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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养老金制度两周年：6000万人开户，产品规模突破836款

存额中用于投资的资金比例约为61%。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金维刚指出，从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实际缴存资金和进行投资的人数占比较低；二是可供选择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数量众多，但分布不平衡，多数集中在银行定期存款类品种；三是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四是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五是参与者选择投资产品的范围有限。他建议，要适当放宽对纳入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的限制，将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纳入其中；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加强对适用于养老投资的金融产品的研发，对个人投资的专业咨询服务，以及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监管体系，确保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平稳运行和资金安全。保险产品优势凸显，发展仍待突破保险类产品因其安全性高、保障性强，在个人养老金产品中具有独特优势。截至11月25日，在售的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已达55款。人保寿险、国民养老、中国人寿等大型寿险公司和专业养老险公司积极参与，推出多样化的产品。尽管如此，保险产品规模仍有待突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周延表示，由于个人养老金产品封存期长、流动性差；运行时间短、产品收益率不详、税优力度和额度有限等多种原因，导致民众参保意愿不强。从产品销售端看，绝大多数个人养老金产品在不同商业银行平台上架，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在产品上架过程中面临银行渠道费高、流程周期长等痛点难题。

金融界2024-11-26

中国召开重量级会议！事关农民工欠薪问题以在经济动荡时期保持社会稳定

实施的。路透社称，这些事件引发人们对中国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担忧。在整个2024年，大规模伤亡袭击事件的发生频率令人担忧。随着经济放缓，就业机会更加不稳定，越来越少的人能够从中国长期的经济奇迹中受益。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eorge Magnus表示，中国接连发生的大规模伤亡事件“说明了一种模式，而不是一种反常现象”。 Magnus说：“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连串事故中明显存在的社会和工业问题，并发出有关社会状况的警告信号。”

tqttier2024-11-21

中国过去一周现三起重大袭击事件！路透:随着经济放缓袭击事件让心理健康受关注

进行中。路透社称，这些事件引发人们对中国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担忧。在整个2024年，大规模伤亡袭击事件的发生频率令人担忧。在珠海和无锡的案件中，警方公布的有关嫌疑人的简短声明显示，这些袭击是男子在遭受经济损失后对无关的旁观者实施的。随着经济放缓，就业机会更加不稳定，越来越少的人能够从中国长期的经济奇迹中受益。专家说，这种经济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正在增加。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George Magnus表示，中国接连发生的大规模伤亡事件“说明了一种模式，而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7月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成功是由不公平和体制原因造成的。 Magnus说：“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连串事故中明显存在的社会和工业问题，并发出有关社会状况的警告信号。” 来自北京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健康非营利组织CandleX的负责人秦晓杰(音译，Xiaojie Qin)表示，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感可能导致在极端情况下对随机的旁观者施暴。她说：“一些被甩在后面、在社会和经济上更加边缘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而一些情绪调节不足的人则会爆发，有时甚至会爆发暴力。”

