奇怪的能耐——他本负责管理国家,却能显得置身度外。这让他能以奇怪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不喜欢的政府工作区分开来。他的深层政府之说奏效了。 但现在他没那个借口了。你采取这种公开、强硬的手段,赶走那么多人,你就要承担所有风险。事情坏了,人们回头看,会说:伊隆,那些人接受了买断,他们选了你给的岔路。 卡拉:你的前提是他们在乎有损害。他们才不在乎,他们不会承担责任。你听说过扎克伯格为任何问题承担过责任吗? 埃兹拉:川普有在乎的东西。市场开始波动,他就迅速撤回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他也不想中期选举惨败。 卡拉:是的。他必须留着马斯克的原因之一是钱——为了操纵,为了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需要投入滚滚资金。 但话说回来:他们其实不在乎。损害已经造成了。马斯克认为破除一切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希望你只关注破坏,而注意不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 破坏无处不在,很难弄清都有什么被摧毁了。人们感觉不到愤怒,只有无力感。 埃兹拉:他们经常企图引起人们这种无力感。 我想问一个关于硅谷科技文化的问题。现在有股潮流,人们万马奔腾般奔向科技极权主义。 这股潮流在硅谷文化领袖中发展极为迅速、极为猛烈,那些人拥有最大的社交媒体账户,他们都出现在川普就职典礼。 对于那股文化潮流,你是否看到了反向力量?都在朝那个方向流动吗?员工也在朝那个方向走吗? 这种文化面前,什么是逆向赌注?十年前情况非常不同,那时每个人都支持奥巴马。 卡拉: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支持拜登。 埃兹拉:他们不支持拜登。但2016年他们痛恨川普——除了蒂尔。 所以变化非常快。这让我想知道四年后会变成什么样。你是否知道谁是你关注的变化信号? 卡拉:有几个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本周刚上我的播客。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资助了卡罗尔(E. Jean Carroll)的诉讼。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而且不偏不倚——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我认为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激进。他一定在想:我该怎么办?我危险了。 马克·库班是另一类。他向我表示,他不想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有机会,他可以说:拜托,我们不该这样的。 不是每个人都转向了。转向的有些大嗓门而已,如马斯克、大卫·萨克斯之类。 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转向。蒂姆·库克(Tim Cook)没坐前排。他不需要出现在那张照片上。 我从不认为硅谷是自由主义的,我认为他们是功利主义的。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宽容,但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没多想,他们只想做自己的生意。 我不认为他们支持川普,但无论是鲍勃·伊格尔(Bob Iger)[注]还是别的谁,都得进贡。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注] Bob Iger,迪斯尼首席执行官。 我也不认为川普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有嗓门大的,其他人只是无奈地摇头。 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抗衡的力量。那些人在摧毁一切,对吧?正如你所说,等灾难来临,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混乱。 他们朝那个方向站队,是因为那对他们和股东有利。怎么对股东有利,他们就怎么做——如果川普让股市下跌,他们立刻会站到川普对立面。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价值观,他们压根没有。马斯克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有价值观,虽然那价值观有些扭曲变形。所以我认为,不管金融市场往哪走,他们都会跟着走。这是我的感觉。 埃兹拉:在这一点上结束访谈挺合适的。卡拉·斯威舍,非常感谢。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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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 00:00
特朗普赢得 2024 年总统大选后,网络上对亚裔的仇恨激增,研究表明这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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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反亚裔网络仇恨急剧上升,这引发了对
种族主义
、歧视和针对亚裔社区的暴力可能进一步加剧的严重担忧。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关键发现: 大选后,反亚裔仇恨在网络上激增 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后,美国网络上的反亚裔仇恨显著上升,包括暴力威胁和侮辱性言论。2024年11月至12月,针对亚裔的暴力威胁激增59%。反亚裔侮辱性言论的增长幅度更大,在大选后上升66%,并在2025年1月达到自2023年1月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 南亚裔是反亚裔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的主要目标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73% 的反亚裔侮辱性言论和75% 的反亚裔暴力威胁针对的是南亚裔群体。 反东亚裔言论虽然较少,但增长迅速 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针对东亚裔的侮辱性言论增加了50%。 反移民情绪是仇恨的主要推动因素 近期网络上反亚裔仇恨的激增,正发生在特朗普及其盟友多年反移民言论的背景下。他们在竞选活动和白宫期间不断煽动排外情绪,制造了一种敌对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关于移民或其原籍国的讨论都会引发针对亚裔群体的新一轮
