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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为什么中国新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引发极大关注？

瘟疫，但森林砍伐、城市化、集约化农业和气候变化等现代挑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动新的传染性威胁的出现。关于HKU5-CoV-2病毒研究人员从来自广东和广西的伏翼类蝙蝠（东亚伏翼、侏伏翼、灰伏翼）中发现了独特的HKU5-CoV-2，其能够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且结合机制与其他已知的利用人类ACE2的冠状病毒显著不同。分析表明，这种病毒属于一个独特的冠状病毒谱系，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病毒同属一个谱系，与引起COVID-19的大流行病毒SARS-CoV-2相距较远。值得注意的是，HKU5-CoV-2病毒能够通过结合ACE2受体进入人类细胞——这一机制与SARS-CoV-2相同，后者通过此途径感染细胞、复制并传播。实验室实验表明，HKU5-CoV-2可能还能够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凸显其跨物种传播的潜力。这项研究由以蝙蝠病毒研究著称的病毒学家石正丽领导，她所在的实验室曾因其在SARS-CoV-2出现中的角色而面临过一些指责。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有多大？目前尚不明确。尽管HKU5-CoV-2能够感染人类细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高效传播，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已经感染了人类。研究人员仍需确定这种病毒在自然界的传播范围——包括是否存在通过野生或家养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途径。尽管HKU5-CoV-2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但也有可能其他更危险的病毒才是真正的威胁。蝙蝠是许多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并且是MERS、SARS-CoV-1（2002-2004年SARS疫情的致病病毒）以及SARS-CoV-2的宿主。实际上，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东南亚每年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动物冠状病毒的感染，其中大多数病例因症状轻微或无症状而未被识别。持续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HKU5-CoV-2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是否可能看到更多的大流行？答案是肯定的。现代航空旅行和国际贸易的增加使得新疾病传播的全球性风险大大提升。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乘客航班次数翻了一番，2019年预计达到45亿次，虽然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旅行和旅游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像SARS-CoV-2和流感这样的病原体，它们能够通过空气传播，而这些病原体通常是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虽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自然传播的结果，来自野生动物的SARS-CoV-2溢出，但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仍未被排除，尤其是随着处理传染病原的设施数量的增加，意外释放的风险也在增加。科学家们还担心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被滥用来设计危险的病毒。新疾病是如何产生的？过去四十年里，科学家发现每年超过三种新型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导致人类疾病。约75%的这些疾病来源于动物——这种现象被称为“人畜共患病”（zoonosis）。例如，水鸟是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它们能够携带病毒而不生病，从而维持一个不断传染的病毒源。类似地，蝙蝠是埃博拉、亨德拉和尼帕病毒等病毒的宿主。蝙蝠密集的栖息地促进了病毒的交换，并且它们通过血液、唾液、尿液和粪便传播这些病原体。人类侵占自然栖息地进一步增加了这些病毒从动物跳跃到人类的机会。是什么推动了人畜共患病的出现？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多种因素，增加了所谓的溢出事件——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的风险：自然生态系统的侵占。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人类快速占领了荒野地区，自1990年以来，未经人类干扰的土地面积减少超过300万平方公里（116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四个德克萨斯州的大小。新建的定居点和活动，如伐木和采矿，将人类置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野生动物消费。野生动物贸易逐渐增多，尤其是作为食物。某些活体动物市场中，家养和野生动物被困在狭小的空间，且屠宰条件极为不卫生。中国的活体动物市场与SARS-CoV-1和SARS-CoV-2的出现相关。城市化。如今约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34%。扩张中的都市区为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新家，包括老鼠、猴子、鸟类和狐狸——这些动物能够利用人类丢弃的食物生存。集约化畜牧业。野生动物体内的病原体有时会通过家畜传播给人类。像人类一样，密集饲养的牛、猪或鸡群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用于促进动物生长的抗生素也可能促进耐药病原体的产生。气候变化。温度上升导致传播疾病的蚊子、蜱虫和咬虫的栖息范围扩大。这些物种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存活，增加了莱姆病、乙型肝炎、登革热和西尼罗病毒等疾病的传播。可以做什么来预防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激发了许多创新工具的开发，用于监测和预防传染病，如快速家庭检测、废水监测和mRNA疫苗。它还提高了人们对集约化养殖和食用野生动物（如水貂、果子狸和浣熊犬）所带来的风险的警觉，这些动物可以孵化如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等病原体。额外的预防措施包括加强野生动物贸易法规、强化全球预警系统，并采用“一个健康”（One Health）方法，整合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以减少未来的风险。

超启02-25 10:45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欣旺达收盘下跌1.20%，滚动市盈率30.58倍，总市值454.07亿元

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等奖；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已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全球电池联盟（GBA）、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ISSB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先学伙伴、ChinaESGAlliance等7大国内外组织。最新一期业绩显示，2024年三季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2.79亿元，同比11.54%；净利润12.12亿元，同比50.84%，销售毛利率16.02%。序号股票简称 PE(TTM) PE(静) 市净率总市值(元) 48 欣旺达 30.58 42.19 1.93 454.07亿行业平均 29.86 42.95 4.03 284.66亿行业中值 38.40 39.24 2.27 71.96亿 1 信宇人 -226.13 36.28 2.56 21.17亿 2 金银河 -134.70 35.66 2.04 33.42亿 3 派能科技 -107.23 21.17 1.19 109.18亿 4 德新科技 -100.20 30.92 2.62 33.25亿 5 中一科技 -98.49 74.87 1.12 39.76亿 6 南都电源 -96.89 471.78 3.12 169.73亿 7 鹏辉能源 -92.99 369.02 2.94 159.06亿 8 维科技术 -76.30 -26.52 1.77 31.90亿 9 德福科技 -67.30 74.04 2.44 98.20亿 10 嘉元科技 -51.96 426.68 1.19 81.20亿 11 万里股份 -38.16 -55.71 2.20 14.03亿

金融界02-24 17:30

特朗普政策带来不确定性美联储看清形势前不会妄动

