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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达沃斯最热门议题：跨大西洋贸易战一触即发

之间仍在继续对话。 “我们绝对应该避免贸易战或补贴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的竞争力，”欧盟经济专员真蒂洛尼在达沃斯对CNBC表示。压力就在眼前拜登的IRA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内部辩论，而真正的共识只有一个：欧盟需要拿出自己的计划来支持该地区的竞争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本周早些时候告诉CNBC，欧盟需要向IRA学习，改革其产业政策。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的首席执行官Aditya Mittal周二在达沃斯的一次活动上表示：“我们需要恢复这种工业思维。” “匹配IRA几乎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如果我们不与欧洲的IRA相匹配，对于实业家、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继续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将非常困难……必须做出回应，”Mitar说道。因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一项绿色交易工业计划。冯德莱恩周二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舞台上说，该计划是“让欧洲成为清洁技术和工业创新的发源地，并朝着净零排放迈进”。然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是，启动这个项目的资金将来自哪里。一种想法是放松国家援助规则，这样政府就可以在振兴工业上投入更多资金。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作为欧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拥有这样做的财政实力，但欧盟其他国家却没有。真蒂洛尼周三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他赞成使用国家援助，但前提是这种援助是“非常有针对性和有限的”，而它不能破坏欧洲模式。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回应，”他说。如果没有国家援助（这是一种国家应对措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决定，是重新安排现有的欧洲基金来支持欧洲工业，还是联合利用公共市场并借入新资金。德国似乎强烈反对这一想法。 “我们不需要更多公共部门资金，”德国财长林德纳在达沃斯对CNBC表示。他补充说：“我们已经有很多公共部门的资金，这些资金还没有使用。”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周三说，从公开市场筹集资金“可能是个好主意”。他说：“资金需要集中起来，实际上，再次利用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让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在管理这些资金方面发挥作用。” 欧洲各国首脑将于2月初齐聚布鲁塞尔，讨论如何支持本国工业。德克罗表示，他可以说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行把筹集资金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在过去，我听到很多反对共同资金的声音，但最终我们还是这么做了，所以在我们真正这么做之前，这往往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实现平衡。” 新冠大流行后，欧盟决定联合利用市场，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财政上更保守的成员国长期反对这样做。

财经风云2023-01-19

逃离中国制造！库克乐见苹果、富士康供应链外撤分析师：2027年iPhone半数转移印度组装

受到关注的就是，中美关系尚未解冻，两国贸易战有再次升温的可能。此外，苹果担心中国政府会下令封锁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1月，由于员工试图摆脱新冠封锁的束缚，富士康的装配线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苹果公司也不得不承认，影响富士康在郑州最大iPhone组装工厂的新冠打击行动，将影响iPhone 14 Pro系列机型的可用性。苹果这家科技巨头表示：“我们现在预计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出货量将低于我们之前的预期，客户将经历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收到他们的新产品。” 早在2022年5月，富士康在越南白江省的工厂就可以在越南生产iPad和MacBook设备。苹果的目标是在越南生产自家目前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富士康已经在越南雇佣60000名员工。就供应链问题咨询其他公司的Resilinc联合创始人苏米特·瓦基尔(Sumit Vakil)说：“中国的不确定性和对中国的依赖，确实将了解供应商的重要性推到聚光灯下和董事会会议室。现如今，不会再回到新冠爆发前供应链的运作方式。” 除了中国，苹果公司已经在印度生产iPhone。从2017年的iPhone SE开始，苹果已经让老款机型在印度的纬创工厂下线。知名分析师Ming-Chi Kuo在推特上表示，“iPhone 14在印度的量产时间表仍比中国落后约六周，但差距有所改善显著地。” 对于2023年的预测，Kuo总结道：“因此，预计明年印度和中国将能够同时生产iPhone 15是合理的。” 这表明，苹果将能够缓慢但稳步地将iPhone生产移出中国。在台湾DigiTimes研究部门工作的分析师Luke Lin表示，到2027年印度可能成为全球50% iPhone产量的原产国。 (来源:Digitimes) 摩根大通预计到2025年，全球iPhone产量的25%将来自印度。从2022年4月到12月，从印度发货的iPhone数量是前年同期交付数量的2倍。中国仍然是苹果的重要市场，2022年第三季度iPhone出货量年增长率达到36%，而包括小米和OPPO在内的所有本地竞争对手都报告出货量下降。