天马行空2024-11-20

影响14亿人的巨大变化

人数基本都在700万以上——这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新增岗位的高峰期。到2030年代，轮到70后集体退休时，中国的年退休群体规模将迅速回落至500万——与十年前的今天相比，等于是每年少给社会腾了200万个岗位。而至少到2036年，教育系统依然每年稳定给社会提供千万应届生……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而言，目前的情况，其实比未来要好得多。以上还是比较乐观的情况…… 随着延迟退休全面推行，人多而坑少的现象，可能至少将维持到2040年代。如果没有足够增量的逆周期政策调节，这可能就是未来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大趋势了。总人口虽然在下降、老龄化虽然在加深；但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也将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廉价。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卷是肯定的。 02 加速分化上文聊的是大的趋势。最新的政策导向，则是加速将这种趋势，变成现实。今年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有几条内容非常关键。第13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意思就是，根据人口变化而匹配教育资源，渐渐解决外来人口必须送小孩回老家上学的困难。第20条：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第44条：……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简单来说，就是事实上取消现有的户籍制度，全面推行以常住地登记为核心的居住证模式。最终的目的，是让人口流动更加自由，并逐步完善外来人口缺少基本福利保障的问题。这不能说不是好事，但如此一来，不同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必然加剧，促进超级都市圈成型。下面给出一个假设模型（非强政策干预下）：假设A、B两市都有2万人口，C市有20万。同样10万元，在两个人手里、在20个人之间交易，流通的速度相差非常之大。人口少，钱的流通速度，即经济效率就低。同样一个人，在A市10年赚100万，在C市3年就能完成；即便后者的生活成本更高，剩余的钱也必然更多。既然如此，A市、B市的劳动力，自然会向C市靠拢。结果是，C市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繁荣，资产价格越来越高。A、B两市的人口，越来越少，经济效率越来越低，进而导致杠杆收缩，随之而来的就是融资困难，资产价格下跌。然后，人们更想逃离，加速以上的恶性循环。不论经济是否景气，道理都是一样。最终的结果，是现有的几大都市圈，将真正变为超级城市、人口规模极其庞大；与之相对的是，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镇地区，将越来越冷清。而在人口急剧衰退的下沉地区，至少有两个大概率预期： 1.螺旋下降。人越来越少，预期需求和消费力越来越弱，投资自然也越来越少。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会立刻影响到现在的消费，陷入恶性循环。 2.从合作转向背叛。乱罚款、乱收费等刮地皮式的背叛将越来越多；越下沉的地区，罚没收入比将普遍越来越高。杀鸡取卵的行为，必然严重破坏投资、居住吸引力，加速资金和劳动力逃离。同样是个恶性循环。以上两种情况，是地方人口减少后，面对不可避免的衰退预期，而发生的现象。近些年，这些现象在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所体现，所以也被称为“东北化”。在广大西北、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也稍微有些苗头了。一边是大都市的虹吸效应不断发酵，另一边又是下沉地区不断把人往外赶。两者相互作用。预计接下来十几二十年，如果没有强政策调节的话，在几个超级都市圈不断壮大的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不可避免陷进去。 03 可能的剧本基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你觉得越来越膨胀的大学生群体，最终归宿在哪里呢？别看着这些年，总有媒体鼓吹“逃离北上广”。似乎只要逃走了，就能远离内卷，享受更轻松的生活。对此，过来人只能给一句真诚的告诫：如果你家境一般，最好别回去。至少未来十几年的趋势很明显，继续城市化依然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资金和人才必然继续往一线城市集中。对草根而言，如果为了追求安逸、逆势而为，最终只是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而已。大城市虽然越来越卷，完全说不上越来越好，但小地方只会越来越差。未来的剧情，日本早就上演过了。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23年日本人口为12435.2万人，比2022年减少59.5万人，连续第17年负增长。但是，正如中国目前的情况，总人口减少的同时、核心都市圈人口却在不断增长。比如东京都，人口接近1400万人，连续28年正增长；整个“东京圈”的人口超过3700万，占全国人口的30%。仅次于东京圈的“京阪神都市圈”，人口超过1900万；名古屋都市圈，人口超过900万。日本一半的人口，都挤在这三个小点里。即便在“失去的二十年”中，社会进入低欲望，“上京”一词，依然代表着希望。年轻人怀揣对大都市的憧憬，前仆后继挤在东京闯荡。与之相对的，绝大多数非核心区域的城市、乡镇，人口老龄化极其严重、年轻人不断流失、经济发展丧失活力，荒凉程度远超平均水平。很难想象，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若有一半人口集中在几大都市圈中，将拥挤到什么程度。即便除现有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外，再塑造出几个超大型都市圈，拥挤程度恐怕也远不是日本东京可以比的。最终的细节肯定是有差异的，但底层逻辑，是类似的。（全文完）

格隆汇2024-11-18

抗议数据揭示中国的经济压力，投资者希望借此来预测习近平会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

