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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突传重磅消息！美国近30人集体起诉台积电涉“反美”行动4月开庭审理

员工的价值且尊重差异，不以性别、宗教、种族、国籍或政治立场等做为员工招募和晋升的考量。台积电针对这起官司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声明表示，公司对其在亚利桑那州的团队感到自豪，并致力于提供一个安全、友善和包容的工作环境。港媒提到，截至2024年，台积电在美国约有2200名员工，其中50%来自台湾。不过在最新声明中，台积电证实目前美国厂员工数接近3000人，并强调其中绝大多数为在美国聘用的员工。

圈内人03-11 12:14

特朗普关税生效，Target与Best Buy警告商品涨价

少数族裔雇员的招聘目标、解散一个专注于种族公平的高管委员会，并调整其他多元化相关措施。Target 表示，尽管做出这些调整，公司仍然致力于“为员工、顾客和社区创造归属感”，同时强调需要“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然而，这一举措在进步派消费者中引发强烈不满，尤其是在黑人群体中。佐治亚州斯通克雷斯特（Stonecrest）的新生宣教浸信会（New Birth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牧师贾马尔·布莱恩特（Jamal Bryant）呼吁 10 万人从本周三开始进行 40 天的 Target 抵制行动，以响应基督教传统的“大斋期”（Lent）。布莱恩特鼓励消费者在此期间选择购买黑人企业的产品，以表达对 Target 决定的不满。消费者流失，竞争对手受益消费者对 Target 的抵制已经在数据上有所体现。市场研究机构 Placer.ai 利用手机定位数据追踪了 Target、Walmart（沃尔玛）和 Costco（好市多）的客流量，发现过去四周内，三大零售商的客流量均有所下降，但 Target 下降幅度最大。在 2 月 17 日当周，Target 的客流量下降 7.9%，沃尔玛下降 5.2%，而 Costco 反而增长了 4.8%。分析师约瑟夫·费尔德曼（Joseph Feldman）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数据表明 Target 在 1 月下旬到 2 月中旬期间的客流量明显下降，与其调整 DEI 计划的时间高度吻合。 Placer.ai 也提醒，天气、经济形势等因素可能同样影响了购物趋势，但 Target 面临的消费者信任危机不容忽视。双重压力下的 Target 和 Best Buy Target 和 Best Buy 目前正面临双重挑战——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以及 Target 因 DEI 计划调整引发的消费者抵制。关税方面，美国消费者可能很快会看到食品和电子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Target 的品牌形象调整正影响其客流量，给市场表现带来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这两大零售商如何应对挑战，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琳琳总总03-11 00:01