小萧2023-01-17

“利率之神”惊人预言：美联储将于2023年夏天重启QE “大国冲突”将决定这个十年的格局

济学中出现了“战争”主题——“与中国的贸易战，对新冠的战争；应对封锁的战争融资(量化宽松)；向通货膨胀开战，因为我们过度使用了战争资金；然后战争蔓延到乌克兰、金融、大宗商品、芯片和海峡”，但美联储现在继续进行量化紧缩，与“战争金融”相反。然后，他引用了桥水基金的一份报告称，“未来几个月私营部门需要吸收的政府债务数量比世界大战(当时央行为债券设计了安全风险溢价)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外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资料来源：桥水) 作者解释说，虽然“有2万亿美元的隔夜逆回购工具来吸收即将到来的美国国债”，但会出现买家短缺的情况。他认为，相对于隔夜指数互换的RV基金而言，美国国债必须大幅贬值，而银行不太可能购买资产净值不足的债券，鉴于其储备下降，它们更倾向于利用融资市场。根据Pozsar的说法，外汇对冲的买家也不太可能成为买家，因为“他们被高估了”，再加上去年的地缘政治事件“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全球资金流动，降低了大型外汇储备经理对美国国债的兴趣”。 “我的感觉是，这是一种'将死之局'(checkmate-like situation)：美联储不会转向，最终利率可能不得不继续走高(见这里)，这对风险资产(抛售，然后买入美国国债)或美国国债都不是好兆头，”Pozsar说，并补充说，“寒冷地区的热战和炎热地区的冷战需要'战争融资'，而不是量化紧缩(QT)。” 解决美国国债需求下降的办法是：以控制收益率曲线为“幌子”的量化宽松，Pozsar认为其“将在2023年底到来”。但是，“与低利率和风险资产看跌背景下的量化宽松不同，即将到来的量化宽松将是在国债市场失灵的背景下进行的。” “即将实施的量化宽松将旨在监管高水平利率下的互换利差，而不是压低收益率以膨胀风险资产。下一轮量化宽松的目标是在高通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西方与全球东方和南方之间丑陋的金融分裂的情况下让“车轮保持在马车上”，Pozsar补充道。配置20%的大宗商品 Pozsar在结束他的“战争”报道时，加倍重申“大国冲突”将决定这个十年的宏观和投资格局，因此，投资者应该在规划他们的投资组合时考虑到这一点。 “大国冲突不是一个‘笑话’。这是非常真实的。”“在西方，我们倾向于不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一场‘斗争’，但我们应该这样做。” 对Pozsar来说，这意味着证券投资中通常的60/40方法不再适用了。相反，他建议投资20/40/20/20——现金、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对于后者，他补充说，投资应该包括三种类型：黄金(金条)、黑金(油)和白金(电动汽车用锂)。铜和钴等其他商品也应该被纳入其中。（来源：推特）美元方面，虽然它不会在一夜之间被淘汰，但“金砖国家+央行的去美元化和数字化将降低美元的主导地位和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Pozsar补充说：“美元的强弱应该放在货币的四种价格的背景下考虑：美元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将保持‘外汇’强势，但相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水平’将变得弱势(即完全贬值)，而相对于大多数金砖国家货币将变得‘外汇’弱势。” 所有这些“都将保证在这十年中所有四种货币价格都有很大的波动”，进一步支持了量化宽松的论点。

夏洛特2023-01-11

半导体重量级消息！日媒：戴尔计划2024年前全面停用中国芯片

者，成为“世界工厂”，但在接连遭遇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冲击后，企业供应链布局的关键，开始从“降低成本”转为“降低风险”。不过中国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交通网络及市场规模，不少企业仍然青睐于留在中国。针对戴尔计划2024年前全面停用中国芯片的消息，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通信行业资深专家项立刚表示：“中国制造的芯片总体来说成本更低，现在个人电脑这样的产品利润空间并不大，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一家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项立刚说，戴尔现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供应链，如果要去找替代方，短时间内很难解决。项立刚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本身就会伤筋动骨，如果搞成供应不足，那对它的发展就非常不利，造成竞争力下降。最后就只能回到美国销售，把其他竞争对手赶走。”

tqttier 1评论2023-01-06

天风策略：连续3年Q1都有大跌，2023Q1能不能对大家好一些？

软着陆”）、2018-2020上半年（贸易战及国内下行压力、新冠冲击）、2021年底以来。考虑到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以及季度初缴税季的客观压力，年初往往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投放流动性的窗口，这也是春季躁动形成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以SHIBOR来衡量年初金融市场流动性水平，过去十四个年份中，只有两个年份一季度SHIBOR利率上行。　　　　　　第二，政策力度是否足够，判断标准在于能否显著改善基本面预期。以22年春季行情为例，无论从政策定调（21年末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稳增长），还是货币政策投放（不对称下调一次LPR）、银行间利率水平（DR007低位小幅下降）来看，都算比较积极，但22年初市场一路下滑。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在年初羸弱的基本面及海外黑天鹅冲击下，政策投放力度未能扭转悲观的预期，市场期待的降准也落空了。相反，15年初经济基本面也一般，但政策力度足够大（14年底时隔两年多首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15年3月再次降息），因此出现了大级别的春季行情。　　　　第三，结构上，在没有大开大合的“平庸”年份中，相对业绩的拐点会成为风格的胜负手。典型年份是13年、17年。13年沪深300代表的传统板块业绩低位磨底，但创业板代表的成长板块已经出现一些景气相对独立的赛道，因此13年春季行情出现了很强的结构性；17年正好相反，大盘蓝筹率先走出业绩低谷，但创业板仍受业绩承诺暴雷等因素影响，一季度表现弱于沪深300。　　　　　　03 　　2023年展望：“挖坑”后春季行情不会太差，成长股性价比正在提升　　历史上，每年Q1的春季躁动都十分让人期待，统计数据来看，春节到两会期间，wind全A指数的上涨概率超过了90％。然而过去3年的Q1，连续爆发黑天鹅因素：　　2020年Q1，国内、海外疫情先后爆发，春节后A股几乎跌停，3月又随着美股熔断而大跌。　　2021年Q1，春节前是核心资产最后的高潮，春节期间海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同时300非金融股债收益差触及+2X标准差，核心资产随即见到大顶。　　2022年Q1,1月开始美联储在3月加息的概率快速提升到100％，大超预期，随后叠加俄乌战争和国内疫情，市场持续下跌。　　可能正是因为过去3年Q1的情况，还让大家心有余悸，因此2022年的年尾，从我们路演沟通下来的情况，大家几乎很少提及所谓跨年行情，并且对春季躁动也预期不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情，给23年的春季躁动留出了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年一季度行情的表现情况究竟如何，与开年股债收益差所处的位置高度相关：　　（1）16年Q1全A指数-18％，股债收益差处于下行通道的-1X标准差　　（2）17年Q1全A指数+2.3％，股债收益差处于上行通道的均值附近　　（3）18年Q1全A指数-3.2％，股债收益差处于+2X标准差附近　　（4）19年Q1全A指数+31％，股债收益差处于-2X标准差附近　　（5）20年Q1全A指数-6.8％，股债收益差处于-0.5X标准差附近　　（6）21年Q1全A指数-3.3％，股债收益差处于+2X标准差附近　　（7）22年Q1全A指数-14％，股债收益差处于-0.5X标准差附近　　回到当前，23年年初，股债收益差处于-1.5X标准差附近，这一位置的有利程度，仅次于2019年年初。同时考虑到目前成长赛道的拥挤度大部分处于2022年4月底的位置，基本面挖坑后、春季复工复产预期驱动的一季度还是值得期待　　　　通过十四年复盘也可以看到，春季躁动的启动关键在于宽松政策和流动性投放，以及政策力度对基本面预期的改善程度。基于此，在12月的调整之后，我们对23年开春行情不再悲观，12月市场的几个压制因素有望在年初看到边际好转。　　疫情冲击“坑”：11月防疫政策转向后，感染高峰、对经济活动影响区间和深度各方面都面临不确定性。而从目前疫情演变来看，各地感染峰值的来临应该是明显快于此前预期的，短期的冲击也的确很大。但随着各地感染高峰过去，经济活动也开始逐步修复。百度搜索指数显示，“疫情”搜索热度在11月底见顶之后，过去一个月已经明显回落；12月26日百度发布的大数据显示，此前14天全国通勤出行强度环比回升120％。　　基本面数据“坑”：11月内生周期作用+疫情冲击之下，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全面走低；12月从PMI数据来看，大概率也不会太好。但基本面挖坑之后，年初随着疫情影响（至少是阶段性）减弱，经济数据有望看到比较明显的环比改善。　　政策预期“坑”：12月市场偏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没有给出太强烈的刺激信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是新届领导班子首次亮相经济工作会议，除了部署眼下工作，更重要的是展示新任期经济工作的大方向。因此在这次通稿中，对发展路径的表述被严格地同“老路”作区分，大篇幅强调“高质量发展”。但也要看到，对于短期稳增长工作仍然是有底线思维的。基于目前的基本面情况，我们认为年初的政策力度并不会差。年底翘尾的银行间利率，在央行例行的跨年流动性呵护之下，年初也有望回落。　　成长股拥挤度“坑”：热门赛道的拥挤度经过大约4个月的消化后均已回落至安全区间。景气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具备反攻的动能和空间。　　因此整体来说，我们对23年春季行情并不悲观。结构上，在基本面仍是弱复苏预期、同时热门赛道拥挤度大幅回落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成长股的性价比正在大幅提升。具体板块可关注：　　1）前期调整较大的大安全板块，包括信创、半导体等，对应科技自立自强。　　2）赛道方向中，汽车链条，对应稳增长的方向；海风、大储、军工，对应23年需求确定性比较高的。　　3）5G工业互联网，最新变化是中国商飞获得5G工业专网通信的频段，对应的是新型工业化、数字工业化的核心着力点。　　4）基于应对长期人口老龄化趋势，近期政策及此次会议提到的（但可能还未被市场充分认知）养老产业，包括医疗器械耗材、医疗IT、医疗基建、医疗服务等。　　　　　　　　　　　　　　　　　　　　　　　　　　风险提示：春节前资金面紧张度超预期，冬季国内外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地产下行压力超预期，海外通胀形势反复等。

