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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访谈】对话巴勒斯坦最受欢迎领导人之子：我不接受绝望

看到他的脸出现在墙上、旗帜上，他经常在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他在第二次起义期间被捕，被以色列指控进行恐怖袭击，他对此予以否认，但他没有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不承认那个法庭的合法性。他支持《奥斯陆协定》，也依然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他的儿子阿拉伯将向我们解释这些。以色列高层人士，包括前以色列情报局局长，都呼吁释放他，让他参加选举，将他视为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潜在未来。因此，要讨论的内容非常多。欢迎你，阿拉伯，感谢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坎贝尔：讲讲你父亲的基本故事。其实你并不很了解他吧？你一生中见过他几次？巴尔古提：他入狱时我 11 岁。在我16岁之前，我一个月见他两次。我 16 岁之后，平均两到三年见他一次。我已经三年没见过他了。坎贝尔：请大致向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马尔万·巴尔古提的故事。巴尔古提：在我看来，马尔万·巴古提的故事代表了巴勒斯坦的故事。他1959 年出生在拉马拉(Ramallah)附近一个名叫科贝尔(Kober)的小村庄。12 岁时，他第一次遇到以色列占领军士兵，当时他养了一只小狗。因为士兵们骚扰他，于是狗攻击了他们，他们就开枪打死了狗。我祖母经常跟我说这只小狗的故事，以及我父亲如何在那只狗的坟墓旁待了一个星期，他不想离开那条狗，等等。十四五岁时，他开始像其他巴勒斯坦孩子一样，看到村里有以色列士兵就扔石头。他在 15 岁时第一次被捕，18 岁时再次被捕。有一个故事我知道后就再也忘不了：18 岁那年，审讯人员让他脱光衣服，然后踢他的下身，告诉他，像你这样的恐怖分子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制造恐怖分子。他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出狱后，他向同村的我母亲求婚。他非常诚实地告诉她：“听我说，我不会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他要成为一名政治家。在巴勒斯坦，政治家意味着你真的要冒生命危险。我母亲的回答是：“不要自私。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我愿意做出牺牲。” 我们出生时，他都没能在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1985 年我大哥出生时，他正在监狱里。他当时正在绝食抗议。他没有像阿拉伯人那样分发糖果，而是给囚犯们分盐，庆祝他第一个儿子的出生。第二年，他被以色列人通缉，逃到了山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起名鲁巴(Ruba)，这名字来自拉瓦比山，因为他当时躲在山里。1987 年，他被流放出巴勒斯坦，因为他是学生会主席。他是一位得到认可的年轻领袖。坎贝尔：当他被流放时去了哪里？是去约旦吗？巴尔古提：他一开始去的是突尼斯。就在那期间，法塔赫传奇领导人之一阿布·吉哈德·哈利勒·瓦齐尔(Abu Jihad Khalil Wazir)被暗杀。于是他离开突尼斯，去了约旦。 1989 年，我的哥哥沙拉夫(Sharaf)出生了。他是以我父亲的同学，比尔宰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第一位烈士沙拉夫·阿尔-提比(Sharaf Al-Tibi)的名字命名的。我 1990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不幸的是，他也不在场。后来《奥斯陆协定》签署，我们全家回到了巴勒斯坦。斯图尔特：那么，阿拉伯，我们会回到政治和占领以及你父亲等大问题，但我想先从谈论你开始，稍稍给我们讲讲你，你的生活，讲讲你现在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与你父亲相关的事情上，而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谈谈这是什么感觉？巴尔古提：我说过，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在拉马拉长大。基本上，我一辈子都待在那里。我是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出生的一代人，所以最初几年真的很美好。我们有美好的回忆。我记得父亲经常带我们去埃及、突尼斯玩，踢足球。他是个超级足球迷。他很迷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受他影响，我也是，对齐达内越来越着迷。我们一起观看了 98 年世界杯，那是一个美妙的时刻。第二次起义开始后，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那时我才10岁。我留在了拉马拉。我在那里高中毕业，然后获得了金融学学士学位。当过投资分析师，还在美国读了金融硕士。然后我回来了，我总是说，我很想在电脑后面做一些电子表格，但最终总逃避不了谈论政治。斯图尔特：你觉得你的性格中，是不是更喜欢电子表格？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向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安静的生意人？巴尔古提：我非常喜欢心理健康方面的东西。我有人生指导(life coaching) 方面的学位。实际上，我还管理着一家编程教学机构，因为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巴勒斯坦成为中东地区的科技中心之一，并通过科技创造希望。几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很有成就感。在政治方面，我认为有时你必须这样做，因为你是巴勒斯坦人，你必须谈论政治。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有责任代表他。我也有责任代表巴勒斯坦政Z犯。坎贝尔：让我们了解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的。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在你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却要承担起确保他的形象、他的思想（在社会上）有存在感的重任。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也给我们讲讲你的母亲吧。巴尔古提：你要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是，他是我生活中的榜样。他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当然，我有偏见，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但我从没见过别的像他这样的人。每当我去监狱见他，我都会做心理准备，你知道，我需要给他一些正能量。他是在监狱里。结果总是相反。总是他给我正能量。他是一个真正有目标、有梦想的人，他的梦想就是让巴勒斯坦儿童过上正常的生活，过上没有暴力、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他最大的痛苦就是看到我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看到加沙人民经历他们此刻正在经历的一切。如果要形容他，他总是那么亲切、愉悦。当我去看他，和他坐在一起时，他总是在微笑，我后来在他的书中读到，那甚至是他正在经历最糟糕的审讯手段的时期。坎贝尔：那是酷刑的一种形式。巴尔古提：是的，就是这样。他们会让他每天坐在有钉子的椅子上长达 20、22 小时，连续 100 天。这是他们抓住他后首先实施的。在他入狱的头三年里，他们把他单独监禁。只有我和大我一岁的哥哥被允许见他，因为我们还不到16岁。你知道，当我了解到这些手段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有些手段是，他们会剥夺他的睡眠，用音量最大的扬声器阻止他睡觉，把聚光灯照在他的脸上等等。但我没有看到这些。我去看他的时候也没感觉到这一点。他确保让我感到舒适。他面带微笑。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听他抱怨过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肩负着作为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的责任。我认为他在向他的孩子灌输伟大的价值观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斯图尔特：给我们讲讲你的母亲吧。巴尔古提：我总是说，如果我需要几个小时来谈论我的父亲，那么我需要几天的时间来谈论我的母亲。她是一位真正的伟大女性。她本身就是一位领袖。她是巴勒斯坦妇女权利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她是一名律师，拥有法律硕士学位。我父亲被捕时，她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她不是坐在家里抱怨和自怨自艾（老实说她有权这样做），而是发起了这场营救运动。她开始奔走于各个国家之间，为他的获释奔走呼号。随后，她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的亲密战友。译者注，下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南非著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人权活动家。198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前美国总统）、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美国著名左翼哲学家、政治活动家，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重要人物，对激进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等著名领导人一起，在罗本岛关押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囚室发起这场对马尔万·巴尔古提的国际救援运动。那些传奇领导人中很多今天还在参与。她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常有人问我，“做马尔万·巴尔古提的儿子真的很不容易吧”，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我不认为这很难。坎贝尔：你是否理解他为何入狱，为何入狱如此之久？他曾经说过，我不是恐怖分子，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巴尔古提：这意味着他支持《奥斯陆协定》。他支持两国解决方案。我的父亲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在 94 年回到巴勒斯坦。他常说，奥斯陆是一个机会，需要给它一个机会。他没有被仇恨所驱使，而是开始在欧洲、在以色列议会会见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等等，因为他想维持和平协议。他希望维持两国解决方案。你可以听听 90 年代末期来访的以色列官员说的话，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说，他们说是马尔万来找我们并警告我们，如果你现在不做点什么，事态就会失控。因为你需要记住，在《奥斯陆协定》之后，以色列人并没有实践这个协议。最大的证据就是，那些年定居者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翻了一番。那是最糟糕的几年。这就是第二次起义开始的原因。我父亲从不回避对第二次起义的支持。他是一位领袖。他是民选领导人。他有责任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够了没有尽头的占领。斯图尔特：我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和平抵抗与武装抵抗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您父亲说过，攻击以色列士兵甚至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是合法的，但攻击以色列境内的平民是不合法的。