会议的纪要，文件中十几次提到了不确定的气候。会议纪要特别提到了“贸易、移民、财政和监管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范围、时机和潜在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居高不下”。不确定性因素以两种方式影响美联储的决策：1、对一直相对稳定的就业形势的影响；2、对通胀的影响。通胀一直在缓解，但随着消费者和企业领导人对关税可能对价格产生的影响感到恐慌，通胀可能会再次上升。未达到通胀目标美联储将通胀目标定在2%水平，这一目标四年来一直难以实现。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塞勒姆周四对记者表示：“目前，我认为通胀保持在目标水平上方的风险偏向上行。我的基本设想是，在货币政策保持适度限制的情况下，通胀继续向2%靠拢，而这需要时间。我认为通胀仍有可能保持在高位，经济活动可能放缓．．．．这是一种替代情况，但我对此很关注。” 穆塞勒姆的观点是，政策保持在“适度限制”，他认为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在4.25%-4.5%之间。博斯蒂克没有明确表示有必要维持利率不变，但他强调“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并指出“可能会出现对价格稳定的额外威胁”。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被认为是在通胀问题上立场最不强硬的FOMC成员之一，他对关税的评估更为慎重，并没有在他认为利率应该走向的个别场合发表评论。古尔斯比表示：“如果你只考虑关税，这取决于它们将适用于多少个国家，以及它们的规模有多大，看起来越像一场疫情规模的冲击，你就应该越紧张。” 未来有许多风险不过，更广泛地来看，1月份的会议纪要表明，美联储高度认识潜在的冲击，对进一步的利率举措试水不感兴趣。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委员会成员希望“在进一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之前，在通胀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需要担心的不仅仅是关税和通胀。会议纪要将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描述为“显著的”，尤其是在杠杆和银行持有的长期债务水平方面。著名经济学家Mark Zandi在Peter G． Peterson基金会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他担心46.2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市场面临的危险。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Zandi表示：“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是我们看到债券市场出现重大抛售，我感觉债券市场非常脆弱，一级交易商跟不上未偿债务的规模。” 他补充说：“有这么多事情叠加在一起，我认为在未来12个月的某个时候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我们会看到债券市场出现大规模抛售。” 他说，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可能会降息0.5%。 Zandi表示，考虑到关税和其他悬在美联储头上的无形资产，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说道：“在你对通胀回到目标水平有更好的感觉之前，我不认为美联储会降息。进入2025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感觉它表现很好，应该能经受住很多暴风雨。但感觉有很多暴风雨要来了。”

金融界02-24 11:59

深度解析沃伦·巴菲特2024年股东信：价值投资与美国奇迹的延续

显示出卓越的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他提到气候变化导致损失增加，但强调伯克希尔无需依赖再保险公司，能独立承受极端风险，这增强了其竞争优势。阿吉特·贾恩的领导被认为是成功关键，体现了伯克希尔在保险领域的专业性和谨慎性。保险数据 20年前 2024年浮存金 460亿美元 1710亿美元税后承保利润（20年累计） - 320亿美元伯克希尔增加对日本的投资原文要点：伯克希尔增持五家日本商社（伊藤忠等），成本138亿美元，市值235亿美元，计划长期持有并支持其董事会。深度分析：日本投资是伯克希尔少有的海外布局亮点。六年累计投资五家商社，总成本138亿美元，市值增至235亿美元，收益率约70%，显示出巴菲特对低估资产的精准把握。他赞赏这些公司的资本配置和管理风格，视其为与伯克希尔相似的长期主义者。通过日元借款实现货币中性，2024年因汇率波动带来8.5亿美元收益，凸显财务策略的巧妙。承诺持股比例上限10%并适度放宽，表明对合作的信心。这不仅是财务投资，也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开端。日本投资数据总成本 138亿美元市值（年底） 235亿美元 2025年预计股息 8.12亿美元日元债务利息成本 1.35亿美元年度奥马哈大会原文要点：2025年5月3日大会提前至上午8点，不放映电影，推出新书《伯克希尔哈撒韦60年》。深度分析：根据www.TodayUSStock.com报道，股东大会是巴菲特与投资者沟通的重要舞台。今年提前开会并取消电影，改为推出纪念书，反映了对内容传递形式的调整。新书由Carrie Sova编写，包含查理·芒格的故事，延续了对芒格遗产的致敬。巴菲特通过签名书筹款并匹配捐款，展现社会责任感。个人轶事（如与妹妹Bertie的对话）增添了亲和力，91岁的他仍保持幽默和活力，暗示健康状况良好，这对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4 00:10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他们希望让德国“重新变得安全”，结束“气候疯狂”和依赖太阳能、风能的政策，认为德国天气阴暗、多风不定，不适合这种能源方式；他们还希望将社会福利留给德国人，而不是被外国人“瓜分”。此外，他们也学会了像万斯一样，对德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状况表达愤慨，并主张用“直接民主”取代通过主流政党运作的民主，以打破AfD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现状。有时，这些担忧会与德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及其官僚体系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在集会上，一名演讲者将德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繁琐文书要求，与对庇护申请者的宽松待遇进行了对比。他说，本国公民只要填错一个选项，就可能被拒绝享受政府服务，而庇护申请者却可以在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出现，政府会提供专人帮他们填写表格，并给予各种便利。如果德国必须是“文书地狱”，那么新移民也应当承受同样的折磨。伊希施泰特的氛围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任何犯罪。然而，附近城市的社会混乱却深深印刻在集会演讲者和与会者的脑海中。这种印象似乎激发了他们对于如何“集中并遣返移民”的设想。哈泽洛夫承诺，在AfD领导下，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的机场——一个在过去20年里客流量持续下降的机场。将通过在周边工业区建设“遣返监狱”得到复兴，“在AfD统治下的图林根州，每天都会有几架飞机起飞，将移民送回他们的家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为整个德国树立榜样，使图林根州成为‘社会移民’不愿到来的地方。” 伊希施泰特的集会结束后，人们纷纷起身准备回家。一些人已经走到门口，这时台上的某人提议，他们应该用几句德国国歌结束这场集会。所有人都站起来，庄重地唱着。德国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直沿用同一首国歌，并且多年前已经去掉了带有纳粹色彩的歌词，比如“德国，高于一切”。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关于“伟大的德国祖国”和“文化”的讨论后，又怎么能不听到那些被删去的歌词在远处回响呢？这种联想对在场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确实希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ESG评级结果分析：2025年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行业上市公司ESG评级结果分析

金融界02-23 00:19

PepsiCo调整DEI计划取消少数族裔目标，Coca-Cola坚持多元化承诺，企业文化面临重要考验