金融界2023-01-02

2023年度宏观策略展望：内需回归，走出荆棘

年以来民营企业接连遭遇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战、新冠感染疫情、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多重冲击，导致其营业利润率持续下降（见图99），投资意愿明显不足。预计2023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大概率延续去库存周期，决定企业盈利仍将维持负增长（见图100），亟需政策加力支持信心恢复。其三，从实际利率看，尽管2022年名义利率水平有所降低（2022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年初降低约42BP），但受PPI增速大幅回落导致综合通胀指数走低的影响，国内实际利率（名义利率-综合通胀指数）持续抬升至偏高水平（见图101），对需求形成抑制，也要求名义利率进一步调降。其四，从制约因素看，国内需求不足，决定经济在全面恢复之前物价对货币宽松的制约有限，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加上国内经济恢复预期好转后汇率面临的压力亦有所缓解，预计2023年上半年通胀和汇率对降息的制约或总体有限。综上，预计2023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经济依旧承压的阶段，降息的概率较大。　　二是预计2023年上半年降准也有一定空间，但力度或较为有限。其一，降息有利于提振实体需求，但也需要降准配合，通过降准释放低成本资金，有效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约束，增强银行放贷意愿（见图96），才能更好地达到宽信用效果。目前来看，央行向市场投放偏长期流动性的方式主要有MLF、PSL、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降准等，其中银行获得1年期MLF和PSL的资金成本分别高达2.75％和2.4％，获得再贷款工具的资金成本也多在2％附近，均远高于存款准备金的资金成本，降准仍是缓解银行流动性约束的最有效手段。其二，出口回落周期中，为弥补基础货币收缩带来的信用扩张放缓风险，降准往往也不会缺席（见图102）。2023年我国出口增速大概率转负，或导致基础货币中的外汇占款面临收缩压力，为支撑货币供应量扩张，适度降准推高货币乘数也是以往的常规做法。其三，国内降准空间已偏小，未来操作上或更偏谨慎，力度或有限。如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7.8％，较2018年初降低7个百分点以上，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存款准备金率相比，也已不算高，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保持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必要的，未来我国降准空间已偏小。　　　　　　　　　　三是结构性政策工具或“有进有退”，部分工具扩容可期。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支持力度，反映出2023年结构性货币政策“有进有退”，聚焦重点发力的概率偏大。一方面，预计支农支小、再贴现等实际使用率高的长期结构性工具有望延续，同时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科技、绿色相关再贷款工具以及PSL规模仍有望扩容（见表5），这既有利于引导低成本资金更多流向上述高质量发展领域，也有利于适度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见图103），推动信贷扩张。另一方面，预计交通物流等具有明确阶段性要求，且实际使用效果一般的结构性工具或将按时有序退出（见表5）。　　　　　　　　2、预计2023年社融存量约增长10.2％左右　　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包括银行信贷、表外融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几大部分，下面逐一估算各分项增速。　　信贷方面，2015-2019年名义GDP/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值基本稳定在6左右（见图104），但受疫情冲击影响，2020、2021年该倍数降至5.1-5.5,2022年重新回升至6附近。假定2023年这一比例继续稳定在5.5-6区间，同时结合2022年名义GDP增长7％左右，据此计算出全年新增信贷规模约为21.8-23.7万亿元。　　表外融资方面，截至2022年11月末，我国表外融资存量规模已较高点减少三分之一，降至17.8万亿元，回到2012-2013年间的水平。考虑到2022年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加上明年“稳增长”目标置于政策首位，预计2023年非标压降或告一段落，全年净融资额度回归至0附近。　　政府债券方面，预计官方赤字率调整为3.0％左右，专项债券额度维持在3.65万亿元，加上可能继续盘活部分结存限额，全年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约为7.6-8.2万亿元（详细分析见下文财政展望部分）。　　企业债券方面，国内企业债券净融资规模主要由利率水平、信用风险和监管政策决定，一般而言利率水平往往是主要影响因素（见图105），但2022年企业债净融资规模变化与利率变化相背离，主要与城投融资监管趋严和房企等信用风险暴露相关。2023年房企违约或有所好转，但预计处于低位的DR007利率中枢将有所抬升，加上城投融资监管依旧偏紧，企业债券净融资额或与今年水平相当，约为3万亿元左右。　　　　　　股票融资方面，受益资本市场改革提速和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预计新增股权融资规模有望维持高位达到1.1万亿元左右，与近三年的均值相当。　　对于其他分项，假设新增规模与近三年均值相当，约为2万亿左右。　　综上，2023年全年新增社融规模约为36.8万亿左右（见图106）。但由于数据修正的原因，每年新增社融规模不等于社融存量的增加额，我们预计新增社融存量约为35.3万亿元，对应的社融存量增速在10.2％左右，较2022年仅小幅提升。社融增速提升幅度有限，一方面与国内货币政策不大水漫灌，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保持基本匹配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过去量级较大的房地产等信贷需求减弱，绿色智能等贷款体量仍相对较小的结果。　　　　（二）财政政策：预计赤字率提升，加力提效更依靠中央杠杆和准财政　　2022年财政运行整体呈现出“少收多支”、“前置发力”的特征，如与2022年初预算相比，1-11月份财政两本账收入和支出进度均为79.6％，较2017-2021年进度分别落后14.1和5.3个百分点，收入端落后更多，其中政府性基金账本的拖累更大（见图107）。从支出节奏看，政府性基金支出前置发力特征明显，公共财政支出节奏整体均衡，但上半年基建和科技财政支出增速持续高增，下半年公共财政则向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领域倾斜（见图108）。下半年两本账对基建的支撑力度均减弱，意味着基建增速高增更多依靠准财政工具发力。　　　　　　展望2023年，为对冲出口下行压力和推动经济重回合理区间，预计2023年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官方赤字率有望提升，同时为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预计中央为加杠杆主力、地方债额度总体稳定，预算内资金或继续向三保领域集中，而稳投资更多依赖于准财政政策工具扩容。同时鉴于上半年稳增长压力更大，预计2023年财政政策将延续前置发力特征。　　一是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将提高至3％左右，中央为加杠杆主力　　其一、国内需求不足和外部风险挑战加剧，要求财政政策加大力度。如2022年11月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同比下降5.9％和19.9％，预计受疫情感染率可能进一步上升、居民企业预期改善需要一定时间的影响，两者负增趋势短期不会出现明显缓解，国内需求不足亟待政策加力对冲；2023年全球面临的衰退风险上升，全球需求下降对国内出口的拖累加剧，国内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度明显提升，也要求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其二，调入及结转结余资金使用空间不足，财政加力对赤字扩张的依赖度提升。