南非白人马斯克

往忽略了一点，尤其是在美国：他是南非种族等级制度最顶端的南非白人的一员，该制度几个世纪来由暴力殖民统治维持。这段历史很重要。尽管人们试图把马斯克描述成一个白手起家的天才或冷静的技术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鲜明的人物，他的世界观与他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长大的经历密不可分。马斯克不仅仅是一位怪异的亿万富翁，他还代表了一个至今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殖民定居者[注]的统治失败了，但殖民定居者还在，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当今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注]原文英文为settler，本文中我们将其译为“殖民定民者”。在历史和殖民语境中，“定居者”往往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指来自外部的群体占领原住民土地，建立自己的社会结构。例如：北美殖民（17-19世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者定居在美洲，与原住民发生冲突。南非与非洲殖民史：荷兰和英国定居者在南非建立殖民政权，与本地族群（如祖鲁人、科伊桑人）发生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这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争议。 4 马斯克 1971 年出生于比勒陀利亚（Pretoria，南非首都），有着典型的南非白人精英的成长经历。尽管父母在他年幼时就离婚了，但他的家庭还是很富裕，其经济地位是由一个旨在帮助白人的制度所塑造的。马斯克似乎并不喜欢他享受的私立教育——一些故事显示他经历了欺凌和孤独——但他仍然受益于私立教育所带来的优势。虽然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曾一度是反种族隔离进步党的成员，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马斯克继承了他的政治信念。和许多南非白人一样，马斯克在种族统治崩溃前离开了南非，1989 年定居于他母亲的出生地加拿大。 5 他从未回过南非，但南非显然从来没远离他，他最近介入南非土地改革辩论就是个例子。南非 1 月份通过的一项法案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无偿征用土地，对此，马斯克利用自己的平台暗示，南非白人受到了独特的迫害。别忘了，土地归还是后殖民社会广泛接受的准则，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征用土地法或强制购买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对此，川普政府乐于配合：它放大了边缘化的声音，并以马斯克的说法作为例证，宣扬歪曲的种族受害者叙事。 6 马斯克在这场争议中扮演的角色表明，他并没有超越种族隔离逻辑，相反，他吸收了这种逻辑。他的意识形态理念——放松市场管制、敌视劳工组织和川普民族主义——都带有种族隔离的痕迹。实际上，他的政治信念是在全球范围内重现种族隔离的经济原则：在“自由企业”的幌子下维持特权区，同时将任何偏向再分配的举动视为威胁而加以抵制。他劝说他人更加努力工作，以及为他和他的企业争取特殊待遇，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7 马斯克是为数不多来自南方，却在硅谷找到意想不到归宿的保守人物之一，他们现在在塑造美国和全球右翼政治方面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包括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等，这些人来自崇尚等级制度的历史传统，力图维持种族和经济统治地位，却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界中，这种秩序正在瓦解。他们的政治理念反映了一种维护精英统治的本能，这种本能披着任人唯贤和市场自由的外衣，同时将怨恨引向他们认为威胁到其地位的新权力结构。 8 对他们来说，南非从来都不遥远。他们是长期以来执迷于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国名）的全球右翼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津巴布韦(Zimbabwe)失去白人少数统治是文明衰落的典型——一个曾经“成功”的殖民国家因非殖民化而陷入混乱。 “津巴布韦化”的幽灵被用来警告人们不要进行任何权力再分配。现在，南非——据马斯克说是“公然推动对白人的种族灭绝”的地方——又被当作恐吓故事的外衣。隐含的论点是，殖民定居者的权力一旦被取代，只会导致毁灭。 9 南非一直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侵略，带头试图根据国际法追究以色列的责任，更是坐实了他们的看法。这种直言不讳的反对，进一步疏远了南非与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全球右翼眼中南非是一个流氓国家的印象。出生于南非的布赖特巴特(Breitbart)[注]评论员乔尔·波拉克(Joel Pollak)是川普驻南非大使的热门人选之一，他绝对认为南非是流氓国家。 [注]Breitbart是一家立场强硬的右翼新闻网站，以反对主流媒体、支持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闻名，在右翼群体中有很大影响力。因其传播误导信息和极端言论而备受批评。对于马斯克这样的人物来说，南非反对以色列的立场无疑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南非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曾经是白人统治的“文明”前哨，如今却屈服于多数人统治和非殖民化的混乱。 10 这种反应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个人原因。尽管马斯克强烈反对“觉醒”的身份政治，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身份主义者。他大力张扬南非极右翼组织的说法，即南非政府是“种族狂人”，其法律中包括了 142 部“种族法”。但他们定义“种族法”的方法宽泛得令人发笑：任何使种族问题在法律上具有相关性的法律都被包括在内。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是禁止任意种族歧视或废除种族隔离时代歧视的法律也算在内。考虑到马斯克对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的大肆破坏，这种对某一身份群体的痴迷实在太讽刺。 11 这也很危险。这种固执已经导致川普通过行政令终止了美国对南非的财政援助，这对H.I.V.和艾滋病的治疗造成了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南非现在已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拒绝前往南非参加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 20 国集团峰会，称南非是“反美主义”的温床，“正在做非常糟糕的事情”。考虑到美国现政府对旧式殖民主义的迷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所谓的让“世界人民”重新定居加沙的计划，以及购买格陵兰岛和吞并巴拿马运河的愿望—— 它将南非看成是预言中的反乌托邦社会而需要加以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12 作为企业家的马斯克很乐意提供他的叙事。但南非的历史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白人的统治并非不可避免，殖民定居者的统治终将难以为继，一个不同的未来，无论多么不确定，仍然可能。凭借他高高在上的权力地位，马斯克可能会尽其所能扭曲或推翻这个故事。但他做不到。与火星不同，历史不是他的殖民地。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9 00:00