是这样区分的吗？他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他的想法改变了吗？巴尔古提：我认为他一直反对以平民为目标，无论他们是谁，在哪里。多年来，他这一点一直非常清楚，这是有据可查的。我父亲相信国际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甚至国际法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决定西岸和加沙是否被占领。如果它们被占领，那么根据国际法，我们就有抵抗的权利。斯图尔特：但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是否会更有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巴尔古提：他写过一篇我非常喜欢的文章，是我父亲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之一。他说，抵抗不仅仅是拿着武器上战场。抵抗是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老师，做一个好农民，做一个好巴勒斯坦人。他还呼吁人们将非暴力作为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他在 2012 年等场合公开呼吁这样做。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你有机会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还去武装抵抗和斗争是愚蠢的。坎贝尔：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抵抗组织和恐怖组织了解到的一个故事是，你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相当长的人生。你如何利用你在监狱中的时间。所以，你父亲在狱中学习希伯来语，在狱中阅读《妥拉》（Torah，犹太教最神圣的经典，即《摩西五经》，是犹太法律与信仰的核心，犹太传统教育和精神修炼的重要内容），然后我想他在一次服刑期间建立了这样一所大学。巴尔古提：是的。坎贝尔：他是怎么做到的？巴尔古提：所以他的希伯来语很流利。当我和吉迪翁·列维（Gideon Levy，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以大胆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而闻名。他被称为“以色列最孤独的记者”，右翼视其为“叛国者”，国际人权组织则称他“良知的声音”）等人见面时，他们告诉我，他的希伯来语比我强。他阅读了每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的传记，因为他想了解他们。你知道，他教授以色列研究。他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他非常相信教育。就像我常说的，每次去看他，我都得带着一个新学位去。如果我没有，他就不满意。因此，他与监狱当局协商，我们需要书籍，我们需要教育，等等。他与监狱里的所有囚犯达成协议，如果你要留在这个监狱，就必须学习。你没有选择。否则，就要求调走，因为这将给其他人提供这样做的机会。他曾在耶路撒冷大学任教，于是，他派自己的律师与耶路撒冷大学校长谈判，给这些囚犯颁发正式学位。他开始教授他们以色列研究，给予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让 450 多名囚犯获得了学士学位，200 多名囚犯获得了硕士学位。他非常熟悉监狱，所以他对那些囚犯说得很明白。他告诉他们：“听着。出狱后，你们会被庆祝一两个月，但随后你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坎贝尔：但这也表明，他能够与当局建立相当良好的关系。如果当局允许他把这里变成一所大学的话。巴尔古提：是的，但这不是公开的。他不被允许谈论它。他甚至不被允许谈他在做什么。在我父亲被监禁的 23 年中，他 25 次被送去单独监禁。每当他公开发表他们不喜欢的言论或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他们就会拿走他的书，剥夺他的教育，等等。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他，你知道，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知道如何谈判。他的希伯来语非常流利。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以色列人，包括现在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因此，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10月7日是可怕的，但…… 斯图尔特：我想这次对话的核心就是自由战士、恐怖分子、我们如何谈判、暴力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我想许多以色列人在听完这番对话后会说：阿利斯泰尔和我对恐怖主义谈得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谈到 10 月 7 日。我想知道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和他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 10 月 7 日，如何看待暴力的。巴尔古提：我个人认为，恐怖主义已经被过度用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词汇，它使抵抗运动失去合法性。如果你想讨论恐怖主义，我们就需要讨论是什么造成了恐怖主义。如果你有一个无休止的、永久的占领，你还能指望什么？你指望人们就这样没事吗？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占领之下吗？当然不会。他们会爆发的。他们会走向极端主义，因为压迫会滋生极端主义。我们希望停止这种压迫。这些讨论方式的问题是，没有触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像你听到川普到处说加沙人民正在遭受饥荒，哈马斯正在做这做那。但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没有人会宽恕以平民为目标的行为。我非常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今后不再发生暴力。我们在暴力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人们把我们说成是热爱暴力的巴勒斯坦人。我们不是。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冲突中，90% 被杀害的平民都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因此，我们正在付出代价。我们希望暴力停止。是这样的。斯图尔特：你能谈谈 10 月 7 日那次事件吗？我理解你说的一切，比如造成事件的根源等等。但我想理解你的道德反应，人们应该如何谈论它，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应该如何看待那个特殊的日子。巴尔古提：我认为那一天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我再次重申，我不会宽恕以平民为目标、绑架平民的行为。我对这一点非常坦率。但与此同时，我再次追根溯源。我们必须找到事情发生的原因。当你把一群人，两百万人，年复一年地关在监狱里，你还能指望什么？他们会在你面前爆炸。另一件事是，10 月 7 日之后，我们在过去的 19 个月里作为巴勒斯坦人生活着。不幸的是，媒体、西方领导人等仍停留在“10 月 7 日”。我真的相信，除非每个人都明白巴勒斯坦人也是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如出一辙，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希望向前看。我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不想继续谈论过去。坎贝尔：对不起，我要把话题扯更远，但我只是想知道，2001 年 9 月 11 日和现在的 10 月 7 日这两个日期是否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这两个日期是什么意思。你和你的父亲，如果你能问他，你是否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所采取的那些行动，最终对你真正相信的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巴尔古提：老实说，10 月 7 日后我没有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我不能代表他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你知道，如果我能做任何事情，让两万名被屠杀的儿童重获新生，我都会去做。但我不认为指责巴勒斯坦人是明智或公平的。坎贝尔：不，不是责怪。这不是责怪的问题。我只是在想，当 10 月 7 日事件发生时，罗里和我在播客上谈论这件事，我们基本上都在说，“天哪，这真是太可怕了”。但我当时的反应是，“但这件事对加沙人民将是非常糟糕的。”现在，事实证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但我只是想知道，那些走这条路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们是否不必接受这种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的事实，或者你们是否必须坚持更长远的看法，即你们必须相信你们所相信的，并为你们所相信的继续战斗？巴尔古提：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展望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双方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错误更为重要。现在比过去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但无法改变过去。正如我所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能让那些孩子重获新生。我们做不到。但还有更多的孩子正在死去。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在加沙已经有 67 名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如果特拉维夫、海法或雅法有一名平民被杀，所有人都会像发疯了一样，因为西方在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时存在无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非常无意识的。我认为它正在暴露出来。我真的想鼓励人们能够换位思考，想象一下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种族隔离之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压迫之下。巴勒斯坦的曼德拉斯图尔特：展望未来，如果你的父亲从监狱获释，他将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分裂、困难重重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年迈的领导层、巨大的腐败指控；另一方面，哈马斯、伊斯兰恐怖分子。你是如何考虑的，也许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你如何处理一个非常年迈、腐败的政府？然后我们再谈伊斯兰恐怖分子。巴尔古提：我认为这正是我们需要他的原因。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我父亲的超强能力——如果你看看巴勒斯坦人口，超过 50% 的人在我父亲入狱时还没有出生，但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这说明了他的重要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团结人的人物。我们非常渴望团结。我们为巴勒斯坦分歧的议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他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人，能够把这一切带到谈判桌上，把所有巴勒斯坦派别团结在一把伞下。