受疫情超预期反弹加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影响，2022年公共财政调入和结转结余资金实际使用规模大概率超过年初预算。如假设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增速与1-11月份相同，国债和一般债净融资规模与年初赤字规模一致，估算得到2022年调入及结转结余资金规模约3.14万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约8146亿元（见图109）。同时尽管2020-2021年部分调入及结转结余资金未使用，但考虑到2015-2019年和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的超额使用，预计2022年末公共财政调入和结转结余资金可用规模有限，2023年其对实际财政赤字规模的贡献或有限，财政加力对官方赤字的依赖度提升。　　其三，官方赤字率提高信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方面，按照当前名义GDP规模进行估算，官方赤字率每提高0.1％，财政赤字规模仅能增加约1200亿元，在准财政工具、政府债券限额等政策空间打开后，大幅提高的必要性不强。另一方面，除2020-2021年外，我国官方赤字率一直严守3％的国际安全警戒线，在2023年经济有望总体回升的判断下，最后实际超过3％的概率较低。　　其四，与地方财政相比，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空间更大。如2022年三季度末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0.6％，低于地方政府8.5个百分点（见图110）。　　二是预计2023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在3.65万元左右，发行节奏将继续前置。其一，稳增长诉求下，基建项目的继续建设和新建仍然需要财政资金的持续投入，作为近年来基建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2023年新增专项债仍需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其二，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的偿付保障能力下降，不支持专项债规模继续大幅扩张。如2018年以来，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低于专项债券余额，且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和专项债券的持续扩张，两者差距持续扩大（见图111），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券的偿付保障能力不足。其三，截止到2022年10月末，专项债券限额仍有1.1万亿元的盘活空间，若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对其盘活仍可发挥扩大有效投资的积极作用。其四，可通过提高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比例和提高专项债券项目质量两方面入手，更好发挥专项债券资金对有效投资的带动撬动作用。其五，鉴于2023年上半年稳增长压力更大，政策节奏将体现逆周期性，同时根据报道，专项债券提前批额度已于11月中旬下达各地，也预示着2023年专项债券发行节奏或将继续前置（见图112）。　　　　　　　　　　三是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财政贴息将成为财政稳投资的重要抓手。其一，与传统财政工具相比，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贴息工具使用较为机动灵活。时间上，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选择使用与否；流程上，不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规模上，受地方财力限制较小，且撬动作用较大，如政策性金融工具最大可撬动10倍杠杆；方向上，可以更精准聚焦基建和设备更新改造投资，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其二，两者均是货币与财政协调配合的重要载体，更加注重精准性和时效性，进一步扩容有利于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预计未来两大工具尤其是贴息工具将成为财政货币配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其支持范围和力度有望迎来长期提升。其三，预计在专项债资金难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望继续扩容，对2023年基建投资增速形成支撑。　　五、大类资产配置：转机初现，关注A股修复　　（一）2022年资产价格表现：股、债、汇、商品轮番调整，资产回报下降　　2022年主要大类资产价格总体呈现出“商品、美元表现占优，债券收益相对稳健，A股深度回调和人民币贬值”的分化特征（见图113）。但从边际变化看，各类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如一季度商品涨、股市跌，二季度股市反弹、商品和汇市跌，三季度股、汇、商品齐跌，四季度债市、美元出现调整，市场投资回报明显下降、投资风险趋于上行。　　　　2022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与全球滞胀格局下宏观波动率显著上升，各种超预期因素颠覆市场认知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四方面的超预期因素：一是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动荡超出预期。年内俄乌冲突持续时间之长、发展态势之复杂远超预期，给全球经济金融市场、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造成严重冲击；同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也明显升级。二是海外高通胀和货币政策转向超出预期。受供给约束、需求恢复和流动性刺激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2022年全球CPI增速将罕见地超过8％，美国CPI增速创下40年新高，不断颠覆市场预期；为此美联储年内累计加息425个基点，加息之快、幅度之大也是过去40年最严厉的一次，而随着美元流动性的回收，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明显加剧。三是全球经济放缓超出预期。受高通胀、强硬加息、地缘政治冲突、疫情蔓延和能源粮食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放缓幅度大幅超出预期，如根据IMF、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GDP约增长3％，较2021年增速回落约一半，低于各组织年初预测值1.5个百分点左右。四是国内疫情冲击超出预期。2022年国内疫情新发、多发、广发，导致经济运行、生产生活秩序多次被打乱，经济循环遭受阻碍，加上房地产市场等风险暴露，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国内经济恢复持续不及预期。　　面对诸多超预期的因素，市场交易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季度，俄乌冲突意外爆发加剧全球供给冲击和地缘紧张局势，同时国内疫情超预期反弹和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等，加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导致商品暴涨、A股深度回调。二季度，供给冲击边际缓解，美联储大幅加息引发全球衰退预期升温，推动多数商品开始回落；但国内经济悲观预期好转支撑A股迎来反弹。三季度，美联储持续加息与全球经济放缓超出预期，推动商品价格继续回调，同时国内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叠加中美金融周期错位加深，导致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加大，A股再度迎来剧烈调整。