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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3市场综述：对贸易战和公司收益，市场上满满的都是乐观情绪，美股纷纷上涨

式。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莉兹·安·桑德斯周三在接受Yahoo财经采访时表示：“很多在市场触底后表现非常强劲的股票，除了那些‘迷因股’，就是各种类型的高空头股票。我认为，散户交易者很可能也在试图进一步施压这些空头头寸，迫使投机者和机构重新调整仓位。” 根据S3 Partners的数据，自4月8日市场触底以来，空头投资者的总亏损接近3550亿美元，其中自5月22日Yahoo财经上次发布S3数据以来，损失就超过1000亿美元。 Nationwide首席市场策略师马克·哈克特指出，尽管近期股市缓慢但持续上涨的走势略显沉闷，但印证了华尔街一条广为流传的格言。 “考虑到股市稳步上行、波动性较低，这句‘不要做空平淡行情’的老话显得非常贴切。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20个交易日未出现单日1%的涨跌幅，这是今年以来最长的一次。”他写道。“这波涨势很大程度上是技术面驱动的，市场情绪和资金布局正在改善，市场广度也很强。不过，近期人们也开始更多关注基本面的复苏，因为市场对2025年和2026年企业盈利的预期正在上调。” BMO资本市场的伊恩·林根和维尔·哈特曼表示：“随着8月1日最后期限临近，投资者对近期宣布的贸易协议感到鼓舞。贸易战取得进展，将为市场提供清晰指引，帮助市场向前迈进，适应新的全球贸易环境。” 盈透证券的何塞·托雷斯表示，本周一系列贸易协议的落实正在支撑股市中表现出的“投资热情”，“这些协议提振了经济增长预期，也增强了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增长路径依旧清晰畅通的信心。” 不过，托雷斯指出，由于市场对收入前景有所犹豫，部分参与者开始怀疑企业是否能在提供强劲营收和利润数据的同时，继续发布乐观的前景指引，“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表现强劲，前景也正逐步明朗，因此即将公布的季度业绩报告可能会受到华尔街的积极回应。” 摩根大通的量化策略师库拉姆·乔杜里带领的团队指出，随着股市强劲上涨与企业盈利预期下调同步出现，市场忽略风险情绪的迹象正在浮现。他们写道：“目前的市场环境呈现出乐观情绪、投机行为以及不断增长的自满氛围。要么卖方分析师即将启动新一轮上调盈利预期的行动，要么市场将面临波动性上升和回调的风险。势必会有一方做出调整！” Navellier & Associates的首席投资官路易斯·纳维利耶表示：“整体趋势依然向好，企业盈利持续超出平均预期。” 他指出，尽管估值偏高，但中期内有望维持较低利率，而进一步达成关税协议的预期将为市场提供短期催化因素。根据最新的Markets Pulse调查，尽管关税风险仍在，但美股有望在第二季度财报季推动下继续走强。这项于7月10日至17日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02名受访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在未来几周财报季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股票将跑赢美国国债，并在调整后的波动性收益方面表现更好。受访者表示，科技股仍是支撑股市积极前景的关键板块，预计本轮财报季中该板块表现将最为强劲。现货黄金下跌1.2%至每盎司3,390.28美元。黄金主力期货合约也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的走势，下跌1.3%，报每盎司3394.10美元。在美日贸易协议公布后，美元走强对黄金价格形成压力。 Pepperstone的昆萨尔·埃利宗迪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项协议被视为缓解亚洲贸易紧张局势的积极一步，导致市场对避险资产的配置出现小幅回撤。” 原油期货在盘中低点后回升，但仍未能止住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的走势。市场在等待美国关税政策和对俄罗斯制裁结果更明朗之前，价格走势趋于整理。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上周原油库存减少320万桶，这一消息对WTI价格形成支撑。但柴油库存连续第二周大幅增加，缓解了市场对柴油供应紧张的部分担忧。 WTI期货下跌0.1%，报每桶65.25美元，9月合约成为主力合约。布伦特原油下跌0.1%，报每桶68.51美元。比特币下跌1.1%，至118,437.51美元。以太币下跌 3.2% 至 3,589.98 美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5 00:02