Target因调整DEI政策遭遇消费者抵制，面临经济与品牌压力

少数族裔员工的招聘目标，并解散专门关注种族正义的高管委员会。尽管Target推出了新的“Belonging at the Bullseye”战略，强调包容性，但此举仍未能平息批评。Target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的女儿安妮和露西·戴顿公开批评公司的决定，称其为“背叛”。市场反应：客流下降，品牌承压 DEI政策调整引发的争议已对Target的业务造成影响。据Placer.ai数据，过去四周，Target的客流量下降幅度大于竞争对手沃尔玛和Costco。尽管天气、经济环境等因素也可能影响销量，但市场分析机构Telsey Advisory Group指出，Target的DEI调整可能是导致客流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Target曾长期塑造自己为LGBTQ友好雇主，并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积极推动DEI政策。如今的调整不仅让进步派支持者感到失望，也让黑人民营企业担忧。美妆品牌The Lip Bar的CEO梅丽莎·巴特勒表示，她对Target的决定感到沮丧，但也担心抵制行动可能会波及依赖Target渠道的少数族裔企业。经济压力加剧，Target面临双重困境 Target不仅在品牌形象上受损，还面临经济压力。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墨西哥关税政策，Target可能不得不提高水果和蔬菜等商品的价格。CEO布莱恩·康奈尔表示，冬季Target高度依赖墨西哥进口农产品，关税的不确定性将影响利润，并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商品价格。此外，Target在2月份销售额已出现下降，公司预计全年增长仅约1%。在保守派法律挑战和进步派抵制之间，Target正陷入左右两难的局面，未来能否平衡品牌形象与商业利益，将成为其面临的重大挑战。