，但他免费开放的数据库正成为投资者追踪中国社会不满情绪的指标之一，这帮助他们分析习近平何时可能出台政策刺激经济。一些银行也开始开发类似的产品。摩根士丹利在9月推出了一个新的困境指标，试图预测中国的政策转向。银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指标接近过去十年中两次低点：一次是2015年北京采取极端措施挽救7万亿美元的股市危机；另一次则是在2022年，中共在多个大城市爆发抗议后突然放松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上月表示，当社会动态指标快速下滑时，中国可能会迎来类似“竭尽所能”的时刻。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中国将推出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81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并在2025年追加至3万亿元。然而，摩根士丹利估算未来两年中国需要多达10万亿元的财政支持才能抵御通缩，而政策宽松的力度可能将取决于社会秩序的风险。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阈值。”邢自强表示。不过，他还指出，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尚未恶化到类似疫情封控或2015年的水平，北京可能仍会在重大结构性改革（如支持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方面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即便当前政策转向速度超出预期。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下，很难将推出政策归因于单一因素，但关注社会不安事件的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在决定是否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及决定力度时，可能对这些因素尤为敏感。随着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市危机加剧，近年来经济抗议事件变得愈加频繁。中国的具体财政计划轮廓，预计将在11月初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逐渐明晰。市场对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分歧。在等待期间，尽管中国股市一度出现历史性上涨，但部分涨幅已逐渐回吐。一些投资者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明确表示，自今年初以来，他们开始更加密切关注社会压力的相关数据，追踪美国自由之家等组织的研究成果。这个组织的“中国异见监测”项目自今年6月起已纳入了研究员卢昱宇的数据。摩根士丹利设计的指数，通过解析中国央行、国家统计局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倡导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试图提炼出模式。核心理念是利用工资增长、就业情绪和劳动抗议等数据，生成一个综合得分，从而衡量经济表现的社会影响，并找出与政策转折点的关联。在中国，收集社会不安信息一向极为困难。对卢昱宇来说，这是他一项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使命。约一年前他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因“寻衅滋事”被判刑四年，早期的记录尝试因此中断。即便是跟踪抗议情况也可能惹上麻烦。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有170多万粉丝的知名海外抗议观察者“李老师”表示，警方曾约谈他的一些粉丝进行问询。要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现状对学术研究人员和金融界人士都是一项挑战。中国全面的审查、严密的监控以及对异见的打压，使得评估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经济困境深度变得异常困难。 “猫捉老鼠的游戏” 自2008年中国停止公开“群体性事件”统计数据以来，不再有任何集中化数据库。近年来，政府加紧清除公开的官方和私人数据，获取关于中国经济的可靠信息变得愈发困难。反映异见情绪的指标，正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另类数据”行业的组成部分，这些数据旨在解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状态。疫情期间，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动态，市场对这种另类数据的需求激增，从交通拥堵的每日数据到购物中心的卫星图像，都是参考点。 “China Dissent Monitor”项目负责人、台湾的研究员凯文·斯拉特指出，借助多种来源是准确捕捉真实异见活动的关键。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记录线下抗议活动。由于政府有时会在数分钟内删除批评性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而受管控的话题则不断变化，收集这些数据往往要与审查机构展开争分夺秒的竞赛。 “审查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斯拉特说。 “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来源包括新闻报道、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并应用了机器学习算法。但与卢昱宇一样，斯拉特也不愿透露具体研究方法，以免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上有所帮助，加快了在信息被删除前记录异见的过程，从数十万条帖子中筛选出可能性较高的几百条。然而，人工智能在最后一步上常常仍有不足。 “人类非常擅长理解含蓄和暗示，但算法却不行。”斯拉特表示。人们很容易辨认出停工建筑项目或未支付工资的建筑工人，但对机器来说，这几乎不可能。对那些关注北京何时可能失去耐心的分析师和投资者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个转折点可能已不远。摩根士丹利的社会动态指标自年初以来持续恶化，尤其是就业相关指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根据“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库的数据，经济抗议活动正在增加，反映出全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焦虑情绪正在加深。在“China Dissent Monitor”记录的抗议事件中，四分之三涉及财务诉求，主要围绕工人讨薪、购房者抗议未交付房屋、退休人员要求发放福利以及农村居民抗议土地被征收等问题。近年来，疫情封控、房地产危机和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经济放缓，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虽然收入仍在增长，但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经济增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缓慢的。人们对国家精英和制度的信心似乎也在减弱，白领阶层愈发感到失望。激烈的价格战导致企业裁员，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工作。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China Dissent Monitor”记录的异见事件在第二季度增长了18%，其中大多数事件与财务问题相关。 “情况在恶化” “如果你关注社会福祉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工资增长、城市失业率、消费者信心，甚至劳工事件，情况都在恶化。”摩根士丹利的邢自强表示。尽管在中国抗议并非特别罕见，但通常规模较小，缺乏跨地区协调，也很少直接批评北京。不过，政治批评偶尔会浮现，尤其是在涉及农村土地事件时，地方政府常成为不满的焦点。今年早些时候，在西南部风景如画的云南省山区，村民们占据了一个建筑工地长达一个月，以抗议安置计划。当警察前来驱散人群和障碍物时，抗议者高喊“政府在打人”和“习近平的帮凶在打人”等口号。虽然直接批评习近平的情况少见，但这一案例，最初被卢昱宇的“昨日”项目记录在案表明，对土地征收的不满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根据“China Dissent Monitor”最近的报告，超过一半的此类土地纠纷事件最终遭到镇压，地方官员害怕更大的政治风险。即便如此，目前的动荡并未围绕某个特定的事件或单一问题凝聚起来。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天安门抗议和动荡不同，当今的异见并未对政权构成根本威胁。因此，更可能的应对方式是推出一剂经济“药方”，令市场继续揣测下一步政策走向。 “社会稳定是领导层的首要任务。”纽约资产管理公司WisdomTree Inc.的“现代阿尔法”主管任丽倩表示。她还提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便在可能存在数据操控的情况下，要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也变得愈发困难。这些压力很可能促使了政策的出台。”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30