摩根大通、巴克莱和嘉信理财一致认为：散户目前主导了市场

征。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丽兹·安·桑德斯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她指出，自4月9日因“解放日”关税引发的市场收盘低点以来，表现最好的股票是那些亏损科技股和被大量做空的股票。她在“超额收益”播客中表示，这些走势是“散户投资者特征”的直接体现。她说，散户已经迫使机构投资者调整持仓，买入一些之前没持有或空头的股票，以防止自己亏损。但这种调整并非转向“激进做多”，仍然比较谨慎，并没有转向“激进做多”的立场，还没有大举加仓、全力押注市场会涨。这也是她认为“痛苦交易（很多机构因为没有及时加仓，如果市场继续上涨，他们将面临“踏空”的痛苦）”可能还未结束、市场仍有上行空间的原因。摩根大通分析师团队则指出，散户投资者和企业回购正在为市场提供支撑。他们认为，尽管关税和其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实际的经济数据——尤其是GDP和通胀——的波动性正在降低。这种情况反过来压制了市场波动性。而波动性降低也促使一些所谓的“波动率控制基金”提高了对股市的敞口，这类基金会根据市场波动程度调整资产配置。巴克莱指出，这些基金目前将大约55%的资产配置在股票上，而年初时仅为20%。该行策略师表示，在“较为温和的情境”下，这类基金的股票敞口可能提升至70%。不过，如果8月1日的关税大限、7月30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和财报结果出现变化，这些基金也可能迅速降低股票配置比例。桑德斯表示，目前市场的特征不是不确定性，而是不稳定性——企业不仅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必须应对持续变化的政策环境。她指出，正是这种状况冻结了企业的投资和招聘计划，除非涉及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市场观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5 00:01

外交政策：军内大清洗对中共的战争雄心有多大影响？

，对他们完成任务缺乏信心。如伍德诺和桑德斯在新书《中国追求军事霸权》中所指出的，中共与军队之间的组织结构本身，就让习近平难以信任将领。解放军享有高度自主权，缺乏外部直接监督，因此中共只能依赖军队自我约束。而现代军事事务的高度专业性，也意味着中共党内缺乏相关专业能力去监督解放军是否真正落实现代化目标。不安全感困境无论这轮清洗出于什么原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削弱中国的作战准备能力，也会动摇中共高层对解放军作战能力的信心。为了在周边潜在冲突中取胜，尤其是在涉台战争中，解放军力图掌握“联合作战”能力，也就是整合各军兵种力量，以实现军事目标。这类作战高度复杂，需要统一指挥和一体化的作战规划，不同军种之间平台的高度协同，以及具备授权机制、灵活应变能力和强大的指挥、控制、通信与侦察系统。为了提升这种作战能力，习近平在2015年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军改。如今，尽管习近平有多方面理由避免对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也可能担心，在清洗之后，解放军能否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例如，如果中共在武器采购体系中发现了腐败问题，那么党内高层可能会怀疑过去十年间研发和部署的新式武器系统的可靠性与性能。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中国某些新型弹道导弹中竟然装的是水而非燃料，而新建发射井的爆炸门也存在缺陷，需要维修或更换。当前可能正在对这些新部署或计划部署的武器系统进行审查和重新认证，以确保真正能如预期运行，但这也将拖慢武器系统的发展和部署速度。清洗还会破坏整个指挥体系的运作。中央军委是一个由6人组成的机构，由习近平亲自领导，负责解放军所有事务，下辖15个子部门。如今6名军委委员中已有3人“失联”，一系列涉及军事行动、战略规划和部队建设的关键决策恐将延迟，直至新的委员到位。