种族主义
攻击。 这项研究反映了特朗普制造的敌对环境所带来的危险。数据显示,网络上反亚裔仇恨的最大激增时期,与关于移民或外国的公共辩论达到顶峰的时间点一致。 例如,2024年12月,仇恨言论的激增正值H-1B签证的公共讨论白热化,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反对这一签证计划,而另一些人则为其辩护。 注:H-1B签证允许美国雇主在特定职业领域雇佣外籍劳工。2023财年,H-1B签证90%**发放给亚裔工人,其中南亚裔和东亚裔移民占比最高。 除了H-1B签证争议,针对中国企业的新闻也加剧了反东亚裔仇恨 除了围绕H-1B签证的争论,关于中国企业(如DeepSeek和TikTok)的新闻也助长了反东亚裔的仇恨情绪。这种现象反映了反亚裔政治替罪的危险——即公职人员(如特朗普)不负责任地将移民或他们的原籍国,描绘成经济、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的威胁。 反南亚裔仇恨与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 在这一时期,反南亚裔仇恨还包含白人民族主义的主题,其中包括“大替代理论”——这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错误地宣称移民和有色人种正在阴谋削弱白人在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 具体表现:在涉及南亚裔CEO和政治领导人的网络讨论中,反移民群体反复声称犹太社群正在推动用印度移民取代白人。 特朗普及其盟友的言论也导致线下反亚裔仇恨激增 “制止针对亚裔的仇恨”组织从举报中心收到的案例表明,特朗普的排外言论不仅鼓励了线上仇恨,还直接推动了线下的
种族主义
行为。 真实经历 加州,一名韩国女性 “我在(某家快餐店)排队……一名女子开始朝我大喊,凑到我脸前两次,说她等不及让特朗普把我驱逐出去,就像他承诺的那样。她还推了我一下,我只好离开(餐厅)。” 弗吉尼亚州,一名印度男性 “我和朋友在一家泰国餐厅吃饭,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开始辱骂我……他愤怒地叫我‘同性恋’(因为我戴耳环)和‘女同性恋’,还说特朗普已经是总统了,我必须‘滚回家’,只能在家里‘跳印度古典舞’。他还威胁要揍我,并说会在餐厅外等着。” 西部,一名多族裔亚裔女性 “我在邮筒投递信件时,一名中年女子靠近我,指责我偷信。她还对我说,‘滚回中国去’……” 正如我们在2024年秋季报告中指出的,在总统选举前,反南亚裔仇恨的上升只是一个开始。当前的反亚裔仇恨仍在持续,无论是在网络上、现实生活中、白宫,还是在全美各地的社区,都引发了对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AAPI)社区安全和福祉的严重担忧。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里,这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近期事态发展 仅在过去几周内,特朗普就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极端措施: 攻击出生公民权,试图削弱在美出生移民子女的公民身份权利。 让亚洲寻求庇护者滞留巴拿马,阻止他们进入美国。 将100名印度移民戴上镣铐,用军机遣返印度。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和副总统万斯,支持了一名政府官员的复职,而这名官员曾公开呼吁“正常化反印度仇恨”,并支持“优生移民政策”。 移民和有色人种群体正面临特朗普
种族主义
、排外政策的严重威胁。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制止针对亚裔的仇恨”组织发起了一项倡导活动——“同根同家”(Many Roots, One Home),为亚裔美国人及其盟友提供信息、行动指南和支持,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反移民议程。 如何参与:访问 manyrootsonehome.org 了解更多信息,并加入我们,共同为亚裔社区争取权利和安全。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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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 00:00
华盛顿邮报:现在,轮到美国上演“战狼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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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曾在推特上与人就美国的枪支暴力和
种族问题
展开争论。 这当然不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方式。 “战狼”一词很快在中国以外被赋予贬义色彩,而这些咄咄逼人的外交官的表现,反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关注这个全球最强大专制政权的棱角。 在疫情之后,北京试图翻开新的一页,这种好斗的作风似乎有所减弱,尽管仍有一些战狼外交官在重要的外交岗位上活跃。 现在,轮到美国上演“战狼外交”了。 在国内,特朗普的盟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削弱联邦政府。而在国际上,他的政府正在大幅调整美国的外交影响力,不仅削减国际人道主义体系的关键支柱,还让华盛顿对传统盟友的承诺变得不确定。 对特朗普及其幕僚而言,这些激进举措——包括威胁对邻国发动贸易战,以及在与克里姆林宫谈判乌克兰战争问题时似乎绕开欧洲,都是国际体系必要的重新平衡。这与中国的战狼外交并无太大不同,中国外交官对被视为削弱中国影响力的阴谋感到愤怒,而特朗普阵营则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被其他大国不公平对待,现在是时候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即便这意味着要激怒盟友。 