琳琳总总03-06 01:42

“马川之乱”，美国体制还有效吗？

旗图标、“they/them”代词和反种族主义读书会的自由派的首选贬义词。在这个故事中，自由派（就如NPC一样）想他们被允许想的，说他们被允许说的。你可能见过这些表情包——毫无特征的灰色面孔，有时被自由派的图标包围。埃隆·马斯克喜欢发布它们。马斯克赋予自由主义者的NPC模因 3 就如任何高明的讽刺一样，NPC模因也有双重目的。它有部分真相：我们自由主义者可以是循规蹈矩的。我们可能太害怕冒犯。我们可能过于服从体制。我们可能会被群体内的自我约束所吓倒，而急于表达认同。但“NPC”这一称呼的真正目的，是让右翼自我感觉良好。右翼充满了活跃的参与者。你可以从他们愿意冒犯、对体制的不信任、对自由派甚至不会大声说出来的话去热衷辩论中看到这一点。这成为川普右翼自我定义的一部分：他们是不墨守成规的人，是一个不由机器人组成的联盟。这就是美国所需要的。活跃的玩家。可能是一个致命问题 4 在这一点上，我愿意承认一半的论点。美国政治确实存在NPC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它不在左翼。 5 在川普政府的越权行为中，有一些论点值得认真对待。行政国家可能难以控制。政府被流程和规章所束缚。公务员的聘用和解雇太难了。即使我同意许多D.E.I.计划的目标，但其中许多计划并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有些计划反而使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更多支出转换为现金补助和直接公共卫生支持。政府如何管理软件采购、构建和维护数字服务已经过时。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包括自由主义者。我下个月要出版一本书，介绍其中的许多问题。 6 民主党在执政期间没有投入更多精力让政府运作得更快、更好，这真是他们的失败。拜登政府怎么会在2021年通过420亿美元的宽频计划，而到2024年11月却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果？为什么它获得了75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充电器资金，但到任期结束时只建造了几百个充电站？民主党人成为了一个不起作用的政府的拥护者。我认为这是唐纳德·川普获胜的部分原因。这不是他获胜的最大原因，但当人们觉得政府不起作用时，承诺改革的政党就会击败为政府辩护的政党。当马斯克说共和党有改革政府的使命时，我不认为他全错。埃隆·马斯克（存档片段）：这已经是你能要公众给予的最有力的授权了。公众投票——有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川普总统。我们赢得了众议院。我们赢得了参议院。人民投票支持政府进行重大改革。这一点毋庸置疑。 7 但就连马斯克也指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这就是授权的证明。那么，为什么不制定一些法案呢？当然，共和党的多数席位有限，但两党合作并非不可能。民主党人被打败了，他们已经做好了交易的准备。他们自己的选民也希望他们达成协议。他们想要权力 8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YouGov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民主党人希望他们的国会代表与川普政府合作，46%的人希望坚决反对。一个月后，只有35%的民主党人希望合作，65%的人希望全面反对。川普政府在短短一个月内烧掉了大量政治资本。为了什么？我报道华盛顿已经几十年了。我的胡子都白了。如果这是政策问题，川普和他的团队会试图通过国会。他们本可以利用更广泛的权力制定更大的改革方案，也不会与法院对着干。 9 但他们不想要政策。他们不想逐行审查美国国际开发署，找出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他们不想发布一揽子削减开支的提议，并讨论其优缺点。他们不想仔细考虑新的公务员制度。 10 他们想要权力。他们想要的是重塑我们的政府体系，而不是法律。他们发现了该系统的一个弱点，就驾驶着一辆燃烧的Cybertruck（特斯拉产品）闯了进去。国会NPC共和党人 11 这个弱点就是国会。川普和他的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夺取权力，是因为他们把国会共和党人变成了NPC。 12 这里的漏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51期中阐述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撰写《宪法》时所面临的挑战。他写道：“在建立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13 那么，政府如何控制自身？建国者的想法是，政府通过独立部门之间的内部竞争来控制自身，每个部门都拥有一些权力和一些依赖关系。正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才能保持系统的平衡。麦迪逊写道：“必须用野心来抵消野心。” 14 但是，有一个部门被设计成比其他部门更强大。国会控制着资金。国会可以宣战。国会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国会可以弹劾联邦法官、内阁官员和总统。 15 国会为何如此强大？国会反映了建国者所想象的第二种，在某些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种分割形式。我们的政治制度旨在按地方划分权力。参议员由各州选举产生——在1913年之前，参议员由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全国投票选举产生；众议院被划分为多个有地理界线的选区。 16 国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代表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被认为有自己的利益、文化和政治。归根结底，这就是国会议员应该代表的：特定地区特定选民群体的特定需求。 17 宪法的制定者们做对了很多事。但他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几乎立刻就显现出来：制宪者们设想了一个没有政党的政治体制。没过几年，他们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不过，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开国者的第二个假设是成立的。地理位置让美国政治权力切割，因为它让美国的政党（内部）权力切割。 18 20 世纪的两党制实际上是四党制。民主党分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自由派和以维护种族隔离为主要目标的迪克西克拉特派(Dixiecrats)。共和党则分裂为保守派和北方自由派。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但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确实如此：说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并不能说明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作为参议员，乔·拜登在1973年反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出了全民医保法案，并创建了环境保护局。乔治·华莱士（阿拉巴马州长）最初是民主党人。那时的政治与现在不同。 19 包含如此多不同地方和意识形态的政党不可能步调一致，因此两党合作很常见。 