比如，在加入中央军委前，何卫东曾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的部队在对台行动中至关重要。而现在，军中最高决策层已经缺失了这样一位拥有关键作战经验的人物。决策和指挥系统也可能在其他方面受到冲击。各级军官可能因担心遭到牵连而变得更加谨慎，减少独立判断和决策的意愿。这将进一步强化解放军本已严重的“高度集中化”倾向，削弱联合作战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快速应变能力。各级军官还会被迫花更多时间参加政治学习和党性教育，影响其军事本职工作。士气也可能因此下滑，军官们忧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整肃的对象，这将加剧军中不信任，削弱整体凝聚力。准备好了吗不过，外界对解放军因高层动荡而削弱战备能力的关注，不应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使解放军尚未完全准备好，习近平依然可能认为必须动用武力。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多次选择在国内和军事条件都不利的情况下对外用兵。 1950年，经过中共高层激烈争论，北京决定出兵朝鲜，使得这场战争演变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当时，中共仍在努力巩固对全国的控制，并在国共内战后重建经济。许多党政军高层对与世界最强大军队交战感到犹豫。然而，出于战略考量——阻止美国逼近中国边境、最好能将美军完全挡在朝鲜半岛之外——最终战胜了各种顾虑。但到1953年停战时，中国军队已付出超过50万人的伤亡代价，战争结果与起点几乎无异，仍以三八线为界，美国也开始在中国东部边缘构建起军事同盟网络。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的边境上发动攻击。当时，毛泽东因“大跃进”灾难性失败而政治地位动摇，数千万人因饥荒死亡。但党和军方领导层依然认定，必须通过战争遏制印度对西藏的压力，稳定中印边境。而这次战争发生的时间距离中国最高将领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而遭清洗不过几年时间。彭的倒台还带走了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高层将领，打乱了解放军高层指挥体系。尽管如此，中国军队仍在战场上压倒性地击败印度，实现了政治目标，印度此后近20年都未再在边境与中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1979年，北京出兵越南，声称要“教训”河内：一方面是越南倒向了中国的死敌苏联，另一方面是越军入侵了中国支持的柬埔寨。当时，中国刚刚开始从文革动荡中恢复。副总理邓小平正与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斗争，解放军内部也存在“毛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严重分歧。邓小平清楚认识到解放军的问题，曾用“臃肿、松懈、骄傲、浪费、懒惰”形容部队。他甚至因军队尚未准备好而推迟入侵一个月。但最终，为了向苏联展示中国的坚定态度，北京仍然出兵。代价是沉重的：短短一个月，解放军伤亡超过3.1万人，而越南直到80年代末才从柬埔寨撤军。上述朝鲜、印度和越南三次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三次对外战争。每一次，中共都是在国内条件不利、军队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些战争不是出于选择或机会，而是中共认定“非打不可”的必要之战。如果最近的清洗削弱了解放军的战备，并反映出习近平对军队的信心动摇，那么至少在中短期内，主动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会降低。但如果习近平认定对台动武“势在必行”，即使解放军尚未完全准备好，他也仍可能下令出兵。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4 00:00