四季度，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导致避险交易步入尾声，美元指数回调，人民币汇率和黄金反弹；同时受国内防疫优化推动经济预期好转、理财遭遇赎回潮等因素影响，国内避险资产债券也迎来调整。　　（二）2023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关注A股修复，适当增配黄金　　展望2023年，外部环境或依旧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大概率延续滞胀格局，且压力重心将由“胀”转向“滞”；国内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但发展面临的诸多因素边际好转，加上政策全力提振需求，经济总体有望回升。　　　　　　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延续滞胀格局，且压力重心由“胀”转向“滞”。主要表现为三层含义：一是受全球融资环境持续收紧、通胀维持高位、地缘政治冲突等偏短期因素，以及疫情危机导致全球劳动生产率下降等中长期因素的共同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放缓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见图114-115）。二是需求放缓、流动性收敛和高基数决定2023年全球通胀增速将趋于回落，但受疫后因退休、死亡、移民减少等导致的劳动力供应短缺难以很快弥补，加上本轮大宗商品上涨并未带动其资本开支明显扩张，以及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犹存的影响，预计通胀回落幅度有限，整体或仍有韧性维持在偏高水平（见图115）。三是受通胀基因依旧顽固影响，预计美联储加息高点更高、利率维持高位时间或拉长，全球流动性或依旧偏紧（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除外），而金融市场对此预期明显不足，未来可能面临重估风险。　　从国内看，经济增长方面，受防疫政策优化，货币、财政、产业、科技、社会五大政策协调配合全力拼经济，以及中央高度重视提振市场信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由冰点走向融冰之路可期，但地产修复节奏、外需放缓和工业企业去库存对经济的扰动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流动性方面，为提振需求，货币政策总基调将维持稳健偏宽松，上半年降准、降息仍有一定空间，但也不会出现大水漫灌，社融增速或以稳为主。　　从非经济因素看，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全面放开，预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或边际趋弱；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犹存，此外“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低增长”环境下，预计2023年全球债务风险将明显增加。　　综上，在外部环境依旧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犹存，国内经济低位重启修复的基准预测下，预计2023年市场风险偏好难以全面点燃，但对国内风险资产相对可以更乐观一些。具体到配置上，我们认为2023年A股修复性行情值得期待，方向看好出行消费，医药板块，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国防军工等安全主线；预计债市总体承压，重点把握降息、超调等机会；商品方面大概率继续承压，但黄金配置机会增加且预计下半年表现或更优。　　1、A股：修复性行情概率偏大，重点关注出行消费、医药和安全主线　　受盈利、估值、人民币汇率、风险偏好等多重因素遭遇极端负面冲击的影响，2022年A股深度调整，走出大熊市行情。但物极必反，2023年多重因素正由极端负面的状态边际好转，对A股形成支撑，预计2023年A股大概率有望迎来修复行情，但恢复高度仍受到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国内信心恢复需要一个过程的制约，市场波动率或仍偏高。　　一是从盈利看，2023年A股盈利有望逐渐筑底回升，但力度或偏温和。历史经验显示，A股企业盈利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度一致（见图116）。受PPI增速继续回落、出口放缓、库存仍处高位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3年上半年国内工业企业大概率延续去库存周期，但工业利润增速领先库存周期约两个季度左右（见图100），预示着2023年工业企业利润和A股盈利有望逐渐筑底回升。然而国内经济和信心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加之2023年外需大幅放缓，预计A股盈利回升力度或偏温和（见图117）。　　　　　　二是从估值看，底部弱修复概率偏大。当前全部A股市盈率中位数已处于历史后10％的分位数水平（见图118），显示出市场估值底已经出现。展望2023年，我国货币政策仍将维持稳健偏宽松，加上实体有效需求恢复，预计实体信用扩张有望加快，社融和中长期贷款增速或稳中略升。根据历史经验，社融和中长期贷款增速与A股估值走势较为一致（见图119），预示着2023年A股估值或有所抬升，但国内货币政策不大水漫灌，加之过去量级较大的房地产、城投等融资需求总体减弱，社融、中长期贷款增速改善或有限，对A股估值抬升作用不宜过度高估。　　　　　　三是从资产性价比看，A股具备较大优势。如截至12月25日，国内股债吸引力指标、股票与理财产品吸引力指标，均为近五年历史最高值，表明与投资债券、理财产品相比，投资股票获胜的概率明显更大（见图120-121）。此外，近年来我国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增速与房价增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22），2022年房地产市场风险暴露导致两者短期同向而行（2014-2015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风险警报解除，加上未来房地产市场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预计居民资产由楼市加快向权益资产转移的趋势有望延续，对A股形成支撑。同时随着个人养老金加快入市，也会给A股带来新的增量资金。　　四是从其他因素看，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放缓，加上中美经济周期逆向而行，即中国经济回升、美国经济持续回落，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外资流入A股的速度或重新加快（见图123）。但值得警惕的风险是，若海外衰退超预期、全球出现金融危机或国内经济恢复远不及预期，A股波动风险难以避免将加大。　　　　　　　　　　具体到行业配置上，我们认为“扩内需”、统筹发展与安全是2023年A股投资的核心关键词，建议重点关注四条逻辑主线：　　（1）防疫政策优化带来的出行类消费修复主线。根据海外经验，防疫政策优化后，各国餐饮住宿、娱乐休闲、服装鞋类等出行相关的消费板块修复弹性最大（见图47-48）。随着2023年国内防疫政策持续优化，加上CPI与PPI增速剪刀差扩大，A股纺织服装、商贸零售、社会服务等板块盈利有望波动上行，得到明显改善；此外目前上述板块市值占全部A股的比重处于历史最低位置（见图124），明显处于低配状态。预计2023年尤其是上半年，社会服务板块里面的酒店、旅游等行业，以及纺织服装、商品零售等板块均有望迎来盈利与估值的双升。　　（2）兼具短期修复和长期高增长双重属性的医药、养老消费主线。从短期看，疫情爆发三年以来，我国医疗保健消费增速受损程度明显高于全部消费增速，且修复程度一直弱于后者（见图125），随着防疫政策持续优化，预计2023年医疗保健相关消费修复弹性和空间均较大，对A股医药生物板块形成盈利支撑。从长期看，目前我国医疗保健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到9％，仅为同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一半左右，未来增长空间广阔，也是我国补短板的重要领域。此外，经过两年的调整，医药板块超配状态明显有所缓解，市值占比与营收占比的比值已也回到近十年均值水平。综上，预计2023年医药板块以及与养老相关的消费板块表现值得期待。　　