10月09日财经早餐：原油、黄金、中概股大跳水！

，创两个月来最大跌幅。今日要闻前瞻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新增人民币贷款、M0、M1、M2 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博斯蒂克、洛根、古尔斯比、巴尔金、柯林斯、戴利讲话（TradingKey 编辑：Penny Pan) 原文链接

投资慧眼2024-10-09

大爆发！港股互联网医疗板块连续走高，平安健康打造中国管理式医疗模式范本

入新驱动，企业布局窗口或将开启当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百姓的多元化养老与健康管理意识也在变革更新、升级迭代，市场对医疗养老需求不断提高。发展十年以来，平安健康深入洞察市场需求，持续加强差异化、高壁垒的独特优势建设，精耕家庭医生、养老管家两大核心枢纽建设，持续夯实成为领先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商的地位。据悉，今年上半年，平安健康对家庭医生会员服务品牌"平安家医"进行全面升级，在服务团队、标准、模式和能力四重升级下，构筑“11312”一站式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即拥有1个多重认证指导、专业权威的家庭医生团队，1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标准服务路径，3套主动式的健康管理服务，以及12项稀缺医疗资源。新升级后的“平安家医”不断强化家庭医生枢纽作用，同时进一步前置并优化其主动、全流程服务能力，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业界普遍认为，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已经具备清晰、稳定的成长逻辑和行业红利。面对养老需求日益增长，平安健康已在养老板块实现前瞻性布局。近年来，平安健康通过进一步建设集智能管家、生活管家、医生管家"三位一体"的养老管家，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养老健康服务，满足老年人群体的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拓宽服务边界和收入路径。目前，平安健康的居家养老服务已覆盖全国64城，比去年年末新增10个城市。与此同时，平安健康持续深化医、住、护、乐等场景服务体系建设，链接600余项居家养老服务，赋能平安集团主业，优化客户体验。截止2024年6月，平安健康联合合作伙伴构建"护联体、住联体、乐联体"，共建行业服务标准及质量监督体系，使得"保险+居家养老"模式探索再进一步。在中期业绩中，平安健康首次新增披露养老服务模块，与医疗服务、健康服务并列为三大分部。从资金面来看，今年以来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金额高达4519亿元，较2023全年的2894亿元增长超56%，资金加码抢筹港股的热情持续升温。从个股交易层面上看，近期针对平安健康的资金流入显著加强，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九月以来，平安健康的平均沽空比率近21.01%，大幅低于八月的35.59%，显著表现出市场对平安健康持股意愿的提高。随着当前市场展现出复苏的积极迹象，平安健康凭借其管理式医疗模式的成功跑通以及业绩动能持续兑现带来的催化，公司的价值中枢亦有望得到进一步抬升，其作为优质资产布局窗口或将开启。以上内容与数据，与界面有连云频道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2024-09-30