斯图尔特：我曾和几个见过他几次的人聊过，他们说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那些日子里，当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他却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我认为，他的生活方式相当俭朴，这一点仍然吸引着人们。巴尔古提：是的，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来自一个村庄。他热爱那个村庄。他每个周末都会带我们去，只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来自哪里。他反对腐败。他一直大声、公开地反对腐败。我认为，巴权力机构和巴解组织以及所有这些组织，作为一个机构，它们对于代表巴勒斯坦人民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代表。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选举来更新整个政治体系。在过去的 18 年里，我们没有议会。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审查法律的修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等等。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 2006 年，当时哈马斯获胜，每个人都在抱怨巴勒斯坦人民怎么能投票给哈马斯，等等。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国际社会本来可以鼓励哈马斯成为政治领袖。为什么不呢？它是一个政党。但他们所做的是，他们孤立哈马斯，直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垮台，以报复巴勒斯坦人民在自由选举中的选择。与此同时，说实话，他们纵容不断抱怨、不断带来越来越多问题的以色列极右翼。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新的、不同类型的领导层。因为只要国际社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傀儡，他们就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把领导人扔给我们就扔给我们。而巴勒斯坦人需要做的是——我们才有权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位在巴勒斯坦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他相信两国解决方案。他相信团结。老实说，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根本不会沦落至此。坎贝尔：我们英国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被错误定罪，已经坐牢 38 年，因为 DNA 测试，他们发现他是无辜的。他们让他出狱了，这是在坐牢 38 年之后。我在想，你如何融入一个你缺席了 38 年的世界。你爸爸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了。他心理上能理解吗？我知道他对这些问题了如指掌，但他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吗？现在很多参加民意调查的人都会说我们支持他。他们了解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我只是想知道，是否会有一种危险，即存在着一种几乎是神话的感觉。现在，我们有曼德拉的经历，曼德拉在监狱里呆了 27 年，他出来后成为了一位非凡的领袖。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相信他有信心走出来，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吗？巴尔古提：我对这一点毫无疑问。你提到了纳尔逊·曼德拉。很多人把我的父亲称为巴勒斯坦的纳尔逊·曼德拉。原因是，他是那个已经有信誉可以把巴勒斯坦人团结在同一个政治远见上的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是的，他精神上很敏锐。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曾经一个月读 10 到 12 本书。有一段时间，他痴迷于中国经济。另一个时期，你会发现他痴迷于欧洲历史等等。他想让我学中文，等等。坎贝尔：你拿到中文学位了？巴尔古提：我告诉他，不，我不会去学中文。我用别的来弥补。但是，他是这种类型的领导者，他是一个学习者。他喜欢学习。他听的比说的多。他是那种你心目中真正的领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他为巴勒斯坦的曼德拉。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我认为，我母亲 20 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数以千计的志愿者所做的等等，让人们认识了他。去年年底，他在狱中遭到殴打，这件事被公之于众。我们收到成百上千个来自加沙的电话，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听着，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不能失去生命中最后一丝希望，就是这个人来救我们。我知道这对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期望。他没有魔法棒，但我认为他有政治信誉，能把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斯图尔特：我的意思是，回到关于哈马斯的一个焦虑是，你父亲代表了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声音。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世俗民族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哈马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们在埃及看到了这种巧合，也许我们在叙利亚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回到巴勒斯坦世俗民族主义的旧愿景，而不是植根于哈马斯的伊斯兰教信仰？巴尔古提：你知道，2006 年，我父亲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他召集了巴勒斯坦所有派别，包括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齐聚一堂，签署了《囚犯文件》，该文件是之后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基石。该文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国将建立在 67 年边界之上。抵抗仅限于 67 年边界内，禁止以平民为目标，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确实签署了这一协议。即使是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长期领导人。1993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开启和平进程，并因此与拉宾、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说明，是的，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有能力将所有巴勒斯坦人带入有意义的愿景。但归根结底，我们操心的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那就是团结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更美好的愿景。但我们无法控制占领的结束。这正是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帮助的地方。我们请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真正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结束非法占领，而不是像他们在 2006 年所做的那样，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必须明确：如果存在非法占领，我们就必须停止抱怨其他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而要做到向前迈进，相比于以色列人，我们更需要巴勒斯坦人的宽恕，因为我们比以色列人受到的伤害更大。只要能够保证我们拥有自己的主权和国家，能够独立、有尊严地生活，我们就愿意走向这个方向。坎贝尔：你提到了阿拉法特。不久前，我们采访了克林顿总统，事实上，他对阿拉法特表示了真正的失望，并认为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您如何评价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历史上的地位？巴尔古提：我认为亚西尔·阿拉法特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领袖。当然，我认为他犯了一些错误，因为当你把政府的钥匙交给一个革命者时，就是会犯很多错误。他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不同意美国的说法，即亚西尔·阿拉法特是解决问题的阻碍。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你在生活中进行任何谈判，而你没有诚意，你知道，这是我想要的，这是你想要的，让我们在中间达成协议。但以色列人没有带着这种心态来，他们现在也没有带着这种心态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以色列现政府不抱任何希望。我的意思是，你能对贝内特（Naftali Bennett，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右翼政党“右翼联盟”创始人之一，主张强硬的安全政策和扩大定居点建设）、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家、律师以及前财政部长。他是国家宗教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和所有这些疯子抱有希望吗？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这样的机会。当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时候，他不能签署那些会使非法定居点合法化、会使我们与耶路撒冷毫无关系这一事实合法化的东西。他做不到这一点。斯图尔特：显然，与他有关的一个真正的根本症结是难民回返问题。因为，再一次向听众解释，这对你们来说非常熟悉，但对听众来说不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离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是一回事。巴勒斯坦人要求所有离开现在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是另一回事——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再占多数，犹太家园的概念将被另一个巴勒斯坦国所取代。你认为有可能在谈判中解决这个问题吗？巴尔古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一半的巴勒斯坦人口散居在外。他们在 1948 年和 1967 年被赶出家园，一直不被允许回到巴勒斯坦。我举个种族隔离的例子，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已经 25 年不能去耶路撒冷了。你明天就可以去。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并获得合法证件。这公平吗？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听着，我知道这也许是现代史上最复杂的问题。坎贝尔：耶路撒冷还是整个局势？耶路撒冷是很复杂。巴尔古提：是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你看看北爱尔兰、爱尔兰的经历、南非、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国家，我们从历史中学习，我们必须到达一个我们可以在中间相遇的地方。