坚守DEI承诺：目标保持多元文化政治气候对DEI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背景下的政策调整企业和公众反应：PepsiCo的调整引发不同声音相关大事件名词解释 PepsiCo宣布调整DEI计划：取消少数族裔目标设定根据www.TodayUSStock.com报道，PepsiCo确认，作为其新一轮调整的一部分，公司将不再设定少数族裔在管理层和供应商中的比例目标。PepsiCo首席执行官Ramon Laguarta在致员工的备忘录中指出，公司将调整其赞助策略，支持促进商业增长的活动和群体。尽管公司减少了在DEI方面的具体目标，Laguarta强调，包容性仍然是PepsiCo的核心价值之一。他表示，公司将继续关注员工的参与度、领导力发展以及确保公司文化的包容性。 Coca-Cola坚守DEI承诺：目标保持多元文化与PepsiCo不同，Coca-Cola继续支持其多样性、平等和包容计划，并在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吸引反映广泛顾客群体的员工对公司至关重要。Coca-Cola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50%女性高层领导的目标，并且希望在美国各级公司中确保种族和民族的代表性与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相符。 Coca-Cola警告称，如果无法维持促进创新、协作和包容的企业文化，可能会破坏公司运营并对未来成功造成不利影响。政治气候对DEI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背景下的政策调整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公司和学校纷纷重新评估此前实施的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政策。这一波政策调整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密切相关，特朗普已结束联邦政府内的DEI项目，并警告学校如果不结束相关项目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 PepsiCo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重新审视并调整他们的DEI计划，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以及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企业和公众反应：PepsiCo的调整引发不同声音 PepsiCo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公众反应。保守派活动家Robby Starbuck在社交媒体上表示，PepsiCo的行动值得赞赏，并称Coca-Cola应该对继续实施“觉醒政策”感到担忧。Starbuck认为，PepsiCo的行动是对当前社会变革趋势的积极响应，而Coca-Cola可能因坚持其DEI政策而面临风险。然而，也有反对者认为，减少DEI目标可能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相关大事件 2024年1月：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DEI政策，结束联邦政府内的相关项目。 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广泛影响了DEI政策。 2024年：PepsiCo宣布将结束其部分DEI计划，调整管理目标。名词解释 DEI（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旨在促进社会各群体平等机会和权利的政策和文化倡议，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和LGBTQ+群体。包容性文化：一种文化理念，强调每个成员的平等参与，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尊重和支持的环境。特朗普政府：指由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许多方面引发争议，包括对社会公平、移民和DEI计划的立场。编辑观点 PepsiCo的DEI政策调整显示出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许多公司可能会面临政策变动的压力。虽然PepsiCo表示包容性仍然是其核心价值之一，但放弃具体的多样性目标可能会影响外界对其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此同时，Coca-Cola坚持其多元化和包容性目标，显示出两家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不同战略方向。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3 00:11

观点：德国陷入大麻烦，却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动一场新的工业复兴。朔尔茨表示，得益于气候保护，德国经济将迎来“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似的增长率”。这一说法并非偶然。朔尔茨和梅尔茨都频繁提及战后“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暗示德国或许能再次迎来繁荣。但他们心里清楚，那个所有人共同受益的25年经济繁荣期，只是历史上的特例。然而，为了安抚选民，他们仍在维持幻想，让人们相信不必经历痛苦就能实现增长。事实上，那段辉煌时期早已结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前的一些挑战就已经初现端倪。缺乏对未来技术的投资、高端人才流失至美国，以及对汽车、化工、机械等少数出口行业的过度依赖——这些问题一直存在。而钢铁和煤炭这类曾经的经济支柱，早在那时便开始衰落。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无论是社民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政府，都有充足资源投入长期增长战略。然而，他们的投资始终不够彻底。为了减缓去工业化的冲击，他们选择补贴老旧行业，挽救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维持蓝领工人的就业，并为被淘汰的劳动力提供丰厚福利。因此，与一些同行国家不同，德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如今，人们真正担心的是，汽车和机械等过去几十年支撑德国经济的行业，是否会重蹈钢铁和煤炭的覆辙。当然，德国仍有可能逆转颓势。工业巨头可以加倍努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低碳技术。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裁员，并关闭或迁移那些已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对于德国经济而言，重返增长轨道并非不可能，但绝不会轻而易举。这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然而，选举后最可能的结果并不是变革，而是基督教民主党与社民党再次组成联合政府——这两个传统执政党。梅尔茨已表示，他愿意放松债务刹车，以增加国防开支。而社民党作为小党派伙伴，也必须做出让步。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既包括企业减税，又加强政府支出的折衷政策。这种经济政策的效果，可能和朔尔茨那句含糊不清的竞选口号“给你更多，让德国更好”一样无力。去年10月，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出版了一本广受关注的书《失落》。书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长期建立在“未来会变得更好”的信念之上，因此难以接受根本性、不可逆转的衰退。他认为，未来或许仍有可能回归增长，但同样可能的是，一些社会将不得不学会接受衰退，并尽力管理这种局面。为了鼓励读者，他引用了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名句：“失去的艺术并不难掌握。” 也许，这正是德国人需要学习的艺术。而谁知道呢？或许即便没有增长，人们依然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只要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但问题是，如何用冷硬的经济语言表达出诗歌的精神？政治人物首先必须诚实地告诉选民，“给你更多，让德国更好”这条路已经走不通。如果迟迟不变革，那最终只能是“给你更少，让德国更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1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