郑功成：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建制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政策取向，中国社会保险事业获得了全面快速发展。一方面，各项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持续扩大，实现了老年人皆享养老金的目标，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险体系。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出台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免缴费型退休金制度送进了历史，养老保险经由中央调剂基金制度、迈向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出台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医保个人账户，在全面做实医保市级统筹的基础上推动省级统筹稳健迈进。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经过 2018年改革重塑得到全面优化，扫除了以往影响社会保险改革深化的体制性障碍；全面建立了经办服务体系并基本实现数字化转型，服务质量也在稳步提升。上述改革进展显示出了符合制度建设规律的正确取向。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迄今仍未摆脱长期渐进试验的不成熟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无法为全体人民提供清晰、稳定的保障和安全预期，而且已衍生诸多不良效应，动摇了公众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心。因此，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应当进入系统谋划、理性建制、定型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速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保险制度真正担负起历史使命、发挥积极功效、提供清晰稳定预期的职责所在。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总体部署，未来五年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关键期，社会保险制度应当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感，努力完成理性建制、定型发展的目标任务。二、制度不成熟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初期的路径偏差联系中国社会保险实践的现实情形，一方面，目前有不少人担忧社会保险基金不可持续，甚至害怕未来领不到养老金；2024年居民医保最新缴费标准中，个人缴费标准的上调进一步加大了低收入群体的缴费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额从 2011年的 3.02万亿元增长到2023 年的 13.69万亿元，增幅达3.5 倍以上。当前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定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普遍采取现收现付制。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7.8 万亿元以上，足够支付 14个月，若加上战略储备基金2万多亿元，则合计结存额超过 10万亿元。在医疗保险方面，实行免费型医保的国家均将医保收支纳入财政预算平衡，实行社会医疗保险的国家通常仅允许基金略有结余，如德国基金结余额设定为够支付 1/4 至1个月，韩国为 0.6个月至6个月，超过这一水平则会降低费率调整待遇。目前，中国医保基金累计结存额高达4万多亿元，足够支付 20个月。类似地，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存额分别够支付 14 个月、26 个月。与巨额基金结存相对应的是，用人单位缴费负担重、政府财政补贴责任大，个人缴费占比偏低。在这一情形下，各项制度仍未能解决好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养老保险基金在地区之间余缺并存，使得一些以“精算”之名渲染潜在财务亏损的声音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在医疗保险方面，重大疾病仍是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医保基金却在逐年贬值；工伤保险方面，职业伤害风险最大的农民工群体大多被排斥在工伤保险之外，等等。这些客观事实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的根本问题绝不是“钱不够的问题”，而是改革初期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导致路径偏差，以及相关政策陷入僵化，致使发展质量不高，负面效应日益显化。具体来说，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改革初期的建制理念存在误区。由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下而上渐进改革具有历史局限性，改革初期简单照搬世界银行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将私有化元素(如个人账户)与市场交易的做法引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这些建制理念与社会保险制度天然具备的公共属性相悖，由此导致社会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功能大幅折损，出现个人主义泛滥、地方本位主义强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理性建制、成熟发展的巨大阻力。其次，制度体系存在系统性失衡、统一性不足和责任分担机制不清等问题。由于以往的改革基本上采取个别地区先行试验、单项制度甚至是面向某个群体的制度变革独行的做法，以致保险项目之间、其功能与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失衡，影响了整个制度综合效能的发挥。制度体系统一性不足，导致制度存在不公，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地方利益，影响了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加之，制度变革中还存在责任分担机制不清的问题。例如，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不同层级财政责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责任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责任边界有待廓清。再次，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制度运行质量不高。2010 年制定、2011 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严重滞后于社会保险实践发展的需要，部分条款原则性强、操作性不足，有些条款之间存在冲突或协调不足，等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领域存在立法空白，其贯彻实施主要依靠政策性文件主导。在法制建设滞后的情形下，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质量不高具体表现为：一是参保质量不高，大量城镇就业人员参加的是低水平的居民保险，也有部分劳动者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之外；二是筹资质量不高，保险缴费基数计算口径与核算方式不一，名义费率背后存在实质性的筹资不公，按人头缴费的方式亟待改革：三是基金管理质量不高，个人账户和地方分割统筹状态限制了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导致不同地区基金余缺并存，贬值浪费严重；四是待遇计发质量不高，各地具体政策不一.极易引发群体矛盾与代际矛盾，埋下社会冲突隐患。此外，影响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关键要素长期陷入僵化状态，如退休年龄、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参保户籍限制等，缴费基数各地自行其是，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面对超大规模、超快速度的超常规人口老龄化，大规模的新业态与灵活就业格局，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格局再调整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综上可见，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亟须大力矫治。