1964年《民权法案》由民主党总统推动，但国会共和党人对法案的通过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水门事件”开始曝光时，国会采取了集体行动。只有四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对尼克松展开弹劾调查，国会共和党人代表团最终说服尼克松辞职。 20 不仅仅是弹劾。当尼克松拒绝执行国会已拨款的资金（即所谓的“资金扣留”[impoundment]）时，国会采取行动以维护自身权力：《1974年国会预算与资金扣留控制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仅有六票反对，在参议院更是获得一致通过，无一反对票。 21 那是当时的情况。 2025年，川普扣押了国会拨出的资金，明显违反了扣押法。他试图废除国会设立的机构。尽管法院在阻挠他，但国会却让他这么做。国会并没有努力阻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毁灭，尽管其目前的架构是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于1998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创建的。 22 这令人震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可以要求川普让他们插手。他们也赢得了选举。起草这些法案是他们的工作。 23 同意川普的政策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意他攫取权力。但政府中最强大的部门——有权制衡其他部门的部门——却软弱无力。这并不是说它不能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力。而是它不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是一个“非玩家国会”。 24 这一切的背后，是麦迪逊体制的瓦解和两党政治的全国化。我就不详细讲政党是怎么全国化的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阅读下面我的这本书——但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埃兹拉·克莱因2022年出版的著作《我们为何两极分化》，曾被奥巴马列为当年最喜爱的书之一。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早在几十年前就让人担忧了。 2006年，达里尔·莱文森和理查德·皮尔迪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政党分权，而非权力分立》。他们在文中警告说，“党派分裂和党派统一对政府的影响，往往比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更重要，甚至压倒了权力分立本身。” 这动摇了许多关于权力分立法律和理论的基本假设。换句话说，现在相互竞争的已经不是政府各个分支，而是政党。 25 如果现在是民主党控制国会，国会就会对川普形成制衡。但现在是共和党掌控国会，所以并不会。把国会当作一个有独立意志和野心的机构来看，是在自欺欺人。国会只是一个权力中心，关键在于哪个党派控制它。这是体制在崩溃 26 政党可以负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它们本身可以对滥权行为进行制衡，甚至对自己人也一样。 2005年，乔治·W·布什总统提名他的白宫法律顾问哈丽雅特·米尔斯（Harriet Miers）进入最高法院，但她最终不得不撤回提名，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认为她不够资格，意识形态上也不可靠。仅仅是小布什想让她上任，并不足以让她通过。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有自己的看法。 27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但他也被迫撤回提名。达施勒曾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但后来被发现欠税，他自己都觉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可能不会让他顺利通过。 28 但如今的共和党对川普没有任何制衡作用。这一点从川普的提名人选就能看出来。小罗伯特·F·肯尼迪、图尔西·加巴德、卡什·帕特尔、皮特·海格塞斯——这些提名都是一种测试。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心里清楚这些人根本不合格，在听证会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想投票支持这些人。没有哪个共和党议员从政就是为了让肯尼迪——一个在2024年以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身份竞选总统的人——去当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但川普深谙权力之道。他懂得，早早逼迫他们屈服，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29 国会共和党人有自己的顾虑。华盛顿现在充斥着各种传言，说马斯克会资助初选挑战那些敢于给川普制造麻烦的共和党议员。他们所有人都害怕川普在初选中亲自出手对付他们。真是荒诞—— 这些人辛辛苦苦爬到政坛高位，却又害怕得连自己的权力和判断力都不敢用。 30 我怀疑，川普对行政命令的依赖，以及国会共和党人心甘情愿地边缘化自己，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内部的分裂——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弥合。这些人对川普的态度是一致的——或者至少是被他吓住了。但在税收、削减开支和国防政策上，他们意见不合。而且他们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本就微弱，想要推动两党合作，就需要妥协——但他们未必有这样的能力。川普又没什么耐心跟国会讨价还价，他只会攻击那些他认为挡了他路的人。如果国会共和党人主动把权力让给川普，至少他们不用自己解决内部矛盾，也不会冒着惹怒“MAGA”基本盘的风险。 31 对“NPC”现象的批评有一点是对的：盲目跟风确实很危险。无论是政党，还是政府，如果听不到不同意见，都会变得脆弱。马斯克用自己的财富逼迫国会共和党人全盘支持川普的做法，短期内确实让川普看起来更强势。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让他变得更弱—— 如果他那些提名人选最后失败，他就会背锅；如果财政支付系统崩溃，他也会被归咎于混乱的局面。 32 目前，政府因试图驳回对埃里克·亚当斯（纽约市长）的指控而陷入丑闻，这是另一个例子：如果共和党内有力量能够说服川普放弃这样的想法，川普会更强大。目前，川普的冲动和政府的行动之间几乎没有阻力。如果共和党人真的能体现他们曾经标榜的那些价值观—— 敢于得罪自己人、不迷信体制权威、勇于讨论那些掌权者不想被讨论的问题 ——那对国家和他们自己都会更好。 33 但现实是，我们什么都没看到。真正的问题是，国会成了“NPC”，一群只会执行川普意志的共和党议员在掌控它。最后，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院来制衡，而法院或许能起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体制在正常运作—— 恰恰相反，这是体制在崩溃。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6 00:00