特朗普的“战狼”团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新政府的(右翼)激进意识形态倾向。 一位白宫高级使节据称曾试图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在对塔特兄弟的刑事诉讼中给予宽大处理。这对兄弟是知名极右翼网红,被控人口贩运和其他犯罪。 而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演讲中将欧洲的自由派政界,描绘成比俄罗斯和中国更大的政治威胁。慕尼黑的与会者普遍认为,万斯的言论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和网上的右翼基本盘,以及欧洲大陆上的极右翼盟友。 一位外交官告诉法国《世界报》,这是一场“法西斯主义、反欧洲的演讲”。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指出,万斯采用了苏联式的“whataboutism”(“你也一样”式诡辩),一方面指责欧洲的言论管控法律扼杀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对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以及“即将到来的对基辅的背叛”避而不谈。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而他的副总统竟然还想对欧洲人说教,让他们尊重民主?”拉赫曼质问道,并直言:“欧洲人不能再把美国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在亚洲的“道义合法性”可能正在减弱。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以及他似乎想要强迫盟友做出类似附庸国的让步,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冲击。 “美国的形象已经从解放者变成了搅局者,再变成了一个收租的房东。”他说。 和中国的战狼外交一样,美国版的战狼外交在战略上并不一定奏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斯滕格尔表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盟友。现实主义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种短视的‘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式的外交。” 如今,代理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的官员是达伦·比蒂——一位坚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民族主义者。比蒂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担任演讲撰稿人,但因被曝光曾参加一个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出席的会议而被解职。而他似乎并未因此收敛,去年10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你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就必须让有能力的白人男性掌权。” 据Semafor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正式任命纽约律师萨拉·罗杰斯接替比蒂,她曾为全国步枪协会辩护,并起诉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由于比蒂可能无法获得参议院批准,罗杰斯的任命符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利益和价值观的狭隘定义。 然而,特朗普更广泛的政策——包括他对“收购”格陵兰岛的明显新帝国主义欲望,可能最终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礼物。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官员一直批评美国的虚伪和霸权行为。 “每当特朗普发表贬低‘不得通过武力或胁迫重新划定领土边界’这一原则的言论,北京的宣传人员可能都会互相击掌庆祝。”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与台湾问题专家瑞安·哈斯说。 与此同时,在美国战狼们的网络争论之外,中国正展开一项庞大的全球软实力扩张计划,包括对全球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斯滕格尔指出,中国一直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实现社会繁荣和幸福的最佳途径,所以不要接受它。” 他说:“他们的公共外交就是在宣扬,‘要更像我们,我们的体制更好’。” 而特朗普及其战狼外交官们,似乎没什么兴趣进行反驳。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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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 00:00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选民开始迅速分裂,有的欢欣鼓舞,有的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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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政策,但同时也担忧在特朗普执政下,
种族歧视
会加剧。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风格是先强硬出击,再进行妥协。许多人提到他最初要求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大规模关税,但后来推迟执行以留出谈判空间。 “第一眼看过去,你会想‘天啊,他要开战了’,”丹佛居民加里·迪克森说。他认为特朗普聪明,会留有妥协的余地。 66岁的迪克森是一名电信承包商,他表示自己喜欢特朗普的执政初期,特别是他对政府浪费的关注。 不过,他也认为特朗普用“碾压式”方式治理政府在未来四年是不可持续的。 “他现在像是在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前进,我觉得55英里就不错了,”他说。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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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 00:00