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实现整个社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与保障。三、理性建制、定型发展必须基于目标导向鉴于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成熟状态及其可能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坚持制度建设为主线，要尽快从制度根子上诊治好“病灶”，哪怕是付出一点数量发展的代价。当务之急是要在澄清认识误区、厘清底层逻辑的基础上遵循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以更大气魄来矫正以往改革发展中的路径偏差，调整失衡的利益格局。通过制度性重构、制度性完善以及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调整，扎实推动各项制度走向全面优化，真正实现理性建制、定型发展。 (一)廓清建制理念、厘清底层逻辑，以高质量建制为目标一要正本清源。必须明确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商业保险，而是矫治私有制度痼疾、弥补市场失灵的共建共享型公共品，容不得私有化与市场化取向，遵循资本逻辑、市场逻辑或按照银行家思维、利己主义思维搞社会保险改革的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二要遵循社会保险制度的底层逻辑。通过有效保护弱者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责任分担、有能力者多担责、互助共济实现社会共享，通过政府干预、强制实施来确保相关主体依法履责、依法受益，坚持以增进国家认同、培育集体意识、实现社会共享、促进社会平等、提供稳定安全预期为核心目标。三要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使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大、更好的作用。 (二)尽快修订《社会保险法》，强化社会保险法治建设修订《社会保险法》应当注重以下原则：(1)坚持制度的统一性，为各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不折不扣地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2)明确公平性、互济性等基本原则，实现对制度体系优化重构；(3)进一步明确各主管部门的职责并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规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性质、设置与运行的依据；(4)明确各级政府、用人单位与参保劳动者在缴费等环节的责任，为各方主体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5)强化各项制度的积极功能，增进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预防功能，增加工伤保险的康复功能，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等；(6)进一步明确各级立法机关和统筹层级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监督职责和信息披露职责，明确司法机关对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违法行为的监督职责等。修法还应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统筹、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重构等最新改革成果和成熟政策上升为法律规制，进而引领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例如，建立覆盖全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参保人按照可支配收入定比例缴费，财政从兜底责任转变为按一定比例分担责任；将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由 15年提高到不少于20年，等等。在修订完善法律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使各参与主体明确其法定义务和权益，并依法承担义务、依法履行责任、依法享有权益。（三)全面加快优化现行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首先，养老保险制度宜采取“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政策支持的补充养老金”双层架构，而不是无序的多层次。一是推进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彻底消除公共养老金的私有化属性，使之成为记账工具或补充养老金的“初始资金”。以“组合拳”方式统筹推进法定退休年龄、最低缴费年限、缴费率、替代率等参数以及待遇的调整机制改革，尤其是要统一缴费基数的计算口径与核算方式，在做实费基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费率，并优化缴费责任分担机制。二是加快完善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真正实现基金统收统支和养老保险待遇的分段计算、统一计发。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步伐，通过提升责任本位，在夯实缴费基数的基础上降低费率并逐步下调替代率，明确缩小三大群体之间实际待遇差距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消除法定养老金特权阶层固化现象。三是优化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从居民中分离出真正的农民，由政府代行农民雇主之责并分担一半缴费责任，使其养老金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将非农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次，医疗保险制度应明确并坚持从二元并立走向一个法定制度覆盖全民、实行省级统筹的目标不动摇，以改革居民医保定额缴费机制、建立按可支配收入的定比例缴费机制为突破口，打通职工医保基金与居民医保基金合并使用通道，同时建立国家层级医保调剂基金，推进医保筹资机制优化。在完善待遇清单目录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个人自付费用封顶机制，真正消除城乡居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全面取消流动人口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实现在常住地参保、在常住地享受待遇，并明确由常住地政府负责提供居民医保的财政补贴。更加充分发挥医疗保险在“三医”协同和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险的转型升级。此外，工伤保险制度应尽快扩大覆盖范围，将非农劳动者与职业农民悉数纳入，在确保工伤补偿的同时强化工伤预防功能和对工伤致残者的康复服务，全面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效能。失业保险制度应将大量灵活就业但收入较为稳定的劳动者纳入覆盖范围，以“灵活对灵活”的方式调整缴费周期等政策参数，同时扩大失业保险基金用于预防失业和促进就业的支付范围，更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做到理性建制，不留后遗症，不重蹈以往不成熟改革造成路径偏差的覆辙，按社会保险模式独立建制，遵循大众参与、小众受益、较充分保障的原则，真正解除公众年老失能需要护理的经济风险，并为养老产业投资者树立信心。最后，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还需要积极、妥善地解决社会保险制度运行中暴露的历史遗留问题。例如，针对视同缴费问题，应按照“全国统一、标准明确、财政分责”的基本思路，出台视同缴费的认定、核算与资金划拨政策。针对滞纳金和本金的关系问题，宜明确滞纳金不得高于本金的政策，对小微企业还可以进一步制定滞纳金减免政策，以降低企业成本。注：本文转自《中国人口科学》2024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郑功成。