（3）国家安全相关的短板领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外部动荡不安的局势，发展与安全被提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未来关系国家安全发展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将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资本市场的机会所在。具体而言，国家安全包括能源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对应新型电力系统、生物农业、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基础原材料、国防军工等板块均存在一些投资机会。　　（4）受益于信心重塑和数字化转型提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标志着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开始走向常态化，并由过去的强监管阶段、规范发展阶段进入了支持发展阶段。政策风向的好转，叠加国内数字化转型提速，预计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有望迎来明显的修复行情。　　　　　　2、债市：总体承压，重点把握降息、超调等机会　　一是2023年国内经济总体有望回升，名义GDP增速大概率有所提高，对债市形成主要制约。我国利率走势主要由经济增长、物价等基本面因素主导，中长期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与名义GDP增速运行趋势较为一致（见图126），2023年名义GDP增速回升预示着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压力。　　二是随着国内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资金供求变化也会给债市带来压力。历史经验显示，资金供求是影响利率短期波动的重要因子。若以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代表宏观层面的社会资金供给、需求，那么社融与货币供应量增速之差，能够表示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变化，这个差额越大表示资金需求超过供给越多，市场资金紧张态势越明显，资金利率将抬高得越多，反之则相反。经验数据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2015年以来我国（社融增速-M2增速）之差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波动明显，相关性较高（见图127）。2023年随着实体需求回升，预计信用扩张有望加快，社融增速与M2增速剪刀差大概率由极低的低位明显回升，给债市带来压力。　　三是节奏上，预计2023年下半年债市调整压力或加大。一方面，随着防疫政策优化初期感染率上升带来冲击消退，加上房地产市场逐渐恢复，预计2023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回升动力将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实体需求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快速修复，将给国内通胀带来一定压力，而这种压力也将在下半年加快显现，对债市形成压制。　　四是降息、市场超调等机会可适当把握。一方面，为提振实体有效需求，2023年降准、降息等宽松操作值得期待，市场利率和实体融资成本中枢有望进一步下行，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下台阶提供支撑（见图128），因此2023年降息落地前后，国债利率仍有望跟随市场利率迎来一轮中枢下移。另一方面，2023年金融市场波动率或依旧偏高，若国内利率超调至3％上方较多，或海外出现经济、金融危机时，建议对债市重新保持乐观，国内利率中枢下行大趋势未变。　　　　　　　　3、大宗商品：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大概率持续承压　　一是从需求端看，2023年中美两大经济体均将处于去库存周期阶段（见图129-130），加上主要经济体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压力加大，大宗商品需求继续趋弱或难以避免，对商品价格形成主要冲击。从节奏上看，上半年中国逆周期政策集中加快发力，将带动基建、地产等投资需求回升，有利于适度对冲总需求放缓的速度，对部分工业品价格形成一定支撑，下半年中国稳增长政策力度边际趋缓，叠加外需回落，商品价格调整压力或更大。　　二是从供给端来看，供给约束总体有望继续缓解。一方面，疫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供应短缺难以很快弥补，但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面放开防疫政策，预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制约边际上趋于好转，尤其是中国生产循环的恢复为全球供给改善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局势的演变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债务风险加大周期中，不排除地缘政治冲突继续对全球商品供给形成一定约束，加上新旧能源体系转换期，本轮能源价格上涨周期并未带动企业相关资本支出大幅扩张，能源、农产品等供给或仍面临一些压力，对两者价格形成一定支撑。　　三是从金融层面看，受核心通胀仍有韧性的影响，预计2023年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高点更高，利率维持高位的时间或拉长，将导致全球流动性大概率依旧偏紧（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除外），也会对商品价格继续形成制约。　　　　　　4、黄金：配置机会增加，下半年或优于上半年　　展望2023年，黄金走势依旧面临一些压力，但配置机会总体趋于增加，下半年表现或优于上半年。　　一是根据黄金价格的传统分析框架，金价主要由美元指数和美国实际利率决定，且长期来看其与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31）。展望2023年，预计美国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大概率呈现出两阶段的变化：其一，2023年上半年，受美国核心通胀仍有韧性影响，预计2月、3月和5月份的三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或维持高压态势，美联储加息高点更高，政策利率维持高位的时间或拉长逐渐被市场重新定价，加上CPI增速总体趋于回落，不排除美国实际利率维持高位甚至继续有所抬升；同时，欧元区经济基本面明显弱于美国，衰退风险更大，也将继续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支撑，美债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或仍对金价形成制约。其二，2023年下半年，随着美联储高利率风险逐渐得到释放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状态，将推动美国实际利率真正走低，美元指数趋弱，对黄金价格形成支撑；加上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或加剧，全球债务风险提升，黄金避险价值也会有所增加。　　二是从历史经验的分析角度看，受劳动力短缺、逆全球化、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等中长期供给冲击因素的影响，全球通胀中枢抬升正趋于长期化，美国本轮高通胀走势，与同样遭受严重供给冲击的19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通胀走势已较为一致（见图132）。而根据历史经验，19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黄金价格走势与美国通胀走势类似（见图133），2023年美国通胀读数回落尤其是在高基数驱动下的上半年回落几无悬念，如果历史重演，意味着黄金价格或依旧承压。金价与美国高通胀期间物价走势一致既是经验之谈，背后的亦有理论逻辑的支撑，一方面黄金的商品属性决定其与通胀走势存在联系，另一方面当通胀回落速度快于名义利率时，实际利率抬升也会对金价形成制约，反之则相反。因此，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也显示出2023年上半年黄金价格或仍存在一些压力。　　　　　　