你不能告诉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被允许，而欧洲犹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去以色列申请公民身份。这是行不通的。坎贝尔：我们现在的谈话是在川普总统访问海湾国家不久。我认为最特别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与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的会面，几个月前罗里和我还见过他。这给你带来希望了吗？事实上，这个人不久前还是世界头号通缉犯之一。我记得当我们和他谈话时，他基本上是在说，你知道，那种远在天边的大梦想就是美国人解除制裁。不久之后，川普就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斯图尔特：非常奇怪，因为很明显，我们采访了他，人们马上就说，你在干什么？你在见一个恐怖分子。现在唐纳德·川普见他，人们却不问同样的问题了。巴尔古提：听着，我总是说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机会。我真的希望川普能对以色列现政府感到厌倦，因为很明显，他们不想要任何解决方案。在这里，有一个人说着两国解决方案，说着长期和平，说着与以色列人并肩生活，而他在过去的19个月里一直被单独监禁。而内塔尼亚胡、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以色列极右翼政治人物，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支持种族主义，主张剥夺不忠于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他本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却公开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自决权，公开计划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清洗，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城市受到欢迎，就像他们是英雄一样。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我看来，川普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他具有不可预知性。他有能力走这一步：“听着，我受够了。”我们需要结束加沙的人类苦难。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经历饥荒。国际社会认为这是战争罪，国际社会认为这是非法的，而这是以色列的口号。他们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我认为，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思考，这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斯图尔特：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20 年前你父亲入狱时，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你知道，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权力大规模转移到海湾地区，阿联酋、沙特似乎很乐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大大降低。过去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巴尔古提：我认为发生了转变。可耻的是，一些国家忘记了巴勒斯坦的事业。事情是发生在内部的。因此，种族隔离对以色列人和整个地区来说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都对种族隔离保持沉默。没有人再抱怨了。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阵营中的设想是，他总是告诉他们，看，我所做的是对的，忘掉巴勒斯坦的事业吧。忘掉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74–1977 和 1992–1995 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因推动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签署奥斯陆协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5 年在一次和平集会上被极端分子刺杀）所说的我们必须让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安全（这道理是完全说得通的）。他说，不，让我们去与阿拉伯世界建立关系，与他们正常化，然后巴勒斯坦事业将在几年内被遗忘。但最后一切都在他眼前爆发了。斯图尔特：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愿意倾听并积极对待这一想法？巴尔古提：我认为只有巴林和阿联酋实现了正常化。沙特没有正常化。斯图尔特：但他们似乎正在走向正常化。巴尔古提：但我认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常化的条件是建立巴勒斯坦国。斯图尔特：那么在阿联酋等地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准备改变在这方面的立场？巴尔古提：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图尔特：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是个沉重打击吗？巴尔古提：是的，百分之百。我们感到被背叛了。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是，如果你想正常化，至少要有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作为阿拉伯人，我们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我的名字是阿拉伯。我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他忠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等。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将此作为阿拉伯国家未来与以色列达成任何正常化协议的先决条件。我不接受绝望坎贝尔：我要把话题带离阿拉伯世界。你对欧洲和欧洲领导人自 10 月 7 日以来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有何看法？巴尔古提：这是一段旅程，真的是一段旅程。老实说，我和所有巴勒斯坦人真的被西方领导人恶心到了。因为当时有乌尔苏拉(Ursula von der Leyen，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甚至英国政府，等等，显然，一场种族灭绝即将发生，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有权自卫。这就像他们只是在说，没有感觉到他们实际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这确实是非常有害的。我认为，历史不会轻易放过这些领导人。但我认为，你知道，看到马克龙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希望英国政府也能更有勇气一些。看到世界上一些领导人对此厌倦了，我真的希望川普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说，他现在也许正在走向那里的路上。是的，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感到厌恶，因为，你知道，双重标准是存在的。双重标准的一个例子就是囚犯与人质。你在谈论 12 岁和 14 岁的巴勒斯坦人时，称他们为囚犯，称以色列士兵为人质。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以色列人质反应如此强烈，而对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巴勒斯坦儿童却没有强烈反应？他们在没有监护人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被迫在希伯来文文件上签字。行政拘留又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是，行政拘留是英国遗留在巴勒斯坦的遗产，即不进行审判把某人关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关在那里。不幸的是，双重标准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导致他们只谈论以色列人的苦难，等等。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时机就是一切。我认为现在是转变的时候了。现在是真正看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我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以色列现政府。因为当前的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我真的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的阵营，他们的未来不会接受种族隔离。真正改变政治的将是他们，希望这些在未来会发生。以色列将受到制裁，等等。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你的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斯图尔特：在世界各地进行这类采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最令人沮丧和恼火的是什么？你希望别人问什么？什么东西你希望人们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和其他几十个采访你的人处理这些情况的方式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或沮丧的地方？巴尔古提：我认为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只有当提问中隐藏着一些种族主义、不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在谈论双方时不平等时，才会让我感到沮丧。也没有考虑到 90%的苦难发生在巴勒斯坦一方，而不是以色列一方。我一直对人们说的是，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和占领之下是什么感觉。我总是告诉人们，来约旦河西岸看看吧，我向你保证，在两个小时内，你就会告诉我这是种族隔离。这非常容易。如果你和我去希伯伦（根据国际法，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你就可以去我不能去的街道，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因为我的种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我并不是想说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家庭的苦难。我的大哥卡萨姆(Qassam)，18 岁那年从埃及回来，想在我母亲庆祝硕士学位时给她一个惊喜，他当时正在埃及留学。在边境，因为我父亲正在囚禁中，他们把他带到一边，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把他关了四年。这只是其中的一次经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很特别，我们想把我父亲单独挑出来说。这是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故事。自 10 月 7 日以来，已有 65 名巴勒斯坦政治囚犯被杀害，没有人谈论他们。而且，你知道，虐待。关于在以色列是否可以强奸囚犯的争论真是令人作呕。以色列议会中 90% 以上的人不相信应该有巴勒斯坦国。这些都是我想特别指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的苦难。