金融界2024-09-29

盘中涨超11%！平安健康(1833.HK)管理式医疗模式跑通得到验证

管理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此外，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平安健康在半年报中首次单独披露了养老服务模块，将其与医疗服务、健康服务并列为公司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同样，中信建投也对平安健康的前景表示乐观。他们认为，自平安健康实施战略2.0转型以来，公司一直在积极推动F端和B端战略业务的发展，并且到2023年，业务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随着F端业务对平安集团的持续赋能，以及B端业务通过集团渠道和自主拓展渠道的快速增长，加之信息化技术在提高效率和优化成本方面的贡献，中信建投看好平安健康作为专业全面的医疗养老健康管理服务提供商的长期增长潜力。居家养老服务与企业健康管理齐头并进，盈利水平稳步攀升简单来说，平安健康的管理式医疗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3+2+3”的模式。这个模式涵盖了三大支付方（F端综合金融客户、B端企业客户以及C端个人客户），两大服务枢纽角色（家庭医生、养老管家），以及三到服务网络（线上、线下以及到家/到企业的O2O医疗健康服务生态）。那么，为什么能够得出平安健康的管理式医疗模式已跑通这一结论？上半年，公司的最新业绩给出了答案——居家养老服务和企业健康管理业务快速增长，盈利水平持续向好。据平安健康最新财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20.93亿元，实现净利润6063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其中，公司养老服务的收入同比增长204.8%，达到4731.4万元。平安健康董事会主席兼CEO李斗在中期财报发布会上表示，平安健康自2022年推出了平安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三位一体的养老管家进行一站式养老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匹配，为长者提供在家养老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至今年上半年末，客户数已经突破10万。未来，公司还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布局，一是持续打造好养老管家的角色，让管家嵌入到长者养老全旅程场景中，在管家能力建设上不断深化。二是在供应能力上持续打造“五个一”模式。三是继续发挥在AI方面的实践应用，利用平安健康在医疗方面的深耕资源优势，拓展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多模态场景。与此同时，公司F端和B端业务更是实现收入与付费用户的双重增长。在F端，公司通过与平安集团的综合金融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实现了11.15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3.4%。付费用户数量也增加到约1480万人，同比增长7%。截至2024年3月末，使用平安集团医疗养老生态圈服务的平安集团个人综合金融客户，其客均合同数和客均AUM分别是其他个人客户的1.6倍和3.6倍。在B端，随着对平安集团企业客户的渗透率提升以及服务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公司实现71.31亿元收入，同比增长58.8%；付费用户数约为260万人，同比增长2%。目前，公司累计服务的企业数量达到1748家，同比增长了约46%，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总体而言，平安健康的管理式医疗战略正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随着当前市场展现出复苏的积极迹象，平安健康凭借其管理式医疗模式的成功跑通以及业绩动能持续兑现带来的催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平安健康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将继续增强，公司的价值中枢亦有望得到进一步抬升。