道马斯克是如何演变的：他如何从一个关注气候变化、想去火星的奥巴马时代传统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右翼阴谋论传播者，一个积极为德国极右助选，并瓦解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什么导致了马斯克这种转变？他对政府有相当大的控制权，那他会为政府带来哪些实际改变？为讨论这些问题，我邀请来了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卡拉是当今最优秀的科技记者之一，她多年关注马斯克等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科技首席执行官。 —— 埃兹拉·克莱因本文根据《纽约时报》播客《The Ezra Klein Show》2025年2月7日播出内容的文字记录编译，译者有所删节。在这期节目中，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与著名记者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讨论了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染指联邦政府的目的，以及究竟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极端。卡拉·斯威舍是美国著名的科技记者、专栏作家和播客主持人，她长期报道苹果、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头，擅长揭示行业内幕和高管动态，常在采访中向科技公司高管提出尖锐问题，直接、犀利、不留情面，被称为“硅谷无所畏惧的批评者”。本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7/opinion/ezra-klein-podcast-kara-swisher.html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他为何变得如此极端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Ezra Klein，Kara Swisher 译：Brandi 编：溪边愚人，新约客埃兹拉·克莱因[下简称为埃兹拉]：卡拉·斯威舍，欢迎回到节目。你会如何描述马斯克在川普第二任期最初几周在联邦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卡拉·斯威舍[下简称为卡拉]：我比《纽约时报》措辞强烈。《时报》是这样：这个人好有趣，是不是？而我认为他在演一场独角大戏，是个拆房用的大铁球，真的。川普利用了他这一点。可以用很多比喻形容他。可以说他是垃圾场狗[注]，总是冲在最前面，进行破坏。 [注] 英文为junkyard dog。字面意思是看守废料场或垃圾场的凶猛的狗，引申为举止特别凶恶好斗的动物或人。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公司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他每次都做同套动作。现在他把那些动作放大，用到联邦政府上。戏精马斯克埃兹拉：请讲讲都是哪些动作，他的剧本是什么？卡拉：多年来，他身上的戏剧层出不穷，那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可以用动人的方式做戏精表演。他一度担忧特斯拉的命运，甚至在特斯拉公司睡地板。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好像都哭了。在我们的一个聊天中——这是镜头外的部分——他说：如果特斯拉撑不下去，人类就完了。我觉得有点夸张。心想：哇，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以为自己是宇宙中心。他总是戏精上身。电子游戏对他的影响很大。有人形容他是头号玩家，别人都是NPC——非玩家。他一定要当英雄，或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有时确实如此，有时则是他策划的——他实际上并非创始人，但扮演创始人角色，或篡改历史，或利用公关将自己塑造成创始人。他非常懂“英雄之旅”这类东西，而且，事情的利害关系必须极其重大，——“如果失败，我们就完了”。他爱夸大问题。多数公司都有问题，但他会说：这里的一切都是灾难，而我是来拯救的。要么说：一切都糟透了，之前的所有人都是罪犯、邪恶的，或者，“恋童癖”——这是他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在一条推文中，他称推特前信任与安全负责人约埃尔·罗斯(Yoel Roth)为“恶魔”。他还说我“充满了狂怒的仇恨”——这实在是太夸张、太荒谬了。我并没有满腔仇恨。埃兹拉：这很川普。卡拉：是的，就是那样。不过我认为他是认真的。川普有时只是为了做样子——像真人秀。 “在上层社会，违法是合法的。” 埃兹拉：马斯克在联邦政府中做的一件事是找到信息和资金的关卡：财政部支付系统、人事管理局，马斯克在那种地方安插他的亲信。他们以这种手段，在联邦政府中安插了很多人。马斯克讲述的宏大叙事下，他接管时都让手下的人做什么？行动理论是什么？卡拉：他身边的人只是执行者。硅谷的人都那样，有很多爪牙。他们都仰仗他，通常比较年轻。他们会为他讲的笑话大笑。一次他在Code Conference接受采访时，讲了个很蹩脚的笑话，身边几个听众哈哈大笑。我当时想：这一点也不好笑。他们看着我，好像我长了三个脑袋。他们做了什么——找出关卡并不难。他们以违反常规的方式进入——未必违法——尽管我怀疑可能违反了多项法律。但他们不在乎是否违法。他们强势进入，命令：给我看代码；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我们有法律，有联邦法警。看他们拿我们怎么办。马斯克经常做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等别人起诉，或等别人阻止。没人阻止得了他。这也很川普：没人挡得住。我们遵守社会规则，而他们直接无视规则。埃兹拉：我想重点谈谈这种违反规则的行为。马斯克和川普以不同方式理解的是，在上层社会，违法或违规是合法的。一般不会有事，虽然会有人告你。但起诉需要法律依据，并通过法院处理，过程非常慢。因此，遵守法律和规则只是常规。如果不遵守法律和规则，行动速度会比法院审理的速度快。他们可以解雇所有人——鉴于对公务员的保护，许多可能属于非法解雇。但那又怎样？他们会在半年或四年的时间里提起诉讼，也许会得到一些补偿。公司经常对组织工会的人采取这种做法。但许多对行政部门的限制实际上并没有作用。因为等法律跟上来的时候，你已经实现了你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是个很聪明的见解。卡拉：是的。如果被抓住，他愿意付钱。他愿意在法律上抗诉。很多人都想：我不想和这个人斗，他的钱无限多。记者必须三思而行。媒体公司的和解就是这样：在哈里斯(Kamala Harris)事件中，CBS没做错任何事，但他们还是付钱和解；Meta明显对川普没做错任何事，但还是付钱。要么为息事宁人而妥协，要么因精疲力竭而妥协。他可以耗垮任何人。如果搞砸了，如果不付账，多半可以逃脱，因为不会都被抓住。他在经商方面是：让90枚火箭爆炸，因为第91枚会成功。他对所有事情都抱这种态度。埃兹拉：公平地说，他造出了些不错的火箭。卡拉：确实。但还有谁可以这么做？NASA不能让火箭爆炸，因为如果他们一枚火箭爆炸，就完了。火箭爆炸后还能继续做，是个真正的优势。埃兹拉：这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他的各种策略和战略，都是为了什么？他曾试图造出以某种方式工作的火箭，他成功了。坦率地说，我认为世界因他的努力而变得更好。特斯拉经历了很多失败，但确实造出了更好的电动车，并推动了电动车转型。但他现在想要什么？他如今在政府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想要实现什么愿景？卡拉：不是钱。我不愿这么说，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钱并不那么重要。当然，有些人确实很喜欢钱，但更重要的是钱带来的权力及决定权。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有好点子，我想付诸实践。现在则是：我对每个话题都有想法，因此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一种君王式的处事态度：去他的国会，去他的法庭。根本上说，应该有个国王——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首席执行官。某种程度上，他对生命有限有奇怪的想法。他想成为传奇。回到电子游戏上，我认为他想要游戏里的荣耀，他脑子里有那些画面。不是给他找借口，而是试图解释——他把自己看作征途上的英雄。顺便说一句，他不是英雄。他不是成年人埃兹拉：我同意他想为实现他的想法争取权力，但我不懂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激进。马斯克的理念似乎发生了变化。与他共同创立PayPal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注]一直非常右倾。可以看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写的东西。但马斯克曾是标准的奥巴马时代自由主义者。他的一系列公司试图解决的是奥巴马时代自由主义者重视的问题。这些公司靠奥巴马的政策存活下来——从政府合同到电动车补贴、到贷款担保。特斯拉靠奥巴马的贷款担保才得以生存。虽然马斯克2017年加入了川普的顾问委员会，但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他退出了委员会。所以，这个人经营公私合作关系，一直与政府合作，致力于气候变化等问题。然而短短几年内，他变得非常右倾。 [注]彼得彼得·蒂尔是 PayPal 联合创始人、Facebook 早期投资者、Palantir 创办者，同时是美国右翼的重要思想领袖和金主。他支持特朗普，资助J.D. 万斯等保守派政客，推动自由市场、反身份政治和科技行业去监管化。他的《从 0 到 1》影响深远，强调垄断才是成功之道。作为硅谷与右翼政界的桥梁，他既塑造了现代科技格局，也深刻影响美国保守派的政策和话语体系。卡拉：你说得对。奥巴马执政期间，他是支持奥巴马的。他刚加入川普时，也会这样给我发短信：他们在反同性恋，我要去阻止；我要改变川普的想法，只有我能做到。他那时不反川，但肯定也不是亲川普的。虽然他很认同川普的大盗思维。新冠期间，他发生了变化。他以前不那么离经叛道。我的意思是，他狂妄自大，是典型的搞技术的，但做的事情很有趣。而疫情期间，我注意到他发生了转变，变得明显沮丧，明显更戏精了。如果你认为你的公司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而加州却因疫情让公司停业，你就会陷入那种情绪。他变得不可理喻。在我对他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有几千人——我不记得准确数字——会死于新冠，说他读过所有研究报告，所以他知道，而我不知道。他从来不喜欢工会、政府或法规，他那种人从来不喜欢。疫情期间，这种想法更加固化。我认为，他跨性别女儿的问题也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注意到，许多有跨性别孩子的科技人士，突然变得——基本就像失去了理智。《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服用氯胺酮[注]等药物。