纽约时报观点：民主党建制派还没有搞明白，对以色列的看法正在迅速变化

贝拉克·奥巴马，还是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他就能动员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人，获得开展有效竞选所需的资源。特朗普在布拉特胜选仅一年后就宣布竞选总统。这个轨迹值得警惕。民主党内建制派如果继续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尽管面对的是压倒性的公众反对，就会在下一次总统初选中更容易遭遇像曼达尼这样的政治挑战。到了2028年，任何愿意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作为道德一致性的象征、并且不愿退缩的人，都会发现竞选之路已经打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民主党的投票基础在过去十年里的变化，堪比共和党在特朗普2016年胜选前十年里对移民问题的转变。任何有意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人，如果以为可以无视这种转变，都该记住2016年大选前杰布·布什的下场，当时布什无视了布拉特带来的警示。曼达尼的胜利不是偶然。这是未来趋势到来的预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8 00:00

决定纽约市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大爆冷门，年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绝杀建制派科莫

达尼，以希望为主题开展竞选，获得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支持。在民主党人苦寻应对特朗普方案之际，曼达尼推出毫不掩饰的进步派议程，承诺公交免费、冻结租金稳定公寓租金、并对最富有的纽约人加税。他提出的世代变革理念显然引发了大量选民共鸣。与之对决的，是67岁、曾连任三届的前纽约州州长科莫，他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并在选战最后阶段获得克林顿的支持。这是自特朗普七个月前赢得连任以来，全美最受关注的民主党初选，被视为民主党应如何应对白宫的风向标。纽约人在9天的提前投票期间大批涌向投票站，很多人符合曼达尼支持者的典型画像：年轻、白人，居住在城市中被改造的地区。如果目前的结果维持不变，他们选择了一个关注住房负担能力的新声音，而没有选择那位依靠对抗特朗普的过往经历、承诺整顿亚当斯混乱市政厅的党内元老。曼达尼的胜利也是纽约大约一百万穆斯林居民的分水岭时刻。如果他在十一月当选，将成为纽约市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长。一些人尤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成功来自与不同背景的左翼民主党人合作。自由派评论员瓦贾哈特·阿里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一位穆斯林移民之子，部分因为与犹太候选人和黑人候选人互相背书与支持，有可能成为纽约市市长。这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的美国故事。曼达尼聚焦住房负担能力的竞选纲领激发了热情。这名擅长社交媒体宣传的州议员，吸引了包括5万多名志愿者在内的忠实支持者。资深政治顾问杰瑞·斯库尔尼克表示，在纽约市选举历史上，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前所未有。选战最后几天尤为激烈。科莫竞选活动远不如对手频繁，主要依靠工会支持和创纪录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量投放反曼达尼广告。曼达尼的年轻志愿者则走遍全市，并与市主计长布拉德·兰德等其他进步派候选人联手，试图阻止科莫复出。这次选举还反映出选民结构的变化：本次市长民主党初选中投票者超过了2021年参加投票的942,031人，创下自1989年以来最高纪录。当年最终有超过100万纽约人投票，选出了纽约市首位黑人市长大卫·丁金斯。而《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可能正在流失。从选区层级数据来看，曼达尼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选民集中的地区大幅领先。在阿斯托里亚、长岛市、克林顿山和公园坡等已统计大量选票的社区，曼达尼领先对手。科莫则在各区投票人数较少、投票率似乎较低的部分地区表现相对较好。科莫在博罗公园和皇冠高地部分地区领先，这些地区聚集着纽约市大量正统派犹太人口。曼达尼则在选民数量更多的威廉斯堡表现更好。科莫在以黑人为主的选区表现较好，尽管这些地区的整体投票率较低。这可能显示出曼达尼在大选前需要进一步扩大支持的区域。科莫还花了大量时间争取正统派犹太人的选票，主要在布鲁克林与拉比会面。在过去的选举中，这一投票群体在全市范围内的选举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力。曼达尼发言人安德鲁·爱泼斯坦周二晚表示：“我们从未假设能在低投票率的情况下侥幸获得提名。我们希望看到创纪录的投票人数。” 按当代的规律，民主党提名人通常在纽约市选举中胜出。但曼达尼即将面对复杂、拥挤且充满挑战的大选。亚当斯因支持特朗普、并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下撤销联邦腐败指控后，选择退出民主党初选，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寻求连任。共和党常客柯蒂斯·斯利瓦再次参选，他在2021年获得了28%的选票。资金充足的独立候选人吉姆·沃尔登也将在选票上。此外，科莫可能也将以独立身份进入大选。 “我已进入大选选票。”科莫周二早上投票时表示。但在与《纽约时报》的电话中，科莫确认他已承认在市长民主党初选中失败，但仍在考虑是否以独立身份参加大选。