美国佛州男子将来自以色列的犹太游客误认为是巴勒斯坦人,连射17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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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反巴勒斯坦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加沙的
种族灭绝
,也引发了美国的仇恨犯罪。”(半岛电视台)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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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19 00:00
OpenAI 尝试 “解除对 ChatGPT 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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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话题的所有观点时 —— 包括阴谋论、
种族主义
或反犹主义运动,又或是地缘政治冲突 ——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编辑立场。 包括 OpenAI 联合创始人约翰・舒尔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这对 ChatGPT 而言是正确的立场。舒尔曼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另一种做法 —— 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否应该回答用户的问题 —— 可能 “赋予平台过多的道德权威”。 并非只有舒尔曼持此观点。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的研究员迪恩・鲍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 OpenAI 朝着鼓励更多言论的方向努力是正确的。随着人工智能模型变得更加智能,且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愈发重要,这些决策也就变得更加关键。” 前些年,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曾试图阻止其聊天机器人回答可能导致 “不安全” 答案的问题。几乎每家人工智能公司都不让自家的聊天机器人回答有关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当时,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稳妥且负责任的决定。 但 OpenAI 对其《模型规范》的修改表明,我们或许正在迈入 “人工智能安全” 真正含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让人工智能模型回答任何问题,被视为比替用户做决策更负责任。 鲍尔表示,部分原因在于如今的人工智能模型性能更优。OpenAI 在人工智能模型校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其最新的推理模型在回答问题前会考虑公司的人工智能安全政策。这使得人工智能模型能够更好地回答敏感问题。 当然,埃隆・马斯克率先在 xAI 的 Grok 聊天机器人中践行 “言论自由”,或许当时该公司尚未真正准备好应对敏感问题。对于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而言,这或许为时过早,但现在,其他公司也开始接纳同样的理念。 硅谷价值观的转变 上个月,马克・扎克伯格将 Meta 的业务方向调整为围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他称赞了埃隆・马斯克,称 X 平台(原推特)的老板通过采用 “社区注释”(一项由社区驱动的内容审核计划)来维护言论自由,采取了正确的做法。 实际上,X 平台和 Meta 最终都解散了其长期存在的信任与安全团队,这使得更多有争议的帖子出现在它们的平台上,并放大了保守派的声音。 X 平台的这些改变可能损害了它与广告商的关系,但这可能更多与马斯克有关,他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起诉一些抵制该平台的广告商。早期迹象表明,Meta 的广告商并未因扎克伯格转向支持言论自由的举措而感到不安。 与此同时,除了 X 平台和 Meta 之外,许多科技公司也在摒弃过去几十年主导硅谷的左倾政策。去年,谷歌、亚马逊和英特尔已经取消或缩减了多元化相关举措。 OpenAI 可能也在改变方向。这家 ChatGPT 的开发商似乎最近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承诺。 随着 OpenAI 与 “星际之门”(一个价值 5000 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堪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展开合作,它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与此同时,这家 ChatGPT 的开发商正试图取代谷歌搜索,成为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来源。 事实可能证明,给出恰当的答案对这两个目标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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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17 08:12