我认为那也改变了他，虽然他们都磕药—— [注]氯胺酮是一种分离性麻醉药物，在美国属于第三类受管制药物，具有精神活性，会被滥用作毒品。埃兹拉：我知道很多人用氯胺酮，但他们没在政治上变得如此右倾。卡拉：还有熬夜。他作息奇怪，凌晨三点还不睡。他有强迫症。我们也许都有些，但他更严重。当年拜登没邀请他参加电动汽车峰会，并对他冷淡。他很生气，非常生气那种。我们聊了很多，他也给我发短信。那次峰会是拜登办的，因为工会问题不能邀请马斯克。马斯克非常反工会，所以没被邀请。他很生气，非常往心里去的生气，遭受了创伤一般。我都给拜登手下的史蒂夫·里奇蒂打电话了。我说：“天哪，你犯了个错误。你应该去抱抱那个人。他真的生气了。” 史蒂夫说：“哦，是工会的原因。他应该理解。他是个成年人了。” 我心想，不，他不是成年人。埃兹拉：拜登的人很注重人际关系，但他们竟然没意识到，这种冷落对一个如此自负的人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他们在擅长的东西上，却犯了政治错误。卡拉：马斯克对遭轻蔑的反应很奇怪。那次对他打击很大。拜登的人刺激他了。我觉得，他应该因特斯拉得到赞誉，为什么不给他呢？尽管有工会的事，但我还是不明白。成瘾与疯狂埃兹拉：你没提到一个因素，那就是推特。《华尔街日报》几年前发表一篇文章，逐年追踪他的推文数量。2012年到2014年，他的推文数量激增。到了2018年，他开始完全发力。他使用推特的方式也有很大变化。他显然受到Twitter上一些激进右翼亚文化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他没成为一般的共和党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没成为一般的MAGA共和党人。他没成为班农(Steve Bannon)那类人。他陷入了Twitter匿名者的世界。卡拉：好吧，先从玩笑说起。他喜欢阴暗的memes。埃兹拉：你比我了解他，但我有几次接触到他——那是几年前，在他成为现在的他之前——我会告诉人们：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15岁男孩。卡拉：这个说法很好。埃兹拉：他沉迷于memes。而memes是那个平台上通往黑暗右翼的入口。卡拉：是的，我有亲身经历，因为我儿子就喜欢阴暗的memes。他常给我发那种东西，你很快会陷进去。我想这就是Twitter吸引他的原因。然后它发展到一个更黑暗的地方。显然，他是个容易上瘾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硬核”是他最喜欢的词之一。他喜欢上瘾的东西。所以，他的推特使用方式很疯狂。他是个疯狂的人。再次强调，这不是借口，而是试图解释。他是个狂躁的人——而且很叛逆。他总转发一些低俗的memes，他喜欢那个世界。Babylon Bee，一个右翼基督教幽默账号，因跨性别问题被推特关闭(他们给一位跨性别拜登官员颁发了年度人物奖)。那个幽默很愚蠢，也很低俗，但为什么要关闭呢？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他们把它关闭了，这让他很生气。埃兹拉：一个事实是，就他这个阶层的人而言，他很擅长社交媒体。他像年轻人一样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卡拉：我不认为他擅长社交媒体，我家孩子看了他的，总是做痛苦鬼脸。埃兹拉：好吧。但社交媒体也有官样声音——扎克伯格在成为马斯克的网络模仿者之前，就是那种声音，或奥巴马/比尔·盖茨那种。马斯克的声音不同。他经常回复粉丝的小账号。他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力量。他喜欢被关注。他也会利用这种关注力来推动memes币价格上涨。他懂得如何将关注力转化为财富——这是别人不具备的。是什么让他与那些外表与他相似的人区分开来，让他具有适合做这件事的气质？卡拉：他的狂躁性格，对吗？一种狂躁的成瘾特质。而且他有幽默感，虽然那种幽默不是我的茶，但可能相当迷人。他参加“周六夜现场”时说： [存档的马斯克音频]我知道我有时会说或发布奇怪的东西，但这就是我的大脑运作方式。对于被我冒犯的任何人，我只想说，我重塑了电动车，并将用火箭飞船把人送上火星。你以为我会是个冷静、正常的家伙吗？他笨拙得可爱吧。埃兹拉：你认识的那么多科技记者，他们真的对此惊讶—— 卡拉：的确，我常听人说：你造就了他——难道你不知道—— 好吧，我那时不知道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孩子们的。埃兹拉：也不是你造就了他。特斯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汽车本身质量过硬。卡拉：我是把他作为汽车制造商来报道的。回到他擅长的地方：就像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川普，他们都擅长塑造自己的网上形象。而且感觉真实，感觉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人们喜欢名人对他们做出反应，那会引起轰动。所以你会得到很多崇拜者：哦上帝，马斯克回复我了！他也从中获得满足感。他最初将幽默与对有趣事物的见解相结合，但很快涉及他完全不懂的东西。他自以为是，喜欢对不懂的东西信口开河。埃兹拉：我记得几年前在“代码”大会上，马斯克也在台上。你们谈到了他是如何相信模拟假说的，这个假说认为，任何足够先进的文明都会开始对世界进行模拟。模拟世界的数量会多于基础现实(Base Reality)的数量。因此，根据简单的算术，我们更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而不是真实世界。马斯克说他认同这个观点，并认为我们生活在基础现实的可能性非常低。卡拉：他对此很着迷—— 埃兹拉：这正是我想说的。我认为他的思维总是被不寻常的想法所吸引。大多数人相信的东西可能都是错的——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他已多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都是以重磅和影响深远的方式证明的。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会改变人们的心理。他不仅对不寻常的想法感兴趣，而且，根据我在Twitter上对他的观察，他越来越阴谋论。我很好奇你如何理解他这一面。卡拉：《纽约时报》记者鲁斯(Kevin Roose)对此做了很好的报道。你进入那个无底洞，就发现：每个人都受社交媒体的影响。技术人士的思维是这样：这是可能做到的；我们可以登月。要做难度大的事情，必须具备这种特质，必须从这种个性开始。因此，对每件事都质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性格。但问题是，在乌克兰、疫苗等话题上，他们也质疑一切。他对模拟等想法很感兴趣。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火星上生活？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社交媒体上——正如鲁斯指出的那样——通常很快会陷入阴谋论的怪圈。埃兹拉：而他陷入了一种特殊的阴谋论。有个人发推，称犹太人“在推动一种辩证的仇恨：仇恨白人，却希望人们停止将仇恨针对他们。”马斯克回复道：“你说出了真相。” 卡拉：2024年7月，他出来支持川普的前夜，指责民主党“尽可能多地引入非法选民”。埃兹拉：跟许多表面上持类似政治立场的人相比，他有些不同。我认为他真的相信大取代理论[注]。卡拉：是的。硅谷很多人也是。让我说一句：不光他一个人是这样，很多人都被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 [注]那种东西吸引——仔细想想，那几乎是一种宗教。 [注] Curtis Yarvin，美国博主，创立了一个名为“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的反平等，反民主制度的运动。 [注]“大取代”(Grand Remplacement)是一种阴谋论，认为西方国家的本土人口正被大量移民，特别是非白人移民，逐步替代。最早由法国作家雷诺·卡米尤(Renaud Camus)提出。尽管缺乏科学依据，这一理论常被极右翼群体利用，宣扬种族焦虑和反移民情绪，煽动仇恨犯罪，因而受到广泛批评。“大取代”理论属于范围更广、历史更久远的“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的一部分。“白人种族灭绝论”由美国新纳粹主义者大卫·莱恩在其1995年著作《白人种族灭绝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中提出，声称西方世界国家的政府打算将白人变成“灭绝物种”。有个解释是——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儿时没得到足够爱的可怜小男孩，在寻找人生意义，寻找爱。这不是为他找借口，因为他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人，他应该接受治疗。但是，提供简单答案——“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那些右翼阴谋论确实搔到一些人的痒处。这是一种宗教。是他们对世界的解读。埃兹拉：也是一种政治。马斯克是南非人。彼得·蒂尔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南非度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也是南非人。我不知道这种解释该占多大分量，但似乎有道理，也很有趣。蒂尔、马斯克和萨克斯是硅谷里拥护川普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独特的政治经历，见证了南非白人少数群体从掌控国家到成为国家中受惊吓的少数群体。卡拉：很多这种人都有这种特质。硅谷的人也如此。这一点与硅谷的观念——高度男性化、自以为无所不知——结合起来，就会有：那些愚蠢的人为什么挡我们的道？南非，我不知道。我不知是不是那里发生的什么造就了那些人。也可以同样去说来自俄罗斯或的人，或印度移民。他们都带来那里的文化。