以色列宣布不允许向加沙输送物资，再度以饥饿为谈判手段

这一指控也是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出种族灭绝诉讼的核心内容。以色列否认这些指控，并拒绝承认这两项法院行动，称其存在偏见。以色列声称已允许足够的援助进入，并将物资短缺归咎于联合国未能妥善分配。以色列还指责哈马斯截取援助物资。但是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的报道都指出没有迹象是哈马斯抢劫了物资，哈马斯负责保护车队的警察却一再被以色列击毙，而武装的犯罪团队却可以在以军控制区行动。人权观察前负责人、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的肯尼思·罗斯表示，根据《日内瓦公约》，作为占领方的以色列有“绝对义务”提供人道援助。 “以色列最新威胁切断所有援助，是对战争罪饥饿战略的恢复，”他说，这一战略导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南部，据以色列官方称造成约12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并劫持了251名人质。目前，武装分子仍扣押着59名人质，其中32人据信已经死亡，此前大多数人质已在两次停火协议中获释。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4.8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遇难者中超过一半是妇女和儿童，但未明确说明其中有多少是战斗人员，但哈马斯是公认以成年男性为主的教派武装。柳叶针的研究指出，由于大量死者被压在废墟下无法统计，真正的死亡人数要高于卫生部门的统计，并且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以色列的轰炸和地面行动已将加沙大部分地区夷为废墟，战火最激烈时，230万巴勒斯坦人中有90%被迫流离失所。战争使加沙大部分居民只能依靠国际援助获取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即使在战争前，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和各种限制，加沙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3 00:00