但我父亲教导我，成为受害者和表现得像受害者是不同的。他不希望我表现得像个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是抱怨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需要改变。坎贝尔：阿拉伯，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假设你的父亲没有出狱。假设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你认为你自己或你的兄弟们是政治家吗？你是否觉得自己会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你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政治家了？巴尔古提：我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我不认为我将来会从政。我的使命是，从科技领域而言，使巴勒斯坦成为未来的科技中心之一，因为我遵循我父亲写的东西，即巴勒斯坦的斗争远不止是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自由战士或类似的东西。你可以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你可以在未来为巴勒斯坦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说到未来，如果是说我父亲出不了狱，我父亲常说，绝望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的特权。所以我把“绝望”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它不再存在。我不能那样想。他肯定会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他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希望如此。坎贝尔：我们会是第一个吗？我们很有竞争力…… 巴尔古提：我想说，竞争很激烈，但我不能保证。坎贝尔：好吧，谢谢你！谢谢！我想这是个很不错的采访。斯图尔特：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巴尔古提：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一个大问题坎贝尔：哇！阿拉伯·巴尔古提！他的发言很有感染力。斯图尔特：非常有感染力。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对乐观主义的关注是整件事情的核心，将故事推向希望，并尝试谈论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有一件事显然是个大问题，那就是我认识的大多数参与过两国谈判的国际人士都认为难民返回以色列本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奥斯陆协议还是未来的协议都是如此。要以色列搬迁定居点很难，但还是有可能的；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坎贝尔：但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我们和他交谈时，坦率地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显然正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我们不会和他交谈。所以，我认为他做的是，谈论他的父亲，并保持这种感觉，即目前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东西，即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是令人信服的。斯图尔特：我认为这是个更大的故事，不是吗？你会比我更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为他人说话的故事。我的意思是，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反腐斗士，2024年2月在北极流放监狱中突然去世，年仅47岁，外界普遍认为其死因与俄政府有关。他被视为对抗威权主义的象征）的家人就是这样。在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入狱和遇害之后，他的家人仍在继续开展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也是这类事情很强的传统，在爱尔兰、南非和许多其他地方，都有这样很强的传统，不是吗？【延伸阅读】他知道这些话看起来很奇怪。他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疯狂。坎贝尔：是的，因为你有很多关键人物，曼德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马尔万·巴尔古提有时被拿来与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北爱尔兰数十年的暴力冲突中，他是共和主义阵营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代，亚当斯转向和平谈判，是促成结束北爱长期冲突的《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1998]的重要幕后推手）相提并论。格里·亚当斯没有坐 20 年牢，但进过几次监狱。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一方面，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当局想让他们远离社会，有时是为了阻止他们发挥效用，然而他被关在监狱里，却以某种方法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一所大学。当然，爱尔兰的恐怖主义也是如此——很多恐怖主义的技术都是在监狱里的人讨论、发展和磨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吸引人。我记得《经济学人》说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囚犯。当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出狱时，肩上扛着这样的重担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死在监狱里。斯图尔特：我想我还得回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试着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听这个采访时的立场。我的感觉是，他们会说，这个人是被以色列法院定罪的，他显然与武装抵抗运动有关联。坎贝尔：他被判了五次无期徒刑，外加 40 年监禁。斯图尔特：他们会说他是恐怖分子。他们还会说，我们低估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感觉。10 月 7 日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我认为这就是人们的感受，它让他们意识到，有人真的想杀光他们。在过去的 20 年，也就是从他父亲入狱的那一刻起，自卫权以及自卫权与两国解决方案的关系这一问题发展得非常迅速。 90年代，以色列政治和国防机构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唯一的长期安全与和平是两国解决方案，除非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为以色列带来和平。”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推动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不，不，不，巴勒斯坦国是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竭尽所能建造定居点，压垮他们，推动他们所谓的“自愿”从加沙流亡。以色列成功地说服了阿联酋和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说法。坎贝尔：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有人听了这番话，而他并不完全赞同巴勒斯坦的观点，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和他（指阿拉伯·巴尔古提，译者注）谈过了，最近和沙拉（叙利亚新总统）谈过了，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和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国际人权律师）谈过了，她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观点，我们还和巴勒斯坦驻伦敦大使谈过了，在其对立面，我们还没有太多访谈。斯图尔特：我只是想反驳一下…… 坎贝尔：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们还采访了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我们和埃胡德·奥尔梅尔（Ehud Olmeir，2006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总理。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在任内曾试图推动以巴和平进程，同时也是首位因腐败刑事入狱的以色列前总理）谈过。斯图尔特：事实是，我们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谈过。坎贝尔：我们也和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及特别使命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最精锐、最神秘的情报机构之一）的人谈过。但我们已经向以色列政府表明，我们非常希望与以色列政府的高层人士交谈，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对我们大谈特谈他们的政策要点，那就不行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你是在阿拉伯离开时说这番话的。就像你说的，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他不接受绝望。我相信，他和有些以色列人的交流方式是类似的。他也说了 10 月 7 日是可怕的，我们谴责所有的平民袭击，但他很快就转而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双重标准。这会让一些听众感到不快。不过，我只是认为也有以色列人非常擅长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擅长沟通。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我们与以色列的声音、政府人员坐在一起，而他们不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反驳、争论细节，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采访是有成效的。所以，我们在此公开场合重复我们私下说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有更多以色列人的声音出现在节目中，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喊喊口号，那就不行了。斯图尔特：我想撇开政治来谈，我的意思是，从我们俩的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他怀有巨大的同情和爱意，因为他是一个从 16 岁起就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孩子，同时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想继续从事编码和技术工作的人，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这些事情中，我认为他做得很有尊严，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安静的魅力。坎贝尔：是的。好，再见！斯图尔特：再见！ *全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1小时前