对于南非，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注]的方式，或者怀念过去好时光的方式。 [注] Athol Fugard，南非剧作家，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和深刻戏剧而闻名，被认为是南非最伟大的剧作家。他们试图扮演男人埃兹拉：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收购，他曾试图反悔，但最终买下。接手后，他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人们谈论裁员，谈论削减浪费或降低成本。但回头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硅谷的文化角度来看，那都是首席执行官对过度授权的自由派倾向的员工队伍重新确立控制权。请谈谈他对员工文化的影响。卡拉：有趣的是，那些CEO很多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想成为大佬，但做不到，也不会去做，因为担心别人怎么说，他们只互相观察。而这个人，上来就做。在硅谷，员工是唱主角的，他们喜欢畅所欲言。谷歌开创了这种风气，规定员工每周五可以畅所欲言。结果会发生什么？埃兹拉：Facebook每周五举行会议，扎克伯格回答员工的问题。他们还开发了Slack和Teams等内部聊天软件，允许员工随便发表言论。卡拉：他们赋予员工权力。然后有位CEO，应该不是小扎，说：“现在他们开始顶嘴了。”我说：“你以为呢？” 他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引发的事情感到惊讶，我对他们的惊讶感到惊讶。他们让员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员工就说了想说的话。然后他们被那些话惹恼了。他们很难反击，因为人才在硅谷很宝贵。所以必须让每个人都做自己。这让许多CEO恼火。看到马斯克的做法，硅谷CEO们会说：他可以这么做，我不行。我得听多元、公平和包容性人士的意见——虽然我讨厌那些人。但他不必，他可以随心所欲。当马斯克这么做并裁员时，其他人也想效仿。埃兹拉：所以，2020–2024年疫情期间，在#MeToo和“黑人命也是命”兴起时，硅谷CEO阶层变得极端化。我认为这与Slack和Teams等软件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其变化维度被低估。确实能在扎克伯格的个人转变中看到这一点。马斯克最终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化身。在我看来，许多CEO被激怒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他们想夺回控制权。这和马斯克现在引入政府的理论如出一辙。他谈削减开支、减少浪费，但他真正想为川普或自己争取的，是控制权。卡拉：没错。他应该是：让我摆脱那些讨厌的人。再说一遍，这是君王做派。他们创建公司的方式就是君主式的。扎克伯格拥有绝对控制权，他不会被解雇，他永远都在。他们喜欢君王做派，但事情并不如愿。有记者烦他，有员工烦他。他对多元化必须至少表示赞同，否则会受到羞辱。在这方面，他没有马斯克的决绝。他们试图以他们眼中的阳刚方式证明自己。那就是对男人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读高中时都不被认为有男人味。这是书呆子的复仇。对于小扎，是以他的项链和T恤——我觉得看上去很傻，但没关系，他喜欢就好——或混合格斗，或水上摩托，或健身，展示肌肉。贝佐斯(Jeff Bezos)也是这样：看我的肌肉，看我的漂亮未婚妻。他们试图扮演男人的角色。这很可悲。但给了他们极大安慰。埃兹拉：对我来说，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相约在笼子里打架，是这个阶层的意识正在发生转变的关键信号。这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扎克伯格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而马斯克一直嘲笑他。他们没打成架——打的话扎克伯格会赢，但实际上马斯克赢了，因为他做的就是嘲笑扎克伯格。卡拉：他们彼此不喜欢。埃兹拉：在一个大型CEO科技会议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注]被问及约架的事，他在Substack上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打架很好，因为我们失去了希腊人的阳刚美德。 [注] Marc Andreessen，Netscape的合伙创始人，是硅谷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被视为“硅谷非官方教父”。他曾经支持奥巴马，而在近年来则倡导“技术至上主义”(Techno-Optimism)，因其反身份政治、去监管化立场以及对 AI、区块链的推崇在右翼和保守派科技圈影响很大。右翼知识分子亚文化里，那些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女性化，而男性美德——侵略、战斗、冲突、大胆、冒险、果断决策——已被削弱。于是需要纠正。现代性正在偏离轨道，因为我们变得女性化，变得软弱。这类风险资本家和科技创始人想指引我们回归正轨。卡拉：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女性。所以并不奇怪。埃兹拉：有趣的是，他们还要给这套说法披上一层理性化的外衣。卡拉：千真万确——他们当中没有女性。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Facebook管理层中的男性和(没有的)女性》，小扎因此很不快。我心想：我只贴了你们管理层的照片而已。是你雇的他们。他们非常执着于男人是什么，及如何表现。有趣的是——尤其是马克·安德森：如果他能慢跑10英尺，我都会感到惊讶。还谈什么男子气——饶了我吧。扎克伯格这样说时，我想：我可以五秒内把他打翻在地。现在他要挑战我打架。随他的便。这是个关于男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但他们却认定是什么的概念。马斯克不常扮演那种角色，除了他开始戴牛仔帽，及他正在做的那些荒谬之举。那些人常那样做，马斯克没有。但现在他们从他的侵略性中汲取了灵感。这很有趣。埃兹拉：他们约架时，扎克伯格似乎把自己定位为马斯克抗击者。他有Threads，马斯克有X。扎克伯格模仿马斯克，他在Threads上的参与方式就是马斯克在Twitter上的参与方式。卡拉：是的，扎克伯格是个二号。[笑] 他真是个二号。我喜欢这么说。埃兹拉：马斯克极大地重塑了文化，至少发出一个信号，让许多尚未准备好说出自己感受的人有所行动。他引领科技领袖倒向川普，现在又展示如何将其转化为政治力量。彼得·蒂尔——是祸是福——很早就支持川普，但他没试图自己掌权。蒂尔押下注，观察押注的回报。但马斯克在展示：掌权的可以是你。你不仅可以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还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成为影子总统。卡拉：扎克伯格躲开关注。他喜欢赞誉，但不喜欢伴随赞誉而来的那些破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够狠。马斯克确实有胆量。他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做这件事。谁攻击我，谁就会被我当早餐吃掉。有本事来打啊。埃兹拉：川普也是这样，他们性情相投。要做到如此厚颜无耻，需要极不寻常的个性。如果想真正挥舞权力，就必须甘愿被人讨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被讨厌。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愿意。而他俩做出了选择。在我看来，这种不受约束是他们结盟的核心。卡拉：不过，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在乎的。川普最想要的就是《纽约时报》喜欢他。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埃兹拉：我不再相信。也许他曾经那么想过。但我不再信了。卡拉：我认为他们都在意别人看法，几乎太在意了。很多方面上助长了他们的愤怒。他们内心深处有个小角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这让他们越来越胆大妄为。那是他们核心动力。埃兹拉：那可能是他们的动力。但我认为，到了某个阶段，失去信念，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往往摒弃正常的多元主义，即我们是共同体。这时，全面战争就爆发了。川普，还有马斯克(后者更理智些)，将此视为一场必须赢得控制权的全面战争。他在罗根(Rogan)的节目中说，如果川普这次不赢，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马斯克投身于这场人类文明之战。他显然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大取代理论。他试图帮助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当选；他试图让英国工党下台。很长时间里，马斯克相信人类最终需要成为星际物种，和这相比，别的立场都是过时的。卡拉：看看他生的那些孩子。他通过生很多孩子来展现自我，但很少陪伴，只对一个孩子例外。他只管生，不养育。埃兹拉：那么，现在是什么目标在激励他呢？你真的认为是星际旅行吗？还是他认为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而一旦失去文化，一切都将失去？卡拉：我认为确实源于人类需要离开这个星球。打我认识他以来，这就是他不变的观点——文明注定要灭亡，因此我们需要离开地球。他们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人类最优秀的代表，即白人是优等人类。他常说的话会流露这一点。