特朗普宣称DEI是骗局要求苹果公司表明立场并放弃多元化政策

ions诉哈佛案中裁定了一系列案件，将种族作为大学做出录取决定的一个因素，从而为终止DEI项目注入了动力。法院认为，基于种族的考虑是歧视性的，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和平等保护条款。在2024年的另一起案件中，高等法院降低了雇员起诉雇主涉嫌歧视的标准。这些决定的影响波及到了商业世界，因为DEI的反对者警告说，法院的推理也可能适用于私营公司，维持项目可能会引发诉讼。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一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对结束私营部门的DEI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该命令终止了联邦DEI计划，并指示美国机构“打击私营部门的非法DEI行动” NCPPR在努力取消苹果公司的多元化计划时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这家科技巨头的企业DEI计划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该组织还引用了13位州检察长的话，他们同样警告称，该控股可能会影响企业的DEI计划。其他16位司法部长持相反观点，在一份联合备忘录中写道，私人DEI项目“并不违法”，联邦政府无权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私营部门的合法活动” DEI的反对者还认为，多元化计划对苹果等作为联邦承包商的私营公司构成了更大的风险。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承包商证明他们的DEI项目没有违反联邦反歧视法。 NCPPR在给雅虎财经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很明显，DEI给公司带来了诉讼、声誉和财务风险，因此也给股东带来了财务风险，从而给不遵守信托义务的公司带来了进一步的风险。”。除了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其他组织也推动股东投票结束DEI。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和传统基金会提交了各种股东提案，寻求改变或更深入地研究DEI实践。 NCPPR和NLPC向高盛和摩根大通提交了反DEI提案，而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则收到了NLPC和Heritage的提案，要求对银行如何对待具有某些政治信仰的客户进行审计。在过去的一年里，来自其他行业的一系列公司已经改变了多样性的面貌，包括Meta、沃尔玛、麦当劳、Lowe's、福特、Tractor Supply、John Deere 和塔吉特。

丰雪鑫9902-27 02:30

获得股东压倒性支持，苹果击退保守派组织对公司DEI政策的进攻

的DEI举措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展开，例如种族正义倡议，为美国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提供支持。苹果在美国以外地区也推行DEI计划，例如在墨西哥教授原住民编程技能，以及与澳大利亚一个由原住民社区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合作，推动刑事司法改革。过去，苹果股东曾否决要求公司进一步披露种族和性别薪酬差距的提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公司“始终致力于招聘最优秀的人才，并提供一个协作文化，让来自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共同创新。” 不过，库克也补充说，“随着相关法律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以确保合规。但我们的核心价值，即尊重所有人，并为此努力的方向，永远不会动摇。” 这个保守派组织此前还要求Costco就维持DEI计划的风险进行报告。然而Costco的股东在1月会议上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此外，苹果股东还投票反对了一项要求公司评估人工智能（AI）工作的风险报告提案。尽管这一提案在所有股东倡议中获得最多支持票，但最终仍被否决，支持票为10.4亿票，反对票为79.6亿票。苹果管理层提出的所有提案，包括“薪酬表决”条款，均获得通过。库克在周二还表示，苹果将成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最大客户，这家工厂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动设立的。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7 00:00

日经新闻：特朗普特府消弱联邦政府的作法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

得到了扩展。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种族或少数族裔群体成员在政府或企业招聘中不应获得特殊待遇。马斯克也反对DEI，他认为能力应当是首要标准。庞大的美国政府中肯定存在浪费，确实需要提高效率，DEI政策若执行过度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然而，采取极端措施破坏机构，可能会削弱政府的重要职能。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预算达400亿美元，长期以来支持中东欧和新兴国家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以推动民主发展。这一机构的关闭让中国和俄罗斯感到高兴，因为这两个国家一直反对USAID的工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称此举为“明智之举”。削减措施甚至影响到了国家安全。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全体人员都收到了“延期辞职”提议。一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认为美国情报机构是他的政治敌人，因为他曾被指控与俄罗斯共谋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对此事的公开调查最终未能得出确凿证据。这名前官员表示：“特朗普认为CIA泄露了相关信息，试图推翻他。”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一系列削减措施对国防部和军队的影响。《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称，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已下令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削减国防预算8%。他还解雇了拜登任内任命的高级军官。一位接近特朗普的安全专家表示：“武器的研发和采购涉及庞大预算，确实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但一位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警告说：“未经仔细审查就急于削减预算，可能会导致威慑力下降。” 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这次重组能够提高政府效率，更有能力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日本研究所研究主任、中国内部事务专家，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吴军华表示：“毛泽东和特朗普的方法相似，都是通过动员群众试图摧毁现有权力结构。但特朗普的目标是精简臃肿的政府。如果他成功了，美国可能会重新崛起为超级大国。中国或许正战战兢兢地观察。”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十年宝贵时间。特朗普应该把这个毛泽东的失败当作警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6 00:00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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