金融界2022-12-31

老美想“趁火打劫”！美国游说亚欧“脱钩中国” 财政部急宣“明年起调整1020个商品贸易关税”

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 2018年爆发的贸易战，以及随后的大流行中断，开启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新排序。总部设在中国的制造商已寻求将其生产线的某些部件转移到该国的亚洲邻国，以规避关税或避免因美中关系恶化而面临未来动荡的风险。然而数据显示，这种重组往往有助于加强而不是减少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这反映了制造过程的复杂性，这些过程通常需要令人眼花缭乱的组件数量和多个组装阶段。举例而言，在越南或印度组装智能手机需要制造商在将中国制造的零件和基础材料运往最终客户之前，在亚洲境内运输。最终的结果是，如果不采取更具体的措施来促进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的贸易，美国将很难推动亚洲远离中国。经济学家表示，这意味着签署贸易协议、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或采取其他措施，让亚洲经济体更容易接触到美国消费者。伦敦咨询公司TS Lombard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兼亚洲研究主管罗里·格林说：“在亚洲，美国正面临一场真正的艰苦斗争，他们正在与经济引力作斗争。” 自2018年7月美国首次对一系列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至9790亿美元以来，中国与东南亚10个邻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总额，包括出口加进口增长71%。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同期增长49%。中国数据显示，这个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增长23%，与欧洲的贸易增长29%，突显出中国与亚洲经济体的贸易如何轻松超过与其他大市场的贸易。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受到关税的影响，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自2018年以来有所下降，尽管两国贸易在大流行期间恢复增长，因为消费者在长期工作期间挥霍购买电子产品、家居用品和其他商品家。另外，在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贸易大幅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引力，几十年前经济学家就确定，各国与大型经济体和邻近经济体的贸易更多。中国无疑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使其成为大多数快速发展的邻国的天然贸易伙伴，就像美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一样。经济学家说，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出口篮子里装满了便宜的智能手机、基本车辆和廉价的工厂设备，这些设备在其周边快速增长但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中畅销。中国还降低了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许多关税，以回应美国决定对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使亚洲制造的产品对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更便宜。它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国，该协定于2020年达成，降低15个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然而，亚洲经济体也是中美紧张关系的大受益者，经常在与这两个对手的贸易中获得巨大收益。许多亚洲经济体与美国的贸易有所增加，因为进口商正在寻找中国制造产品的免关税替代品，或者中国出口商在另一个国家开设商店以规避美国的新贸易限制。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2018 年之后，韩国从美国进口的反铲挖土机、纺织品和电视组件有所增加，所有这些都受到特朗普时代关税的影响。美国海关数据显示，美国从2018年以来与中国贸易增长的10个东南亚国家的进口也激增，自2018年7月以来增长89%。包括美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在内，截至10月的12个月中，贸易总额达到4500亿美元，而2018年年中为262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与全世界的贸易增长29%。显而易见，这波中美贸易战的潮流还在持续着，展望2023年，疫情解封后的中国在经济复苏后，与美国之间的斗争将会持续开展。#新冠疫情#

小萧2022-12-29

资金大肆逃离中国！两大利空重锤中国股市遭遇纪录最大规模外资外流

自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最大的跌幅。今年流入中国内地股市的所谓北上资金流明显低于高盛集团8月份的预期。高盛当时将这一预期下调了三分之二，至250亿美元，原因是全球流动性收紧和人民币走软。该行预计，外资流入明年将反弹至650亿美元，略高于2021年的水平，外资在上海和深圳上市股票中的持股比例将从目前的不到5%升至2030年的9%。全球投资者还将拥有更大的内地股票交易池，尤其是在监管机构本月同意扩大通过沪港通交易的合格股票范围之后。自2014年沪港通首次启动以来，沪港通已成为海外投资者买卖内地股票的主要渠道。还有一个已有20年历史的计划，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交易从股票到债券和大宗商品期货等一系列在岸资产。王明利说:“在新冠疫情控制的动荡之后，人们可能仍然对购买犹豫不决。”“但我们无法否认，中国资产是有吸引力的，基本面也是有吸引力的。”