我忘了他怎么说的，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南非人来美国。我从未听到他表达任何我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言论——我听其他CEO表达过。他的种族歧视是另一种形式，更多涉及社会工程学，认为优秀的人才正在被取代。我认为他确实相信那种说法。当然，那也是种族歧视。埃兹拉：综你所述，渴望成为星际旅行者，仍是马斯克的动力。他只是认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及觉醒思维的病毒正在侵蚀文明和天才。卡拉：我们去往他乡的进程受到阻碍，是因为次等人在掌权——他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一次，他在推特上谈剖腹产，说：剖腹产对大脑更好，因为不用通过阴道的话，大脑会更大。我做过剖腹产，所以心想：先生，你给我坐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人太留意他这话，但我当时想：哦，他认为必须保证生育——这几乎是一种优生学。他竟然会提出这种观点。他有一些人类大脑和发育的理论。显然，他参与了Neuralink项目[注]。他一直对机器和人类融合感兴趣。 [注] 马斯克将电脑芯片植入人脑的实验。他们不在乎你埃兹拉：回到政府的话题——我把你讲的引申一下——实现人类的长期目标，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控制联邦政府；需要一个不受现代进步平等和共识思想影响的政体，一个不致力于那些缓慢、繁琐、监管和不阳刚的事情，允许冒90枚火箭爆炸风险的政体。他试图从功能上让联邦政府由他这样的人有效控制，好实现那些目标。卡拉：是的，他认为他们碍事。有人说，哦，他们想改革。我说：不，他们想要烧掉重来。这要追溯到彼得·蒂尔。如果你花时间阅读彼得·蒂尔，他就说过：民主行不通，我们需要搞别的东西。有点像“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这是个软件术语。他们不想建设，只想毁坏。只有毁坏，才能建设。这就是颠覆。他们用的所有词汇，都是关于破坏的。不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是：让我们把一切抹去，然后建设我们想要的文明。他们最擅长用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实际上是技术独裁主义)来粉饰这种理论，只要大家都听他们的，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埃兹拉：姑且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改革理论。卡拉：我知道你喜欢这么说。我认为民主制度运作得相当好，但请继续。埃兹拉：马斯克曾说过，法规应该默认被取消。不是默认存在，而是默认取消。如果事实证明取消某个法规错了，随时可以加回去。鉴于我们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官僚主义严重，所以理论是——这也是针对推特的理论——关掉一些东西，大幅削减，出现问题再解决。但最好削减彻底，以干净的方式重建，而不要削减得不够。通常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走那么远。机构改革非常困难，会带来很多问题。旧金山政府效率低下，联邦政府很多地方有待改进。那么，马斯克主义是否值得提倡？——他在做普通政治改革者不愿做的事，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这是否是创建一个不那么僵化的联邦官僚机构的唯一途径？卡拉：不，我不认为。根本不是。推倒重来很容易，不是吗？牺牲他人是必须的。他们不在乎这些。很多人会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会说：他们不在乎你。他们不考虑你。你什么都不是。马斯克是最早跟我谈论人工智能的人。他关心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他和阿尔特曼(Sam Altman)一起创立OpenAI，至少对我来说，他是第一个提出这警告的人。一开始他说：人工智能会杀死我们。就像《终结者》里的情节，对吗？人工智能会变得有自我意识，然后反过来轰炸我们，杀我们，然后世界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下次见到他时，他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想法：它们不会杀我们，会把我们当宠物猫对待。它们喜欢我们在这里，会建造一切设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危险。只要它们喜欢宠物猫，我们就不会有事。它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再后来见到他，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工智能像是修高速公路——横贯美国的高速公路。人类是蚂蚁，我们修路时，会毫不犹豫地摧毁蚂蚁窝。我们不知道那里有蚂蚁窝，只做我们要做的。他在表达自己的行事风格：那些事情就像蚁丘，不用考虑它们，因为我们从来不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进展：他一开始关心人类命运，而最后不再。埃兹拉：我喜欢这种比喻的递进。对马斯克所做所为的一个类比是推特，他进入推特，用了个非常相似的剧本控制公司。但随后推特崩溃了，它的广告业务崩溃了。它仍是一个糟糕的平台，比以往更糟糕。它有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Grok，但它的搜索还是不行。看到川普把什么都外包给马斯克，我想知道他是否考虑过要承担的风险。未来几年，联邦政府职责下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要算到他头上。最近发生的可怕的飞机失事，发生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通过强制退休政策这一年——马斯克迫使FAA官员辞职——他们该受指责吧？坏事总会发生。他们拿斧子对着政府乱砍——无差别强迫辞职、重新分配工作、开除有才华的职员——那么任何错误都该归咎于他们。卡拉：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会说：是前任政府留下烂摊子，我们在清理。你以为他们会在乎后果吗？埃兹拉：他们只在乎权力。卡拉：他们不在乎破坏的后果。他们不在乎，也不考虑后果。和联邦政府比，Twitter规模小些。他吸引广告商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胁他们，提起很多诉讼。当然，那些广告商会回去的，会对他服软—— 埃兹拉：现在他有了至高权力，对吧？对他服软是收买和消灾—— 卡拉：特斯拉不比过去做得好，他们的汽车没有创新。特斯拉的股价可能会涨，但销量在下降，因为汽车不如以前。他不在乎实际后果。他们都只在乎破坏，然后声称他们会做出更好的。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更好的。问他们，他们只会说一切都糟透了，必须全部清除。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拿什么替代，因为他们没有建设的理论，只有破坏的理论。就像川普在水的问题上声称：我们必须让水流动起来！他所做的真是一场灾难。他浪费加州的水资源——无缘无故打开水库，去扑已经灭了的大火。然后好多人说，您干得好！埃兹拉：想起控制推特的事。马斯克收购推特后，推特的业务一落千丈。显然，他440亿美元买贵了。一年半前，我会说：他亏大了。但最终他把推特变成了他个人的渠道。他把推特的所有关注和影响力都变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东西。他从中获得的权力价值，远不止440亿美元。否则，马斯克不可能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卡拉：这是他做的最好的投资——除了那2.8亿美元帮川普竞选的之外。他买下推特时，我们都想：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出这么多钱？真是个白痴。埃兹拉：他自己也曾那么想。他试图退出，觉得价格被高估。卡拉：他想退出，觉得自己愚蠢。他没预料到可以用它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一门大炮。马克·库班(Mark Cuban)[注]预料到了，给我打电话说：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以特斯拉或Starlink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场合，他得到的是通用汽车或洛克希德公司的主管一样的待遇。可如果他以推特拥有者的身份出现，从影响力角度来看，他会拥有全球范围的巨大权力。 [注] Mark Cuban，美国企业家，科技领域投资人和媒体主持人，曾是达拉斯独行侠队老板。他说：那就是不光在美国起作用。还在全球叱诧风云。马克百分之百正确。马斯克买了下来，成为推特老板。他还有特斯拉。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很久以前，默多克(Rupert Murdoch)[注]做到了。但马斯克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强、更有影响力。默多克绝不会想到和川普坐在一起，削减美国政府。 [注] 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媒体巨头，在全球拥有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等几百家媒体，福布斯财富排名美国第31。埃兹拉：默多克不想成为自己平台的主角。卡拉：但马斯克现在有点像默多克了。只不过是个喜欢胡来的默多克。埃兹拉：这个类比非常恰当。