特斯拉投资者要求马斯克每周至少为公司工作40小时

构的行动。在Axios Harris民意调查关于公众对100家最知名美国公司的看法中，特斯拉曾在最受欢迎的美国品牌中排名第八。但最近，特斯拉在该调查中的排名跌至第95位，落后于其他六家汽车制造商。今年以来，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了12%，而纳斯达克指数仅下跌了1%。本周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特斯拉在欧洲的月销量同比下降了近一半，连续四个月大幅下滑。签署周三信函的投资者总共持有特斯拉约790万股股票。他们指责特斯拉董事会“不愿为所有特斯拉股东的最佳利益行事”，要求马斯克“全身心地关注”公司。马斯克本周表示，他计划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业务，除了特斯拉之外，还包括xAI和SpaceX。这些投资者还要求特斯拉至少增加一名与其他董事会成员没有私人关系的新独立董事。特斯拉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前Chipotle 首席财务官杰克·哈通（Jack Hartung）将加入公司董事会。哈通之前曾与马斯克的兄弟、特斯拉董事会成员金巴尔·马斯克合作，后者曾是这家墨西哥食品连锁店的董事会成员。

金融界05-29 07:57

中国经济恐将重演日本90年代历史！中国下调存款利率，家庭储蓄仍增加……

率后，路透社周二(5月27日)引述一项民意调查，主题为“当利率下降时，你会存钱还是消费”，结果在大约5000份回复中，超过80%的人选择了储蓄。研究员警告，中国可能将重演日本90年代历史，低利率无法刺激消费。#中国经济# 中国央行上周放松了货币政策，以减轻与美国贸易战造成的损害。上周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下调了存款利率上限，以抵消银行的保证金压力，并鼓励储户增加支出或投资。但近年来连续下调存款利率未能抑制中国家庭储蓄的爆炸式增长，这加剧了人们对较低收益率对中国消费者产生副作用的担忧，因为中国消费者往往会建立自己的安全网。官方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居民存款总额超过16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2.3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3%，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8%。相比之下，第一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路透社报道，Miro Chen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项民意调查：“当利率下降时，你会存钱还是消费？” 在大约5000份回复中，超过80%的人选择了储蓄，这凸显了政策制定者在刺激需求和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的挑战。 (来源:Reuters) “结果一边倒，说明大家很担心，”来自37岁华南地区互联网公司员工Miro Chen说道。“我不确定我的公司还能撑多久，”他补充道，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也存钱。 GlobalData.TS Lombard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Minxiong Liao表示，较低的利率“可能会降低中国人口的收入增长”。 “人们，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人，在未来十年可能需要储蓄更多而不是消费，以确保退休现金流，因为低利率可能会持续下去。” 由于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低迷经济对就业保障的担忧，以及长期房地产危机引起的财富问题，中国家庭一直在增加储蓄。 Liao和其他经济学家表示，增加中国消费的最佳政策是加强养老金体系和其他社会福利，以抑制家庭的储蓄需求。 30岁的自由职业者Lawrence Pan自从一年前丢掉了营销工作后，就不再缴纳社会保险，尽管他可以选择缴纳。由于不信任国家体系，他宁愿自己存钱，而中国科学院预计到2035年国家体系的资金将会耗尽。 Pan将大约2/3的收入存入活期账户。他说，定期储蓄的利息太低，他根本不想存钱。 “我觉得如果存款利率更高，我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会更加平衡。利率上升表明经济正在好转，”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增加支出。” 中国已多次承诺将居民消费——其占GDP的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发挥更重要的经济增长驱动作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严重依赖出口来实现约 5% 的增长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提高关税要求中国更加紧迫地采取措施，实现经济向国内需求的再平衡。但较低的利率可能不利于这一目标。卡内基中国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它们促进了资源从经济中的净储蓄者(在中国主要是家庭)向净借款者(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转移。佩蒂斯表示：“在当今中国以及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融体系中，较低的实际利率似乎并不能刺激消费。” 此外，就像几十年来一直深陷经济停滞的日本一样，借款人所遭受的副作用也在不断增大。 Fathom Consulting高级经济学家伊丽莎白·韦伦斯基奥德(Elisabeth Werenskiold)表示，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许多企业长期依赖低借贷成本，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僵尸化”。她指出，建筑、航空、旅游和计算机服务等行业的现金流仅够支付不到五个月的利息支出，并将低于五个月的任何支出称为“危险区域”。 “这有点像止痛药，”韦伦斯基奥德说。“你可以缓解疼痛，但除非你治疗了疼痛的根源，否则你就不得不继续服用止痛药，这会增加出现副作用的风险。”

圈内人05-28 09:56

得克萨斯州州长签署法律，对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实施年龄验证

域之一，皮尤研究公司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1%的美国人支持儿童创建社交媒体账户需要父母同意，71%的美国人支持在使用社交媒体前进行年龄验证。社交媒体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问题，美国数十个州起诉Meta Platforms，美国卫生总监发布了一份关于儿童保障措施的咨询报告。澳大利亚去年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挪威等其他国家也在考虑制定新限制规则。如何实施年龄限制引发了Instagram和Facebook的所有者Meta与苹果和谷歌之间的冲突。 Meta与社交媒体公司Snap和X一起，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赞赏。 “家长们希望能有一站式服务来验证孩子的年龄，并允许他们以保护隐私的方式下载应用程序。这两家公司表示：”应用程序商店是最好的地方，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州已经提出法案，承认应用程序商店发挥的核心作用。” 由苹果公司和Alphabet支持的进步商会诉讼部副总裁凯瑟琳·法利（Kathleen Farley）说，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很可能会面临以第一修正案为由的法律挑战。法利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挑战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该法在试图规范儿童言论的同时，也对成人言论造成了负担。我想说的是，有观点认为这是一项基于内容的法规，专门针对数字通信。” 支持德克萨斯州法案的儿童网络安全组织长期以来也一直主张对应用程序商店进行年龄验证，称这是让父母有效控制儿童使用技术的唯一途径。 “数字童年联盟（Digital Childhood Alliance）执行董事凯西·斯特凡斯基（Casey Stefanski）说：”问题在于，数字市场的自律已经失败，应用商店只是把利润放在了儿童和家庭的安全和权利之上。” 苹果和谷歌反对德克萨斯州的法案，称该法案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应用程序共享年龄数据，即使这些应用程序没有争议。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应用程序市场将被要求收集和保存每一个想要下载应用程序的德克萨斯人的敏感个人身份信息，即使是一个仅仅提供天气更新或体育比分的应用程序。” 谷歌和苹果都有自己的建议，即只与需要共享年龄范围数据的应用程序共享，而不是与所有应用程序共享。谷歌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高级主管卡里姆·加内姆（Kareem Ghanem）说：”我们认为立法在这里可以发挥作用。立法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必须让扎克伯格和社交媒体公司负起责任，因为这些网站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才真正促使人们仔细审视，看看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金融界05-28 08:07

“中本聪”调查关键信号：80%美国人支持政府将黄金储备转为比特币！

目(Nakamoto Project)民意调查显示，80%美国人支持将美国黄金储备转换为比特币，美国黄金重估可能为比特币收购带来820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比特币最新消息# CryptoSlate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部分黄金储备转换为比特币。根据中本聪项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4/5的受访者支持将部分国家黄金储备转换为比特币。 (来源:Nakamoto Project)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000名受访者建议将1%至10%的黄金储备兑换成比特币，而超过400名受访者则赞成采取更大胆的举措，将10%至20%的黄金储备分配给比特币。 (来源:Nakamoto Project) 这项调查收集了3345名参与者的回复，结果显示年轻人群支持这一举措。26至30岁的参与者强烈支持这一想法，其次是26岁以下和31至35岁的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如果美国将部分黄金储备转换为比特币，那么比例应该是多少？” 黄金重估将如何助力美国比特币梦在美国探索以预算中性的方式接触数字资产之际，有关将黄金兑换成比特币的讨论也随之而来。一些分析师认为，重新分配该国一小部分黄金储备可能是迈向比特币普及的实际一步，而无需新的支出。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为8133公吨。然而，自1973年以来，官方估价一直固定在每盎司42美元。按照这个过时的价格，该储备的价值仅为110亿美元。如果按照目前每盎司约3200美元的市场价格重新估价，黄金价值将超过8340亿美元。这样的重新估值理论上将带来超过8200亿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用来资助比特币的收购。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加速推进加密货币支持，美国国内法案也迎来重大进展。据Watcher.Guru在周三(5月21日)更新消息，得克萨斯州众议院通过二读法案，建立战略比特币储备。另外，美国参议院以66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重要的稳定币监管法案，此前民主党参议员出于对特朗普加密货币利益的担忧，阻止了该法案的推进。几名民主党人改变了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对《指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法案)进行终止辩论，这将使该法案在参议院进行辩论。此前，5月8日，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撤回了对该法案的支持，并阻止了一项推进该法案的动议，理由是担心特朗普的各种加密货币企业和该法案的反洗钱条款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在投票前表示，美国不能“继续袖手旁观”，而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投票前则认为，该法案未能解决特朗普“公然的加密货币腐败”问题。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辛西娅·卢米斯(Cynthia Lummis)表示，她认为该法案在5月26日之前获得通过是一个“公平的目标” 。