是的,以色列军队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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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年底,卡特《巴勒斯坦:和平而非
种族隔离
》(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书出版。该书是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书名的信息很明确,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而不是
种族隔离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巴勒斯坦人,同时也给以色列,和平与自由。 为纪念卡特,“现在就民主”(Democracy Now!)播客重新发布其主持人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 2007 年因这本书的发行采访卡特的一段视频,视频中卡特承认这是他所做的最具争议的一件事情。他说,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所经历的,就是
种族隔离
,因为在那里,巴勒斯坦人除了以色列士兵根本见不到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除了那些士兵,也没有人见到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完全隔离的,甚至连公路都是分开的。卡特说这是比南非更严重的
种族隔离
。 卡特还说,
种族隔离
的一个特色就是一方主宰/控制另一方。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完全主宰/控制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采访中,古德曼问“为什么美国人不知道你所看见的?”对此卡特丝毫不回避地说:“美国人不想知道,以色列人也不想知道在巴勒斯坦到底发生着什么。在那里发生的是非常可怕的人权迫害,比人们能够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做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实在不是什么高明的事情。作为对卡特的纪念,今天就讲一点以色列所作所为的故事。不为别的,只为提倡大家都做知情者,打破卡特说的“美国人不想知道”的状况。 《纽约时报》2024 年 10 月 14 日一篇标题为“以色列军队如何在加沙利用巴勒斯坦人充当人盾” 的报道。图中所示为正在为一批记者展示加沙联合国驻地地下隧道的以色列士兵。纽约时报差不多四个月后才了解到,一名巴勒斯坦人曾被迫探索这条隧道。以色列在该地道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服务器库,以色列军方后来断定这是哈马斯的一个主要通讯枢纽 以色列军队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盾 《纽约时报》2024 年 10 月、11 月间多次报道了以色列军队在过去一年多的这场加沙战争中,经常强迫被俘的加沙人执行危及生命的任务,比如让他们走在以色列士兵的前面,进入他们认为有可能设有诱杀装置的房屋内,或者让他们探测哈马斯的地道,有时让他们带着随身摄像机以便提供即时信息。有时,他们甚至让这些巴勒斯坦人穿上军服,假装是以色列士兵。这是时报在获得最初的信息后,花了大约十个月的时间调查、证实后所做的报道。 是的,以色列军队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盾。下面的故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去年三月,与家人一起在加沙躲藏着的 17 岁的穆罕默德·舒贝尔(Mohammed Shubeir)被以色列士兵发现后,在被无罪释放前被拘捕了 10 天。这 10 天,他被充当人盾。 舒贝尔说,他被迫戴着手铐穿过家乡加沙南部汗尤尼斯(Khan Younis)的空旷废墟,寻找哈马斯设置的爆炸物,一架四旋翼飞行器的小型无人机监视他的行动,并通过扬声器向他发出指令。他说,为了避免自己被炸死,以色列士兵们让他走在前面。“士兵们把我像狗一样送到了一个布有诱杀装置的公寓。我以为这将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不知为什么这个装置没有爆炸。 还有一次,在一栋残破的建筑里,墙壁上有一连串连接着炸药的电线。幸好,舒贝尔生存下来了。10 天后,他未经指控就被释放了。 31 岁的巴勒斯坦平面设计师杰哈德·西亚姆(Jehad Siam)说,以色列的一个小分队在向加沙市中心的一个武装分子藏身处前进时,强迫一群迁移到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走在前面,形成人墙。“士兵们要求我们向前走,这样对方就不会开枪还击。” 西亚姆说,人群到达那个地点后,以色列士兵们从平民身后出现,涌入建筑物内。他还说,士兵们似乎杀死了武装分子,然后放走了做人质的平民,没有伤害他们。 上图为独立监督组织“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提供的图片,图中显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强迫一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先行进入危险区域 43 岁的药剂师巴希尔·达卢(Basheer al-Dalou)曾带着家人逃离了他们居住的加沙城。但他几周后悄悄回去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而那时以色列认为任何出现在这个地区的人都可能是哈马斯成员,所以他于 11 月 13 日上午在家中被抓。 未经指控获释后,达卢在加沙接受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士兵们命令他脱至只剩内裤,然后给他戴上手铐,蒙上眼睛。在审问了有关哈马斯在该地区活动的情况后,士兵命令他进入附近一栋五层楼住宅的后院。他说,院子里堆满了杂物,包括鸟笼、水箱、园艺工具、破椅子、碎玻璃和一个大发电机。以色列士兵用一个大喇叭在他后面发布指示,让他在院内到处走动,试图发现可能有诱杀装置的地方,或者是地道的入口。 接下来,士兵们命令他转移发电机,因为他们怀疑它隐藏着一个地道入口,达卢说,由于担心哈马斯战士可能会从地道里出来,他犹豫了一下,一名士兵就用枪托打他的后背。 忽然,那个大发电机周围发出了响声,以色列士兵真的被吓着了,开始朝发电机方向射击,而达卢也正处于那个方向。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只小猫造成的声响。