科莫表示：“我说他赢得了初选。我说我希望查看数据和排名选择投票的结果，再决定未来要做什么，因为我也在独立候选人名单上。这就是我的意思。我想分析数据并与一些同事讨论。” 无论如何，曼达尼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反对力量，背后有数百万美元支持。一个支持科莫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断攻击曼达尼，指责他缺乏经验、批评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活动。纽约市大企业利益游说组织“纽约市合作伙伴关系”主席凯茜·怀尔德表示：“这是资本主义城市，与以色列有着历史联系。如果他赢得初选，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否则会有一股强烈力量试图阻止他成为市长。” 不过，纽约市现任主计长拉德·兰德是，曼达尼阵营的重要盟友，就是犹太人。在他的选举演讲中，布拉德·兰德多次祝贺他所共同背书的曼达尼，并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分裂纽约的穆斯林群体和犹太群体。” 曼达尼在去年10月宣布参选时，几乎在全市无人知晓。他在州议会任职不到五年，立法上几乎没有什么亮点。如果他下周成功胜选，将意味着科莫的惊人失败。科莫有资金、有政治家族背景、也勉强获得了民主党建制派的支持，但最终可能败在比他年轻一半、公开对以色列持敌对态度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在这个拥有近百万犹太人口的城市，这场败局格外刺眼。科莫在三月启动竞选后，几乎没有出席媒体采访和候选人辩论。他主要靠怀旧情绪打选战，强调他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州长身份进行的全美瞩目电视简报，以及他任内推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时任副总统拜登批评后重建拉瓜迪亚机场等政绩。他在时长达17分钟的竞选启动视频中，描绘了一幅城市凄惨景象，并花大量时间攻击乐观的对手，而不是激发纽约人对未来的希望。纽约人多次要求城市朝不同方向发展。科莫把重点放在经验、管理能力以及对特朗普的强硬立场，但在选民最关心的住房负担问题上，不如曼达尼突出。科莫的过往记录也带来了沉重包袱。他在2021年因总检察长调查发现性骚扰11名女性而被迫辞职，尽管他否认指控。科莫还被指控隐瞒新冠疫情期间疗养院的死亡人数，目前据称正被特朗普政府调查，涉嫌在去年国会作证时说谎，他同样否认并称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反对者表示，科莫制造了许多他现在声称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共交通管理不善、削减公共雇员福利、削减无家可归者服务资金等。科莫原本是夺冠大热门，数月来一直在所有民调中领先。但他的支持率基本稳定，而曼达尼则逐渐上升。爱默生学院在选前一天发布的民调显示，科莫在第一轮得票最多，但在排名投票计算后，曼达尼最终反超获胜。近年来全球多地选举显示，选民对建制派感到厌倦。在纽约市，没有人比科莫更具建制派象征意义。他的父亲马里奥曾在1983年至1994年间担任州长。出生于1991年的曼达尼如胜利将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年轻的纽约市长。这位印度裔穆斯林出生在乌干达，7岁时移民到纽约，若能当选，将为纽约市创造多个历史首次。支持科莫的批评者称，曼达尼扩大全市公共服务的计划是幻想，因为这些措施需靠州长批准的税收增加来提供资金，而州长不太可能同意。他们还抨击曼达尼缺乏管理经验。他在2020年当选州议员，只有一个5人团队的管理经验。如果当选，他将面对管理纽约市30万名公职员工的巨大挑战。曼达尼则把竞选本身当作回应。他表示，如果下周获胜，将是顶住了城市大多数工会、地方党派领袖、媒体社论以及地产和金融高管的反对。本月早些时候，曼达尼在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同出席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每次有人把我拉到一旁，善意地低声说‘你其实已经赢了’时，我只能说，对不起，道义上的胜利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竞选将在6月24日获胜——全靠你们每一个人。” 前市长白思豪对曼达尼的胜利表达了喜悦。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喜欢我所看到的一切”，并配上三个爱心符号。白思豪一直是科莫的激烈批评者，并公开表达了对曼达尼的欣赏。曼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白思豪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纽约市市长。纽约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位全国进步派旗手，也是曼达尼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在X平台上发文祝贺他。她写道：“亿万富翁和说客投入了数百万资金反对你和我们的公共资助体系。而你赢了。” 共和党今年没有市长初选，但还未等选举结果出炉，就已开始利用曼达尼来攻击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党。纽约州共和党主席艾德·考克斯称曼达尼的胜利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显示出民主党已经多么左倾、多么脱离现实。” 以上内容整理自Politico和纽约时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纽约杂志内幕报道：没有人预料到曼达尼的大胜与科莫的屈辱，这将重构纽约甚至美国政治