颜辞05-21 08:40

特朗普不提，共和党人不太爱，马斯克“凉了”？

的现象似乎给共和党带来了政治利益。公开民意调查显示，他日益不受欢迎，且不受欢迎的程度远超特朗普。上个月初，共和党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重要司法选举中失利，而马斯克在这场选举中既是主要金主，也成为了一个竞选议题。在华盛顿，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 DOGE）的成本削减努力仍在继续，但在政治上已退居关税和预算之争之后。当被问及马斯克时，共和党人仍然对他赞不绝口。他们当然希望他的巨额财富、庞大的支持者群体和线上影响力机器能在未来的选举中支持他们。但尽管一些人认为马斯克退居幕后对中期选举“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其他人则开始表示，这位世界首富帮助共和党的最佳方式可能不是在2026年之前的竞选活动中充当“竞选代言人”。保守派“增长俱乐部”首席执行官David McIntosh说：“那些关于受欢迎度的民调基本告诉你，当马斯克在内部工作时，他做得非常出色。希望他能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但不要承担竞选代言人的角色。” 这可能会使民主党利用马斯克作为政治陪衬的努力变得复杂。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磨练策略，包括在威斯康星州选举中，试图在全国各地的激烈竞争选区中，将这位不受欢迎的亿万富翁与他们的共和党对手联系起来。但这位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拥有庞大粉丝群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不太可能完全消失。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仍然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替罪羊”。马斯克在左翼已成为强大的“妖魔化对象”，以至于民主党人仍然期望在今年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明年中期选举前夕引用他。虽然共和党人不太倾向于将他置于前沿，但他们也并未完全疏远他。民主党策略师Jesse Ferguson表示：“归根结底，这里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马斯克本人，而是关于‘马斯克主义’。这无关理论上的指责，而是他与特朗普造成的现实世界的损害，这些将在整个中期选举中被不断提及和攻击。” 戏剧性转变特朗普政府在网络上对马斯克的转变是戏剧性的。在2月和3月，特朗普平均每周在发布约四次关于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的帖子；但自4月初以来，总统一次也未提及马斯克。当被问及特朗普提及马斯克次数减少，以及这位科技首席执行官是否构成政治包袱时，白宫没有直接提及马斯克。特朗普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DOGE的使命——削减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无疑将继续。DOGE雇员将在各自机构继续与特朗普总统的内阁合作，使我们的政府更高效。” 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以及白宫官方账号也基本上停止发布提及马斯克的照片和内容。特朗普也不再利用马斯克的名字来筹集资金。在2月，他的筹款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在发给在线支持者的电子邮件中引用马斯克——这表明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是吸引特朗普忠实在线支持者捐款的重要人物。（一份2月27日发送的筹款信息写道：“我爱伊隆·马斯克！媒体想把我们分开，但这没有奏效。他很棒。”）但3月初，筹款呼吁中提及马斯克的次数突然停止。此后，特朗普只发送过一条提及马斯克的筹款信息——一条5月的电子邮件，宣传一款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曾试戴过的“美利坚湾”帽子。随着马斯克在白宫的角色公开淡出，他的谷歌搜索流量减少，新闻提及率也降低。这与他作为竞选活动中的核心政治人物以及后来作为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努力的领导者时所受到的关注相去甚远。民主党利用马斯克抨击对手一些共和党人已开始认为马斯克在政治上是“有毒”的，而民主党人一直在试图利用这一点。首先是民意调查：选民普遍对马斯克的评价远低于对特朗普的评价。与几个月前相比，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的支持率在大多数群体中都有所下降，包括独立选民和未获得大学学位的选民。今年春季早些时候Navigator Research的民意调查发现，当DOGE的工作与马斯克挂钩时，其受欢迎程度反而降低。4月下旬Data for Progress的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选民希望马斯克在他作为特殊雇员的130天期限（将于5月底或更早到期）结束后离开政府。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Frank Luntz表示：“公众支持终止华盛顿浪费性开支的努力，但他们不支持这种做法。他削减华盛顿浪费的使命无疑是有帮助的，但他使用的语言却并非如此。” 参议员吉姆·贾斯蒂斯（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特朗普的一位重要盟友，称马斯克是“爱国者”，并且“他真的在努力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做好事”。但他承认，这位DOGE负责人惹恼了一些人。他说：“我们靠篱笆太近了。我们修剪得太过了。我们只是进行调整。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过程。” 在4月的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中，民主党人将马斯克置于前沿，这得益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是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主要捐助者，并出现在该州进行竞选活动。这场选举不仅成为对更广泛的特朗普政府的公投，更成为对马斯克本人的公投。而自由派候选人法官Susan Crawford——她曾发布广告指责马斯克试图“买通”法院席位——在该州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而特朗普在去年11月曾在该州险胜。一位匿名受访的共和党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说：“他（马斯克）完了，彻底完了，他民调糟糕。人们讨厌他。他跑到威斯康星州，以为可以买通人们的选票，戴着奶酪帽，表现得像个9岁的孩子……这行不通，还冒犯了人们。” 特朗普任务有变？除了潜在的政治考量，马斯克淡出公众视野的部分原因也反映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初期议题优先顺序的迅速变化。在最初几个月，DOGE的削减是首要任务。虽然这些努力仍在继续，但它们也为特朗普的其他举措让出了部分风头，包括他撼动市场的关税和有争议的驱逐出境。因此，虽然马斯克的公众形象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就在上周，他与其他科技首席执行官一同前往沙特，并在投资论坛上发表演讲。共和党和民主党也普遍预计，这位在2024年选举中投入了自己2.9亿美元资金的科技亿万富翁，将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这也是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不担忧的原因之一。众议院多数派政治行动委员会（Democrats’ super PAC for congressional races）发言人CJ Warnke表示，马斯克仍然是民主党可以凸显的对立面，但应将其置于纵容他的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背景下。他表示，取代马斯克成为新闻主导议题的问题，例如潜在的医疗补助计划削减和关税，仍然有利于民主党竞选。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竞选中，几条支持Crawford的广告主要或完全聚焦于马斯克，有一段时间民主党人甚至只在社交媒体和声明中提及马斯克——而非特朗普。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稳定选区和摇摆选区，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声明中仍然定期点名提及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在新泽西州6月10日州长初选的六位民主党参选人中，有四位在电视广告中点名提及了马斯克。但最近的广告倾向于避免将马斯克塑造成主要反派。在新泽西州竞选最后几周的广告中，提及马斯克的地方通常将他与特朗普并列，但基本只是匆匆提及或在屏幕上快速闪现——他已不是主要角色。

金融界05-20 11:26

被彻底边缘化？马斯克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帖子上消失了

。两天后，马奎特大学法学院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8%的受访者不赞成马斯克领导的DOGE削减政府支出的方式。甚至有更高的比例——60%的人不赞成马斯克个人。 “他完了，结束了，走了。他的民调很糟糕。人们讨厌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和党政府官员告诉Politico。“他会去威斯康辛州，以为他可以收买人们的选票，戴着奶酪帽，表现得像个9岁的孩子……这行不通。这是对人的冒犯。” 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助于解释马斯克为什么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包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更多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以及马斯克本人打算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名下企业的管理上。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暴跌了71%，迫使马斯克向公司的投资者承诺，从5月份开始，他将把自己在DOGE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周一到两天。与此同时，很明显，DOGE不太可能实现马斯克最初承诺的2万亿美元的节省。据Lawfare称，该工作组声称已节省了约170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在DOGE削减了打击高收入逃税者的国税局审计员等关键职位后，这些节省可能也会被税收收入的损失所抵消。据Politico报道，共和党人已经停止了对DOGE节省资金的宣传，尽管他们仍然站在马斯克这边，希望他能继续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和社交媒体平台来支持他们的竞选活动。特朗普并没有完全甩开马斯克。他被邀请参加特朗普4月30日举行的内阁会议，纪念特朗普上任100天。上周，他和特朗普一起前往卡塔尔，出席了执政的阿勒萨尼家族举办的国宴，并在沙特阿拉伯会见了该国领导人，还在沙特-美国投资峰会上发表讲话。特朗普在4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对马斯克说：“我们都想感谢你的帮助。你真的牺牲了很多。”