幸好,达卢没有被击中,但他的脚被玻璃碎片划伤。 达卢说,当天晚些时候,当一辆以色列坦克驶向一座清真寺时,他被命令走在坦克前面,以色列士兵们担心他们会在那里遇到武装分子。他的一些邻居被带到附近的 Al-Rantisi 医院寻找地道入口,他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多次被当作人盾后,最终达卢被送到以色列拘留中心。在那里,他获得了治疗。时报记者说,当他听这个故事时,让他不寒而栗的一件事是,达卢说去了拘留中心让他很兴奋,很高兴,他如释重负。而记者知道,一般加沙人在以色列拘留中心这种地方不会感到很安全。 以色列士兵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是普遍、系统的行为 以色列军队有着最好的武器装备,包括最好的无人机、机器人,还有警犬,为什么要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呢?事实是,虽然无人机、机器人甚至警犬都能探查隧道,但人的效率更高。另外,几个月战争之后,警犬也大都经历了精神创伤,效率大不如前,周围的爆炸气味也让它们无所适从。 时报的调查发现,随着战争的持续,以色列士兵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的实践越来越普遍。 时报共采访了十六名或者是目睹/参与这种做法的以色列士兵,或者是了解这种做法的士兵和官员,其中很多以匿名为条件,以便讨论军事机密。参与者都认为这种做法是例行公事、司空见惯和有组织的,在战场上得到了大量的后勤支持和上级的了解。虽然这些人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在加沙的不同地区服役,但他们在提到人盾时基本上使用相同的术语。 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塔米尔·海曼少将(Tamir Hayman)证实了以军这一点操作:一些被拘留者被胁迫进入地道,而另一些人则自愿随军并充当他们的向导,希望以此获得军方的好感。海曼少将虽已不再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但还经常获得军方和国防高层官员的战争情况汇报。 时报没有发现任何被拘留者在被用作人盾时受到伤害或被杀害的证据。倒是在一起事件中,一名以色列军官在搜查一栋建筑物时被藏匿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枪杀,而这栋建筑物已经由一名被拘留者搜查过。这人或者是没有发现藏匿者,或者是发现了没有报告。 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以色列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是系统性的,而且是获得高层认可的。 第一件事情是,以色列军队中对这样的行动有专门的术语。 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同部队的士兵通常用同样的术语来称呼这些人盾——他们或者是“蚊子”,或者是“黄蜂”。时报调查发现,“蚊子”指的是在加沙抓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被带到以色列就被用做人盾,有的做几天,有的则长达数周,前面提到的药剂师达卢就属于这一类。“黄蜂”一般指情报人员从以色列带到加沙执行短暂而具体任务的人。时报说唯一不明确的是“黄蜂”的人员性质。有些士兵说“黄蜂”是自愿进入加沙的有偿合作者,而另一些士兵说,它指的是已经被拘留的人。“蚊子”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黄蜂”。 时报记者说,是这样统一使用的术语让他们认识到这是相当普遍的做法。 第二件事情是,被采访者中许多人说,被拘留者由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官员处理,并经常在小分队之间运送,这一过程需要营与营之间的协调和高级战地指挥官的知情,特别是“黄蜂”人盾,需要从以色列把人弄到加沙,没有军方和情报机构高层的协作是不可能的。有时这个协调过程很复杂,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 虽然这种行动的程度和规模尚不清楚,时报证实了,加沙五个城市至少有 11 个小队(每个小队大约由 20 人组成)采用了这种做法——从北到南都有,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官员往往也参与其中。自前年 10 月战争开始以来,这种做法逐渐变得更加普遍。 对时报关于以军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的报道,以色列军方并没有否认。军方发表的声明称,以军的守则和条例严格禁止这样的做法,时报报道的事例,相关政府机构将进行调查和审查。 但这次战争开始后,几乎所有“由有关当局审查”的事件/行为,最后都没有结果。而对时报了解到的某些具体事件,军方干脆拒绝发表评论。 时报记者纳坦·奥登海默(Natan Odennheimer)在被时报的“每日播客”采访时说,据他所知,不仅没有一名以色列军官或应征士兵因参与这种做法而受到惩罚,甚至没有任何人因此被调查。 以色列士兵中不乏吹哨人 并不是所有以色列士兵都对此心安理得。一些看到或参与过这种做法的士兵深感不安,以至于他们冒险与记者讨论军事秘密。有两名士兵是通过“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组织与《纽约时报》取得联系的,该组织是一个收集以色列士兵证词的独立监督机构。 时报记者奥登海默说:“如果不是许多以色列士兵对以色列军队使用这种做法感到厌恶、不安和惊恐,我们就无法报道这个故事。一名士兵告诉我们,他所在的整个排都极力反击,他们基本上停止了在本排使用这种做法,释放了被他们用作人盾的两名巴勒斯坦平民。” 有一个士兵对时报说,即便这场战争是合理、正义的,也不代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正义的。 还有两名士兵说,他们所在小队的成员向指挥官表达了反对意见。士兵们说,一些低级军官试图为这种做法辩解,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被拘留者是恐怖分子,而不是未经指控被关押的平民。但士兵们对时报透露,很多时候,军官们其实是断定他们的被拘留者不属于恐怖组织,因为他们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们。 人盾行为既违背国际法,也违背以色列法律 国际法禁止使用平民或战斗人员作为抵御攻击的盾牌。此外,将被俘战斗人员送往可能遭受炮火袭击的地方,或强迫平民做任何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事情,也是非法的。