夏洛特 1评论2022-12-28

存储大厂降低资本开支，供需有望改善，重点关注存储板块性机会

风险提示：宏观不确定性，疫情继续恶化；贸易战影响；需求不及预期。

金融界2022-12-27

任泽平：未来大势七大关键词——公平、安全、实体经济、自主创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顺势而为

美国失业率高达25％以上。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战、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进一步加重了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二战，人类差点自我毁灭。　　那么，大家知道如此严峻的后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好，给大家做一个测试：1929-1940年前后，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1、经济增长不够快，2、收入分配差距太大。根据上百年的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收入分配出了大问题！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人类经济和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却十分严重。“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大量的产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对社会抱有极大的不满，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而各个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采取了对外贸易战甚至开启了战争机器。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以，经济思想史上有句话，叫“大萧条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圣杯”，就是谁能够解决大萧条问题，谁就有希望完成人类的自我救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诞生了各种思潮，试图给出解决方案，凯恩斯革命就是那时候诞生的，就是试图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扩大内需，解决就业，同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试图缓解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二战后，美国、欧洲等主要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措施，1945-1980年间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得到了很大缓和。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就是经济低迷但通胀非常高，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用过头了，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市场活力下降，加上超发货币，于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强调减少政府干预，鼓励资本自由化，重视经济效率而不是分配公平。于是，从1980年到现在，在全球化、资本自由化、经济金融化、赤字货币化等推动下，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一片繁荣，但是与此同时，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快速恶化，到2020年前后，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创百年新高，达到了1920年前后的水平。　　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再次发挥作用，历史再度重演，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冲突等事件在当下再度频发，全球再次进入到大动荡、大博弈、大转型的时期。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的？两大命题，公平和效率，在经济史上，过度重视效率就会导致分配不均，过度重视公平就会导致效率下降，所以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主要的政策考虑，从重视效率到重视公平就形成了经济社会的大周期运行规律。现在，面对创百年历史新高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的社会思潮钟摆开始转向公平这一端，过去的贸易自由化、资本杠杆化、经济金融化等面临挑战和转变。　　简单讲，过去40年，全球过度重视增长效率，忽视分配公平，未来大周期的运行天平重心正在往分配公平转移。　　这就是经济社会大周期，跟我们以前讲的商业经济周期不一样，猪周期是3-4年一轮的农业短周期，库存周期是3年一轮的存货调整短周期，产能周期是7-10年一轮的设备更新中周期，房地产周期是由人口和金融等因素带来的20年一轮销售投资周期，创新周期是由创新带来的产业投资浪潮及其退潮引发的30-50年一轮周期波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10轮产能周期、30轮存货周期、30轮猪周期，但是对于以百年计的经济社会大周期，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其中的一个片段，现在我们就处在大周期的转折点上，旧秩序开始瓦解，新秩序正在重建，动荡和摩擦在加大。　　理解了百年大周期的轮回，就可以理解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地缘冲突、国际秩序重建等现象均是当前经济社会大周期阶段的必然现象。我们每个人、每件事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这就是大势。　　在大周期末期，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面临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盛行，对分配公平呼声优先于经济效率，经济金融动荡、社会不稳定增加、阶层分化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这一阶段，要么对内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对债务进行出清，加强调节收入分配以缓和阶层对立，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教育、基础设施等，以重建经济竞争力，重新凝集社会共识；要么对外转移矛盾，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爆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舆论战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直到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　　从百年维度的经济社会大周期来看，我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有三大判断：　　1、未来政策的重心目标是出清经济金融化杠杆化的旧发展模式，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一个国家不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而是产业外迁、产业空心化，自己过度依赖金融杠杆、超前消费、过度举债，将会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收入分配不均，以及金融风险隐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都是前车之鉴，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要重新吸引制造业回流。现在，美国清醒过来，试图开始扭转这个局面。　　而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当然，房地产金融化也埋下了隐患。　　因此，出清金融杠杆、出清地产债务、出清落后产能的旧发展模式，回归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回归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新发展理念，也是未来的大趋势。　　2、未来的大势是七大关键词：公平、安全、实体经济、自主创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顺势而为。　　后面我们还将重点讲。大家记住这七个关键词，看清宏观趋势，把握时代机遇，顺势而为，选择优于努力。　　3、我们可能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全球经济社会的低谷往往酝酿科技创新、商业模式、经济制度和产业浪潮的新一轮革命，新基建、新能源、新国潮、新消费等酝酿蓬勃生机，这是失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推动科技自主创新解决卡脖子，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我对中国企业家的建议是：为制造业、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乡村振兴、三次分配等多做贡献，做出新的贡献，成为新时代的张謇，实业报国。这是中国新发展理念决定的，也是经济社会大周期决定的。　　未来实体经济发展重心仍然在数实融合。二十大报告提到，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也要加速建设数字中国。　　之前我走访过多家企业，明显感觉不论是煤炭、钢铁这些传统行业还是新能源这种新兴行业，都有巨大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在我和企业家们深入沟通后发现，这些实体企业需要的不仅是IT技术支持，而是真正在制造业的痛点上解决问题。你要了解制造业复杂的场景，还要了解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难点，在上面提供切实的方案。　　究竟什么企业，才能真正为有转型需求的实体经济企业去赋能？这里我要提到双实企业。什么是双实企业？第一个“实”，是企业本身起家耕耘于实体经济，也是智能化转型的先行者；第二个“实”，是企业有能力为其他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　　双实企业可以在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智能化转型经验，可以把自身积累的创新技术成果、对制造业场景的理解、转型的经验与能力，打造成通用解决方案，结合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具体需要来解决问题。拥有双实特质的企业并不多，弥足珍贵。

金融界20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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