关于政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建立什么，但推特的经历告诉他：如果把它破坏掉，你就可以控制，就可以让它成为你的工具。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劝联邦雇员辞职的邮件，用的是发给Twitter员工的邮件一模一样的标题，太明显了。他想让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他想成为整个事情的主角——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卡拉：谢天谢地你这么说，因为媒体都在说：用同样的标题好有趣啊。而我说：他是想让你知道。埃兹拉：就跟他签了名一样。卡拉：他做的一切，都希望别人知道。因为，他极度渴望关注，否则怎么会在深夜与一个叫卡特德的人聊天？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那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不想剖析，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天哪，他确实有个巨大的空洞。马斯克和川普两个人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是显然的。他们只会说问题是什么，却没有远见。除了“别挡道，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之外，他们有什么远见？埃兹拉：魔幻小说有个“罪孽吞噬者”的概念。那种东西会吞噬罪孽，然后得到净化。那是一种牺牲品的角色。卡拉：有点像耶稣。埃兹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川普和他身边的人对政府发动的战争，是很难的。假设事情变糟，马斯克要承担很多责任，这让他成了非常有用的牺牲品。马斯克周围那些谨慎、不大发声的人——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es)[注]、拉斯·沃思(Russ Voughts)[注]那些人，他们都不反对—— [注] Susie Wileses，白宫幕僚长，川普竞选活动主任 [注] Russ Voughts，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者，2025计划撰写人，川普第二任期就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卡拉：他们放出口风，说：我们无法控制他。埃兹拉：是的，有很多这种说法。一旦他成为负资产，就可以甩掉他。川普会说：马斯克失控了，不是我们干的。有人在准备甩锅。卡拉：川普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科恩(Michael Cohen)[注]就是。现在他有了最厉害的一个。他的生活中总有愿意为老板赴汤蹈火的人——显然他喜欢被称做老板。 [注] Michael Cohen，川普前私人律师，为之“摆平一切”者，曾称愿为川普挡子弹。后因帮助川普欺诈被判入狱，并成为污点证人。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因为有钱，受到更多的保护。埃兹拉：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真实？卡拉：川普只有三种情绪：A、B、或C。他没有复杂情感。我认为他们会闹翻，我知道他让川普不高兴。同时，川普热爱钱，那是他的核心。川普觉得他有用，而他对川普也的确有用。他就像一条有用的冲锋陷阵的野狗。而且他有很多钱。如果川普想对付哪些参议员，马斯克就出钱让他们落选。川普简直拥有一家取之不尽的银行。川普也知道他需要马斯克来维持权力。他不会想让马斯克走人，那样的话马斯克会很生气——他有能力报复。所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做的可能会越来越离谱。川普会无限包容：哦，他说了种族歧视的话吗？我不在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破除一切埃兹拉：我惊讶地看到川普试图显示马斯克在他控制之下。他说：“没有我们的批准，埃隆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做。我们会酌情批准，不合适的，我们不会批准。” 但政府内部不断传出消息，说他其实不受任何控制。我觉得这两者都是真的——川普可以拒绝，但实际上他不在乎。所以，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看，他俩的危险在于，马斯克拥有超强能力，几乎无止境地渴望风险，他冒的风险可能会让所有人陷入困境。卡拉：会是什么风险呢？引爆核弹？埃兹拉：政府被破坏，事情会变得极糟。得对政府持多么负面的看法，才能相信，赶走如此多的优秀政府雇员，如果发生灾难，世界也能安然无恙？而灾难时常发生——川普第一任期就爆发了疫情。川普在第一任期有个奇怪的能耐——他本负责管理国家，却能显得置身度外。这让他能以奇怪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不喜欢的政府工作区分开来。他的深层政府之说奏效了。但现在他没那个借口了。你采取这种公开、强硬的手段，赶走那么多人，你就要承担所有风险。事情坏了，人们回头看，会说：伊隆，那些人接受了买断，他们选了你给的岔路。卡拉：你的前提是他们在乎有损害。他们才不在乎，他们不会承担责任。你听说过扎克伯格为任何问题承担过责任吗？埃兹拉：川普有在乎的东西。市场开始波动，他就迅速撤回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他也不想中期选举惨败。卡拉：是的。他必须留着马斯克的原因之一是钱——为了操纵，为了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需要投入滚滚资金。但话说回来：他们其实不在乎。损害已经造成了。马斯克认为破除一切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希望你只关注破坏，而注意不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破坏无处不在，很难弄清都有什么被摧毁了。人们感觉不到愤怒，只有无力感。埃兹拉：他们经常企图引起人们这种无力感。我想问一个关于硅谷科技文化的问题。现在有股潮流，人们万马奔腾般奔向科技极权主义。这股潮流在硅谷文化领袖中发展极为迅速、极为猛烈，那些人拥有最大的社交媒体账户，他们都出现在川普就职典礼。对于那股文化潮流，你是否看到了反向力量？都在朝那个方向流动吗？员工也在朝那个方向走吗？这种文化面前，什么是逆向赌注？十年前情况非常不同，那时每个人都支持奥巴马。卡拉：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支持拜登。埃兹拉：他们不支持拜登。但2016年他们痛恨川普——除了蒂尔。所以变化非常快。这让我想知道四年后会变成什么样。你是否知道谁是你关注的变化信号？卡拉：有几个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本周刚上我的播客。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资助了卡罗尔(E. Jean Carroll)的诉讼。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而且不偏不倚——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我认为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激进。他一定在想：我该怎么办？我危险了。马克·库班是另一类。他向我表示，他不想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有机会，他可以说：拜托，我们不该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转向了。转向的有些大嗓门而已，如马斯克、大卫·萨克斯之类。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转向。蒂姆·库克(Tim Cook)没坐前排。他不需要出现在那张照片上。我从不认为硅谷是自由主义的，我认为他们是功利主义的。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宽容，但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没多想，他们只想做自己的生意。我不认为他们支持川普，但无论是鲍勃·伊格尔(Bob Iger)[注]还是别的谁，都得进贡。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注] Bob Iger，迪斯尼首席执行官。我也不认为川普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有嗓门大的，其他人只是无奈地摇头。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抗衡的力量。那些人在摧毁一切，对吧？正如你所说，等灾难来临，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混乱。他们朝那个方向站队，是因为那对他们和股东有利。怎么对股东有利，他们就怎么做——如果川普让股市下跌，他们立刻会站到川普对立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价值观，他们压根没有。马斯克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有价值观，虽然那价值观有些扭曲变形。所以我认为，不管金融市场往哪走，他们都会跟着走。这是我的感觉。埃兹拉：在这一点上结束访谈挺合适的。卡拉·斯威舍，非常感谢。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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