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教授、非国家行为者冲突中拘留问题法律专家劳伦斯·希尔·考索恩(Lawrence Hill-Cawthorne)对《纽约时报》说:虽然法律对在与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者冲突期间被拘留者的权利规定较为模糊,但强迫巴勒斯坦被拘留者探索危险地点是非法的,“无论这些被拘留者是平民还是哈马斯战斗部队的成员”。 上图为独立监督组织“打破沉默”提供的照片,图中显示以色列士兵和两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被送入加沙城被怀疑装有诱杀装置的住宅 以色列军方早在 2000 年代初期就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即所谓的“邻居程序”(neighbor procedure)。士兵们会强迫巴勒斯坦平民走近武装分子的住所,劝说他们投降。但以色列最高法院于 2005 年禁止了这一程序,并做出了一项裁决,宣布在广泛范围使用人盾均为非法。法院院长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的裁定声明:“即使征得本人同意,也不应将被占领土居民带入正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地区”,因为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被认为是自愿执行这样的任务。裁决还说,士兵也不应要求平民做他们认为安全的事情,因为“这种假设有时是没有根据的”。 西点军校研究武装冲突中使用人盾问题的学者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N. Schmitt)教授说,他不知道近几十年来还有哪支军队经常使用平民、战俘或被俘恐怖分子执行危及生命的侦察任务。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构成了战争罪。” 原来,以色列所做的是其一直指责哈马斯所做的。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确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在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一个被认为是恐怖组织,另一个则被认为是文明和民主的化身。两者走在同一条路上,就很讽刺了。 以色列方面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哈马斯将其战斗人员和武器藏匿在平民区,实际上是将整个社区用作人盾。 我们不知道以色列对哈马斯将整个社区用作人盾的说法能否经受住法庭的审判,但以色列士兵是不折不扣地将巴勒斯坦人做为人盾了。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国际法,也违背了以色列法律。 今天的暂时停火能否成为和平的序曲? 这次巴以冲突,打了 15 个月后,终于达成了一个设计为三阶段的暂时停火。只是,这个停火非常脆弱,第一阶段交换部分人质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 6 周期间,任何一方稍有违约,或者任何一方认为对方违约(不一定对方真的违约),停火的状态就可能被打破。双方能否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前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完成人质交换,顺利走向加沙重建的第三阶段,还是个未知数。 最让人揪心的是,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可能出现变数,无论是来自谈判的双方还是美国。 有一个数字应该让所有人清醒:根据维基百科,哈马斯战斗人员主要从 18 岁以下的失业未成年人中招募。加沙失业率为 45%,居世界之首。卡萨姆组织发言人阿布·奥贝达(Abu Obaida)在 2023 年加沙-以色列冲突期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他们招募的新兵中有 85% 是父母被以色列国防军杀害、渴望复仇的孤儿。(卡萨姆旅是近年来在加沙地带活动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民兵组织。) 我们无法知道 85% 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不久前我曾听见 CNN 采访的一位中东事务专家说,在 10.7 之前,大约 60% 的哈马斯成员是孤儿。 《纽约时报》2024 年 8 月 22 日的报道:加沙战争使数千人成为孤儿 《纽约时报》2024 年 8 月的报道说,联合国专家利用分析其他战争的统计方法估计,自 10.7 始,当时至少已有 1.9 万名儿童与父母分离,或与亲戚或其他看护人一起生活,或独自生存。但真实数字可能更高。联合国儿童机构发言人乔纳森·克里克斯(Jonathan Crickx)说,其他那些战争并没有在如此狭小和拥挤的地方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轰炸,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流离失所,而且人口中儿童的比例如此之高。 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今年 1 月 23 日的报道(上图)是,“3.8 万多名巴勒斯坦儿童因以色列战争而成为孤儿”。 1 月 24 日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数据显示,哈马斯自开战以来增加了多达 1.5 万名战斗人员 路透社今年年初的一篇独家报道说,美国数据显示,哈马斯自开战以来增加了多达 15000 名战斗人员。 所以,继续打,肯定不是出路。 唯一的出路是,双方都拿出最大的诚意,谈出一个和平来。 卡特说以色列是主宰/控制巴勒斯坦的一方,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没有太多谈判的筹码。现在,人质是巴勒斯坦唯一的筹码。那么,如果能走到停火的第二阶段,在以色列人质都回到以色列后,要维持和平,最最需要的是以色列的诚意。 也需要美国真正持公正立场。