格隆汇2024-09-25

经济学人：中国正在酝酿新的阶级斗争吗？

经济学人的分析认为，随着经济衰退，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怨恨日益加深。 ermell,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三代烟草人”这一术语，在中国已成为描述特权精英的常用短语。这些精英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分配珍贵的职位（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职位），排斥普通人。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拥有超过85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引用了这一话题：“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完全切断了底层人民向上攀升的机会！” 数百人表示赞同。一位网友评论道：“统治阶级正在固化。” 另一位愤怒地表示：“精英的孩子步步高升，而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能够自由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社会流动性迅速上升。通过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从农民转变为工厂主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然而，正如这个话题所暗示的，乐观情绪开始消退。经济正在放缓，优质工作的机会日益减少。许多中国人现在谈论“社会固化”，在较不富裕的人群中，越来越多人对自我复制的精英阶层感到愤怒。阶级敌对情绪正在上升。由两位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斯科特·罗泽尔和怀特·马丁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曾经接受明显的不平等，仍然乐观地认为通过努力和能力仍能取得成功。但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关系和出生在富裕家庭中。这让中共感到不安，因为党声称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中国宪法低面上写的。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流动，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然而，这种话语对公众情绪的影响似乎不大，反而让商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感到不安。今年8月，一位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微博用户，用他的账户抨击了精英享受的大额养老金。他写道：“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吗？既得利益是碰不得的，你连谈都不能谈。” 一位网友回应道：“他们都是寄生虫。” 另一位则称他们为“吸血鬼”。第三位网友插话说：“社会固化越来越严重。” 还有人冒险评论道：“不来一次革命，这种离奇的不公正是无解的。” 但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几天内这条帖子就消失了。中国真的变得更加社会僵化了吗？专家们对此存在争议。衡量社会流动性的常用方法是通过所谓的代际收入弹性（IGE），比较人们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两代人社会地位差异越小，IGE数值越高，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IGE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流动性越低。 2019年，位于波恩的劳工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1970年至1980年出生的中国人群——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劳动者，IGE为0.39，而1981年至1988年出生的人群这一数值上升到了0.44。研究人员表示，正如富裕国家一样，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减少与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步发生的。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南京财经大学的金梦洁及其合作者在201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表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美国，但低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习近平并不承认社会停滞的存在，但他呼吁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他在2021年表示：“在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崩塌导致了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教训深刻！” 今年7月，南开大学的韩林秀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称，他不认为存在社会停滞，但“这种负面情绪的广泛存在”是“潜在的政治风险”。阶级不能提为了应对社会流动性问题，党在2019年发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首个政策文件。与讨论中国相关话题时一贯的做法相同，文件中并未提到“阶级”一词。新的阶级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来说依然难以接受。但文件指出，消除流动性障碍将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并准确识别了一些主要的阻碍因素。其中最明显的障碍是户籍制度。这个制度限制了从农村迁移的人员获取城市补贴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的能力。在过去30年中，近3亿人迁移到城市，这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中，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通常由于户籍要求而无法申请更高地位的工作。党的文件呼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论户籍”，改革也在加速进行中。部分改革允许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福利，即使他们没有更改户籍。然而，仍然存在隐性障碍：许多农民工没有合同来证明其工作或居住状态。并且，党对最大城市的改革持谨慎态度，那里集中着最好的工作。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大批农民工失业且不愿离开城市，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农村地区的教育不平等是进步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农村学校在资金和师资力量上与城市学校相差甚远。拥有农村户籍的孩子完成高中的机会远远低于城市孩子。尽管中国大学和学院的招生人数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间增加了六倍，给更多人提供了机会，但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仍然非常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宝忠认为，在这些精英大学中，近40%的学生是管理者的子女，农民的子女却不到10%，尽管超过3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展也是一个显著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几乎不存在到如今官方统计约4亿人。然而，在这个新兴阶层内部也存在不满情绪。竞争异常激烈，家长们倾尽全力为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 2021年，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多数营利性补习机构为学生提供服务来公平竞争，但这反而让最富有的人占了更大优势，因为他们能支付天价聘请非法的私人家教。许多中国学者建议，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减少穷人世代贫穷的风险，如医疗费用、养老金不足、微薄的失业福利和高质量教育的隐性成本。但政府并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大肆投入。 2021年，习近平警告说：“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因为这会“养懒人”。他表示，超出能力范围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党的精英主义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入党需要经过漫长的考验，包括频繁参加会议学习党的文献。然而，对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国企白领来说，入党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虽然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公平的，但谁能入党却取决于内部人员的决定。并且在国家的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相当普遍。今年4月，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在其网站的一篇报道中承认了这一问题。报道指出，公众对“三代烟草人”及类似话题的关注，表明“国企和地方政府机构内近亲繁殖现象依然存在不少”。报道称这一问题在“隐秘的角落”中蔓延。网民们抓住了这一罕见的承认。尽管审查员已在努力删除评论，但一些仍然存在。一位网友讽刺道，“这些人正在弘扬传统文化”。这句话引用了习近平一个关注策点。另一位网友调侃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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