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伯尼·桑德斯之列。但这两位国会议员都从未赢下像这次这样的选举。可以做类比的，或许只有奥巴马。曼达尼和奥巴马起初都被对手轻视，被认为缺乏经验、无能，甚至有点“外来”。很少有美国人想象得出，像奥巴马这样的名字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一年前，说“市长佐赫兰·曼达尼”，听起来也同样不现实。在纽约，曼达尼开创了新的竞选打法。他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和曼哈顿三大行政区击败科莫，赢得了大多数候选人根本无法触及的多族裔年轻选民。科莫的支持联盟传统而稳固，由组织工会、富人和外城区中间派组成。这样的联盟足以让埃里克·亚当斯当选，但面对比他年轻30多岁的对手，仍然无法胜出。这场选举孕育出一座新城市：一个前所未有展现力量的年轻进步派集团。曼达尼证明，公开左翼立场的候选人可以深入各个族群和经济阶层的社区争取选票。他的民粹主义竞选纲领直击城市的住房危机。他的挺巴勒斯坦立场虽令保守派犹太选民疏远，却吸引了厌倦加沙屠杀的新生代浪潮。关于科莫，可以说他打出了纽约史上乃至全美史上最糟糕的领跑者选战。他参选时民调大幅领先，拥有全民知名度、巨大筹款优势和大量体制背书。可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他几乎没有真正竞选。他回避公众露面和媒体提问。他的各种丑闻，从导致他下台的性骚扰指控到对新冠疫情的失职，始终如影随形，他又拿不出应对之策。他的竞选如一艘漏水的无畏舰，被曼达尼击沉了。在今晚之前，人们还在讨论大选中可能出现的四方对决：曼达尼、科莫、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和共和党人柯蒂斯·斯利瓦。科莫即便初选失败，看似仍有可能以独立身份参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还会再尝试一把。纽约的权力精英——房地产和金融界——对曼达尼感到恐惧，正在寻找能阻止他上位的人选。亚当斯跳过了民主党初选，民望低迷、丑闻缠身，但如今看起来也不比刚被年轻社会主义者击溃的科莫更有吸引力。亚当斯是否会迎来第二春？科莫是否还会再试？斯利瓦是否可能靠得票优势侥幸胜出？凭借这场胜利，曼达尼底气更足了。曾经被科莫震慑的民主党建制派，如今正逐渐向他献媚。工会背书即将到来。曼达尼将拥有大量资金，他会成为自己的政治巨舰。一座新城市已经诞生，接下来要看它将长成什么模样。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本文刊发于外交杂志，作者伊丽莎白·N·桑德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也是《局内人的游戏：精英如何制造战争与和平》一书的作者。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面貌，发生了剧烈甚至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变化。特朗普在联邦政府中的横冲直撞，已经摧毁了美国的国家能力。他对国内基本宪法权利的破坏以及对移民的敌意，使美国对那些能够丰富国家、提升生产力与创新力的访客变得不再友好。他对规范和法律的漠视，削弱了美国的信誉，使美国成为不可靠的国际伙伴，甚至在一些盟友眼中，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威胁。特朗普造成的损害将远远超出他的第二任期。要理解这些损害，首先要关注的不是特朗普的政策，而是他为何有能力推行这些政策。特朗普如今的执政，建立在对行政部门制衡机制几乎被完全拆除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自从“9·11”袭击以来，国会不断赋予总统更多的外交事务权力，却从未收回，最高法院也不愿对总统权力加以真正的限制。特朗普继承了一个几乎没有监督的不断扩张的国家安全机构。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体制的攻击，旨在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限，而此后这些年，国会和最高法院都阻止了任何试图限制总统的努力。结果就是，特朗普现在在任何与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稍有关系的事务上，基本可以为所欲为：将非公民送往萨尔瓦多的监狱营地，对全球各国大规模征收关税，削减国会规定的对外援助承诺，欺凌盟友，拉拢独裁者，接受君主国赠送的奢华礼物，在美国城市街头部署军队，甚至在他生日当天组织军队阅兵。研究专制政体的政治学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独裁者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在对外事务中从来都不是道德典范，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非同寻常表明，以往的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确实受到更多限制。一旦没有约束，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实际上就等同于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时的冲动转化为政策。尽管并不是特朗普启动了总统权力无限扩张的进程，但他如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国会和最高法院在此前各届政府期间允许行政部门极度扩权，但仍保留了一些防护栏。国会未能因1月6日叛乱追究特朗普责任，以及最高法院在2024年授予总统全面豁免权的裁决，彻底摧毁了最后的限制机制。美国总统职位早已带有帝王色彩。但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才真正有总统试图以皇帝自居。破坏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制的全面破坏，几乎难以完全描述。但可以将这种破坏归纳为三个类别，共同得出一个结论：特朗普已经摧毁了美国外交。特朗普摧毁了美国的国家能力。通过所谓的“政府高效部”（DOGE）的疯狂行动，特朗普削弱了联邦雇员队伍。总统和DOGE推动解雇和裁员，欺压留下来的员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甚至解散了整个机构。其中一些行为违法，但当法院介入时，很多已经无法逆转。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称之为“空壳国家”。这些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的能力，却没有削减联邦预算，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动机根本不是财政需要，而是蔑视专业知识、寻求报复和为腐败扫清障碍。在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的许多极端冲动受到幕僚限制。进入第二任期后，他任命缺乏资格但绝对忠诚的人进入高位，包括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图尔西·加巴德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并强行推动参议院通过任命。有些观察人士在特朗普提名此前以传统保守外交立场著称的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时，短暂地松了口气。但卢比奥很快变成特朗普的忠实执行者，协助DOGE迅速解体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朗普还在电视直播中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任和善意。最恶劣的例子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当面对友好国家的来访领导人时，特朗普当众羞辱他们。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都曾被如此对待。另一个电视直播下的外交打击发生在4月2日，特朗普向全球经济投下关税炸弹。多家法院已裁定他的多项关税违法，表明总统外交政策仍有部分制衡存在。但特朗普仍可绕过法院追征关税。