也许,正视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是走向公平、公正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27/podcasts/the-daily/israel-gaza-human-shield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14/world/middleeast/israel-gaza-military-human-shield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22/world/middleeast/gaza-orphan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Qassam_Brigades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over-38-000-palestinian-children-orphaned-by-israeli-war-on-gaza-official/346018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hamas-has-added-up-15000-fighters-since-start-war-us-figures-show-2025-01-24/ 作者:溪边愚人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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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15 00:00
美国学者称,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已引发宪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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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各州多年来拒绝执行这一禁止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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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大规模抵抗”的策略。 如今,布朗案几乎被普遍认为是宪法史上的伟大成就。但当时,为了执行这一裁决,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师前往阿肯色州小石城,护送黑人学生通过愤怒的白人暴徒的包围。 并非所有总统都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给予同样的尊重。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拒绝执行一起涉及佐治亚州与切罗基民族冲突的最高法院裁决。据传,他曾发表了一句可能是杜撰但影响深远的评论:“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了裁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 在上周末之前,万斯就曾表示,特朗普应该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特朗普应该“解雇每一名中层官僚、每一位行政机构的公务员”,并“用我们的人取而代之”。 他还道:“当法院阻止你时,就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站在全国人民面前说,首席大法官已经作出了裁决,现在让他去执行吧。”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去年12月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此类威胁。 “每一届政府都会在司法体系中遭遇失败——有时涉及行政或立法权力,或其他重大问题。”他写道,“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无论裁决是否受欢迎,政府都会遵从法院的判决,从而避免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的宪政僵局。” “然而,近年来,”罗伯茨继续写道,“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民选官员,都开始公开讨论无视联邦法院裁决的可能性。这些危险的言论,无论出现频率如何,都必须坚决抵制。”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支持者的认可,尽管有些人加上了限定条件。 保守派法律评论员艾德·惠兰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总统公然无视联邦法院作出的合法有效裁决(未被搁置、仍在生效,并属于法院无可争议的管辖范围内),那将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但仅仅考虑个别的司法冲突,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局势。 “政府对法律障碍的攻击,可以被视为试图建立测试案例,以通过诉讼获得最高法院有利裁决。”鲍勃·鲍尔和杰克·戈德史密斯在他们的《行政职能》通讯中写道。“但典型的测试案例是针对特定的法律条款或法院判例,经过精心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戈德史密斯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曾在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职。鲍尔则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法律顾问。他们长期研究宪法第二条(即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 他们指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在某些方面确实呈现出测试法律理论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更像是一项更广泛的计划,即通过蔑视法律的方式,在实践中召开一场‘微型宪法大会’,以全面‘修订’宪法第二条。”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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