金融界05-20 08:07

黄金超过股票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美国最佳长期投资

的第二名，仅次于房地产。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美国人对股票安全性的信心受到了打击，而黄金的吸引力只增不减，导致这两种资产类别互换位置。23%的受访美国人现在认为黄金是最好的长期投资，比2024年上升了5%，而只有16%的人选择股票，比去年的调查结果下降了6%。 37%的受访者表示房地产是最佳的长期投资，这一比例与去年持平，也是房地产连续第12年在年度调查中排名第一。报告称：“13%的美国人认为储蓄账户或定期存单是长期回报的最佳选择，5%的人喜欢债券。”这与去年的调查结果大致相符。金价保持上行轨迹，黄金可能会继续受到欢迎，而对股市的负面情绪可能是一次性的。盖洛普在4月1日至14日进行了这项调查，这段时间恰逢对特朗普政府4月2日关税公告的焦虑达到顶峰，随后股市估值大幅下跌。尽管今年房地产比黄金高出14%，但历史表明，黄金仍有可能位居榜首。黄金在2011年和2012年被列为最佳长期投资，之后房地产在2013年追平了黄金。自2014年以来，房地产每年都位居榜首，有30%至45%的美国人选择房地产。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黄金的最高水平是34%，是在2011年达成的水平。报告称，这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余波相吻合，当时“投资者在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寻求安全资产”。“历史上，在市场波动时期，美国人选择股票或共同基金作为最佳投资的比例已经下降。” 虽然2025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收入水平的投资者都选择房地产作为最佳的长期投资，但它也发现，低收入的美国人更倾向于更安全的投资。报告指出：“年收入在10万美元或以上的成年人最有可能青睐股票，而收入较低的人更有可能选择更安全或更有形的选择，比如黄金和储蓄账户。近年来，不同收入群体的类似模式也很明显。”

金融界05-13 13:46

卡尼主政后加拿大民众乐观情绪上升

来，彭博纳诺斯加拿大信心指数（基于每周民意调查的情绪指标）已达到48.6。尽管低于50的数值表明，民众仍持负面看法，但已创下九周以来的最高水平。约16%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经济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增强，高于4月初的约10%。不过，主流观点对此仍然悲观：55%的人认为经济将走弱。去年11月5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该指数跌至负值，并在今年大部分时间维持这一水平，而今已明显改善。从特鲁多于1月6日辞去总理和自由党领袖职务，到卡尼承诺将赢得与美国的贸易战、约有860万加拿大人投票支持他领导的政党为止，加拿大政局终于翻过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章。与乐观情绪的上升同步，市场也进入了孕育希望的时期，标准普尔/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连续五周上涨。上周，卡尼在白宫首次与特朗普会面。卡尼告诉记者，这为未来的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特朗普则表示会谈“非常顺利”。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对加拿大汽车、钢铁、铝和其他产品征收进口税，加拿大也仍然对美国商品征收反关税。如果贸易战持续或恶化，这种乐观情绪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关税给加拿大经济带来压力，失业率从1月份的6.6%上升至上个月的6.9%。一些依赖出口的公司已经暂停招聘或运营，一些行业的工人越来越担心失业。在彭博纳诺斯的民意调查中，约14%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稳定，而约63%的受访者认为工作稳定。约42%的受访者表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有所恶化。 Nanos Research 每周都会调查 250 名加拿大人，了解他们对工作保障、个人财务、经济和房地产价格的看法。彭博社会发布 1,000 份问卷的四周滚动平均值。该民调的误差幅度约为 3 个百分点，20 次中有 19 次是正确率。

Lisa05-13 00:17

特朗普称美国经济好的部分是 “特朗普经济”，差的部分是 “拜登经济”

视新闻网 / SSRS 周一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 的美国人对经济感到悲观（29%）或担忧（37%），只有 34% 的人表示感到热情或乐观。总体而言，69% 的民众认为在未来一年内至少有一定可能性会出现经济衰退，其中 32% 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特朗普将物价下降归功于自己。他说：“我成功降低了物价。不过即便如此，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物价降下来。但我们做得很好，成功把物价降下来了。” 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显示，2025 年 3 月的食品杂货平均价格比 2024 年 3 月高出约 2.41%。这是自 2023 年 8 月以来食品杂货价格同比涨幅最高的一次。韦尔克问特朗普，他是否会 “对动荡的股票市场负责”，在他宣布全面的对等关税后，股票市场大幅下跌。特朗普说：“我才上任三个多月多一点。但是看看股票市场，看看在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股票市场不是连续上涨了九天、十天，还是十一天吗？而且关税才刚刚开始生效。我们做得非常好。” 上周五，标准普尔 500 指数收于 5686.67 点，自特朗普任期内的首个交易日 1 月 21 日以来下跌了 6%。4 月 9 日，在特朗普暂停对大多数国家的关税后，标准普尔 500 指数飙升 9.5%，创下近 17 年来的最佳单日表现。 4 月 6 日，特朗普在淡化股票市场下跌时表示：“股票市场会怎么样呢？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了很多，最终它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还补充说：“我不希望任何东西下跌，但有时候你必须吃点药才能解决问题。” 特朗普几乎没有向美国民众和企业主保证过他的经济政策会带来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比如对取消最低免征额、多轮对汽车进口征收关税，以及在 90 天暂停大多数对等关税期间实行 10% 的统一关税税率。韦尔克问特朗普：“你不会排除这些关税（其中一些）可能会永久实施的可能性吗？” 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不会排除。因为如果有人认为关税会取消，那他们为什么要在美国建厂呢？” 虽然他给一些大公司提供了一些救济，特别是那些获得关税延期并且现在被允许对进口汽车零部件获得一些补偿的汽车制造商，但特朗普拒绝为小企业提供救济。他告诉韦尔克：“他们不需要救济。” 特朗普谈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特朗普说他 “对一切都要负责”，并补充道：“关税会让我们变得富有。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 但是对关税影响的担忧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4 月，摩根大通表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60%，高于此前的 40%。高盛则表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45%。特朗普告诉韦尔克：“一切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认为我们会做得非常出色。” 特朗普还说他并不担心经济衰退。但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经济衰退可能发生时，他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韦尔克问特朗普，由于关税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该怎么办。特朗普说消费者可能需要少购买一些商品。特朗普说：“我认为一个可爱的女婴不需要…… 有 30 个玩偶。我觉得她们有三个或四个玩偶就够了，因为我们之前的贸易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应对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没有足够快地降低利率。他最近称鲍威尔是 “一个大输家”，并表示 “他的卸任越早越好”。这些言论让一些人怀疑特朗普是否会在鲍威尔 2026 年任期结束前试图解雇他。特朗普曾表示他 “无意解雇” 鲍威尔。在接受韦尔克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他不会解雇鲍威尔，称无论如何他 “很快就能让他（鲍威尔）换人”。鲍威尔曾表示，法律不允许总统解除美联储主席的职务。大多数法律学者在这一点上认同鲍威尔的观点，不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除外，比如出现违法行为。

金融界05-06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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