更重要的是，美国信誉的损害已无法挽回。特朗普搅乱了长期存在的协议与贸易关系，以及耗费数十年建立的新贸易伙伴关系。由于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截至目前，大多数国家仍面临高关税，全球领导人可能不愿再与美国认真进行贸易谈判。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也削弱了外交政策机构：对国务院采取敌对立场，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持续削弱情报机构；让军队政治化。但尽管当时美国的外交、军事等权力工具遭受一些打击，整体仍可运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某些方面恢复了部分能力，比如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重振了美国情报系统。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破坏将很难逆转。人员流失规模和范围远超第一次，许多原本在首任期幸免的领域也失去了专业力量，包括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科学机构。更糟的是，这一次政府执行的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图景——右派“2025项目”纲领明确要让联邦雇员痛苦到不愿继续工作。重建联邦官僚体系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是一代人的任务，而非一届政府的工作。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美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工具、技能与整体能力去应对。责任真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真正暴露出的是：行政部门内外制衡机制几乎被彻底摧毁后所留下的责任真空。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展示了总统职位仍能累积多少权力，以及当一个无意尊重权力边界的领导人掌权时会发生什么。这场危机酝酿了几十年。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戈尔德盖尔与我在《外交事务》上所写，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制衡机制就已经严重削弱。有两大发展对当前困境尤为关键：一是2001年“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召开会议，新数据引发增长担忧且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onomics）北美经济学家布拉德利·桑德斯（Bradley Saunders）表示，恶劣天气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而与更广泛经济状况更密切相关的基础商品销售数据表明“整体消费仍显得健康”。然而，工业生产0.2%的降幅将总体产能利用率推低至77.4%，为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项调查显示，由于购房者需求疲软和融资成本高企，房屋建筑商信心下滑至两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因素与货币政策以及美联储在明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关税政策不会导致通胀持续上升之前不愿进一步降息有关。尽管关税不断上升，但近期通胀数据依然温和。不过，在新冠疫情后数年通胀飙升之后，美联储仍在努力将物价涨幅降至2%，而关税驱动的价格上涨仍被视为“在路上”。尽管有迹象表明整体经济可能正在放缓，但物价上涨的风险仍是美联储的主要担忧。特朗普的最终关税计划仍不明确：他承诺达成贸易协议，但与数十个被威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协议仍未完成；此外，对家电等特定商品征税的一次性提议也可能实施或不实施。与此同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持续的敌对行动推高了油价，这是美联储在准备周三发布新政策声明和更新政策制定者的经济及利率预测时必须应对的另一风险。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James Knightley）指出，零售销售数据未针对通胀进行调整，而考虑到价格上涨后，这一下降“描绘出一幅疲软图景，反映出消费者信心读数低迷。家庭担心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会挤压消费能力，同时受访者对就业前景变得更加谨慎，这表明今年消费者支出将继续降温。” 如何平衡增长放缓的风险与预期通胀上升的风险，将成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周二和周三辩论的核心，同时他们可能还会讨论中东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预测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央行将把基准利率维持在4.25%-4.50%的区间（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处于该区间），并重申在更清楚特朗普的进口关税和财政政策是推高通胀、削弱增长，还是如他的政府所声称的那样。在物价回落的同时保持增长正轨之前，无法提供太多指引。特朗普已要求立即降息。然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连日来激烈的导弹交锋，在油价周二再次飙升后，让美联储有更多理由保持谨慎，这也可能成为新的通胀源头。这场冲突凸显了美联储官员所说的不确定性，自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权力并推出比预期更激进的提高进口税和改写全球贸易规则的举措以来，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主导着他们的政策辩论。美联储官员和许多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滞胀效应，同时放缓增长并推高物价。而货币政策路径（无论是降息还是将借贷成本长期维持在当前水平）将取决于哪个问题看起来更严重。美联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下午2点（北京时间02：00）发布新的政策声明以及更新后的经济和基准利率预测，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Powell）计划半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相比政策决定本身，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可能会吸引更多关注，因为分析师和投资者希望从中寻找证据，了解美联储官员对前景的看法较3月上一次预测时发生了哪些变化，3月时特朗普关税计划的影响范围尚未明确，但也是在他因市场普遍负面反应而推迟部分最严厉关税之前。 3月，美联储官员下调了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上调了对通胀的预期，但维持了今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中位数预期。尽管这一利率展望与去年12月一致，但美联储“点阵图”中观点的分歧缩小。一些分析师预计，鉴于美联储强调控制通胀，以及预期特朗普的新关税仍将导致价格上涨，点阵图可能会进一步向鹰派倾斜。摩根大通（JP Morgan）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Michael Feroli）周五写道：“贸易政策的发展可能已导致美联储预测发生重大变化”，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比3月预期的更慢，通胀更高。 “这些滞胀性修正并未指向点阵图修正的明确方向。即便如此，我们认为点阵图将小幅向鹰派方向调整”，预计今年仅降息一次。

金融界06-18 07:57

特朗普“压垮”美国经济？！油价走低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施压，5月美国零售销售大幅下滑

conomics北美经济学家布拉德利·桑德斯（Bradley Saunders）在周二早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表示：“5月零售销售的疲软主要是受到前期抢购性关税订单结束以及美国东部异常潮湿天气的短期影响，预计这一趋势将在6月出现反弹。” （图源：雅虎财经）不过，报告中也不乏亮点：作为反映季度GDP增长的关键指标之一，剔除波动较大的汽车、汽油等项目后的“控制组”零售销售在5月上涨0.4%，高于市场预期的0.3%升幅，亦明显好于4月0.1%的跌幅。在细分行业中，杂项零售商（miscellaneous store retailers）表现最为强劲，销售额环比增长2.9%。但若剔除汽车和汽油销售，5月零售销售环比下滑0.1%，不及经济学家原本预测的0.3%增长，而4月则上升0.1%。桑德斯指出：“控制组销售的增长表明，整体消费势头仍然健康。” 此项数据发布之际，市场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实际经济影响。此次调查周期涵盖了特朗普与中国达成90天关税暂停协议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关税提高对通胀的整体推升作用尚不明显，而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出逐步降温的趋势。市场定价大体不变财经网站Forexlive的分析师表示，美国5月零售销售数据公布前，市场对美联储年底降息的定价为49个基点，数据公布后略有变动至48.5个基点。FOMC会议将于当地时间周二开始，周三将做出决定，这将是他们在会议上讨论的数据点之一。该报告在总体上表现疲软，但控制组是消费者情况的最佳指标，它略好于预期，同时前值也进行了向上修正。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目前难以解读的系列数据，因为3月份由于对关税的担忧，销售额大幅上升，此后连续两个月下降。

Linlin06-17 20:54

25万岗位蒸发+GDP萎缩，英国央行面临降息压力

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担忧。前货币政策委员桑德斯直言，疲软的就业数据使8月加息“极有可能成真”。经济增速方面同样呈现疲态。周四公布的GDP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出现了一年半以来的最大月度萎缩，原因是增税措施生效。企业也面临特朗普关税的冲击，4月英国对美出口遭遇历史性下滑，英国经济出现萎缩。政策博弈层面，英国央行内部出现明显分歧。以泰勒和丁格拉为代表的鹰派委员或将继续反对降息，但副行长布里登可能转投鸽派阵营。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卡里卡预计，会议纪要将呈现6：3的投票格局，英国央行或强调“经济停滞、就业疲软、核心通胀趋缓”等表述，为后续政策宽松铺路。这种鸽派倾向已反映在债市走势中，两年期英债收益率单周下行14个基点至3.88%，领跑主要发达国家债市。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议息会议正值英国经济关键转折点。5月会议纪要显示，贝利等委员当时对降息持观望态度，但最终以微弱优势通过25个基点降息决定。如今随着更多经济数据出炉，英国央行政策重心正从抗通胀转向防衰退。汇丰经济学家马丁斯指出，若8月劳动力市场延续恶化趋势，降息决策将获得更强支撑，而4月GDP数据已击碎一季度强劲增长带来的乐观预期。在这场政策转向博弈中，市场与英国央行的预期差正在收窄。尽管总体通胀仍处高位，但核心通胀趋缓、薪资增速回落、消费疲软等信号，正推动政策天平向宽松侧倾斜。未来一周的通胀数据发布与英国央行政策声明，将成为观测英国经济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金融界06-16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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