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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读到各种解释，也能听到各种说法，甚至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都被拿来当作解释。但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听听你的看法——为什么这种现象正好发生在“现在”？斯奈德：谢谢你的提问。很多问题确实与态度有关。你可以看得比我清楚，灯光照在我身上，我看不清你们，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离开而我不会注意到。表演者总是会注意到这些。这确实意味着我对正在对话的受众群体有大致的了解。一、你们会记得，35年前当共C主义结束时，人们说现在没有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人们说，历史已经终结，因为除了我们现有的制度外，不再有其他可能的制度。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耗尽了自己。剩下的只有我们现有的制度。当时人们还说，“个人行为并不重要，因为经济会决定政治。”市场会带来民主。这正是当今问题的一个根源。在当今最重要的一些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长期被那类观念所主导。而这些观念不仅仅是对世界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它们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掌握权力。而历史上唯一站在人民掌权一边的力量，就是那些希望掌权的人民，仅此而已。没有其他什么力量——不论是开国元勋、宪法、经济、历史，还是其他什么——天然地支持民主。唯一支持民主的，是那些想要参与统治的人。所以，我认为，大约35年前（苏东解体）的那次重大误解，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当时基本上把整个民主机制挂上了“空挡”。我们放任“车辆”自行前行，盲目信任所谓更大的力量会引导方向。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站在你这一边。只有你自己。就只有你。这既是好事，也有些令人不安。二、第二个我认为对全球民主造成重大冲击的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注意力衰退和信息超载。人们不断被吸引去接收迎合他们口味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往往并不真实。而人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我们今天关于民主要说的很多话，其实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人就已经预见到了。但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社交媒体。机器——尽管古希腊人也曾讨论过机器——但今天的机器能让人更难以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瑞士人，还是新英格兰的民主模式，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一种本地层面的对话能力。如果你无法进行地方性对话，那你同样也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对话。而机器，社交媒体，正是阻碍我们进行本地对话的元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的因素。如果你要追溯民主开始崩塌的时间点，2010年是一个不错的参考——那是社交媒体全面接管互联网的开始。三、第三个因素在某些地方更重要，在其他地方则不然，那就是财富不平等。当财富不平等达到《泰坦尼克号》般的程度，如美国所见，甚至有些国家如俄罗斯的财富不平等更为严重，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可能发展的例子。如果财富不平等过于严重，最终那些少数寡头将控制国家。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当然，寡头们会反对民主，这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四、但还有另一件事，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并不孤立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那些在国内面临抵抗的独裁者们希望在所有其他地方也反民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反民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奢华旅行泡沫正在膨胀

人开始在奢华旅行上大手大脚？原因之一是新冠疫情后的 “报复性旅行” 热潮，这一趋势直到最近仍势头强劲；美国旅游协会数据显示，即便价格攀升，美国人自 2020 年疫情低谷以来每年的旅行支出仍在增加。还有人口结构因素：将 “投资体验而非物质” 理念普及的千禧一代正进入消费高峰期。或许较少被关注的是一种文化转变 —— 将 “所有旅行都应奢华” 的观念常态化。这在流行文化中可见一斑（谁不想入住《白莲花度假村》中的酒店，哪怕有死亡事件？），但社交媒体对奢华的痴迷最为明显。旅游业发现了网红的营销力量，赠予他们私人飞机旅行和奢华别墅，后者则在我们的信息流中炫耀，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入住普通连锁酒店或被困在经济舱后排的人是失败者。甚至 TikTok 上出现了一场 “让经济舱出行正常化” 的运动。随着奢华市场膨胀至涵盖超级富豪和向往型挥霍者，旅游公司迅速加码投资。疫情后，新奢华和高端住宿的供应增速超过更实惠的酒店。在顶端市场，平均每日房价超过 1000 美元的酒店数量自 2019 年以来增加了两倍多。就连爱彼迎（Airbnb）也在寻求高端化 —— 今年 5 月推出新服务，用户可预订私人教练、按摩师或厨师在租赁住所内提供服务。高端酒店开业速度迅猛数据来源：住宿经济学研究公司（Lodging Econometrics）与此同时，包括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在内的美国航空公司已增加 “高端” 座位在机队中的占比。部分航空公司还推出了介于商务舱和 “经济优选舱”（即腿部空间更大的经济舱座位）之间的服务等级。廉价航空公司也被奢华选项吸引：西南航空推出了加大腿部空间的座位，捷蓝航空和边疆航空则计划增加头等舱。航空公司加码高端乘客 2015 年以来座位数量变化数据来源：OAG 航空数据公司但更宽敞的座位、更豪华的房间，甚至偶尔的热石按摩，可能不足以吸引因潜在经济衰退和美国对全球日益敌对的态度而感到不安的旅行者。尽管行业称该领域最新收益下滑不足为虑：3 月，达美航空下调了利润和收入预期，但随后称 “高端市场尚未出现裂痕”；美联航则表示将因需求疲软削减国内航线，同时指出新的高端客舱预订量较去年有所上升。即使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经济放缓、通胀回升、股市低迷，超级富豪可能仍会继续预订（尽管近期奢华零售业的暴跌表明这并非必然）。但与千万富翁群体不同，向往型奢华旅行者无法忽视自己银行账户和 401 （k）养老金账户的状况。许多人可能会合理地选择 “降级”—— 乘坐经济舱（天啊！）或入住提供免费自助早餐的酒店。旅游业向来不擅长长远规划。新冠疫情爆发时，航空公司大幅削减航班计划，却在需求反弹时措手不及，去年又因无法填满新增航班而降价。与此同时，酒店开发过程可能耗时数年：当新酒店开业时，推动其建设的市场环境早已改变（2008 年经济衰退期间大量酒店供应过剩，可能是最惨痛的例子）。对旅游公司而言，现在正是回顾这段曲折历史的时机，并重新思考他们愿意在 “奢华能否带领行业挺过可能颠簸的几年” 上押注多大。对度假者来说，经济放缓或许能提醒人们：尽管物质享受美好，但旅行的核心更多在于人和地方，而非附加福利。那些能提供价值并让旅行体验保持可及性的公司，可能最终会脱颖而出。

金融界06-09 07:57

共和党与经济学家就巨额法案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繁荣存在分歧

年后的增长表明共和党的方案是可行的。在新冠疫情打乱一切之前，经济和收入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稳健增长。 “当美国人选举特朗普总统时，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支持增长的总统，” 米兰说，“该法案将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米兰补充说，从 2017 财年到 2024 财年，联邦税收占 GDP 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17 年税收占 GDP 的 17.3%，2024 年为 17.1%。 “在税收收入方面没有长期的漏洞，” 米兰说。但在减税政策通过之前，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 2024 年税收收入将增至 GDP 的 18.3%，而该法案改变了这一轨迹。一项最全面的学术研究发现，2017 年的法案增加了国内企业投资，但远未实现收支平衡。不如 2017 年强劲税收基金会的沃森表示，政策制定者应该预期，延长 2017 年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反应会比当初制定该政策时更为温和。该法案包括新的和重新推出的企业激励措施，但规定了它们的到期时间。 “这是有利于增长的，” 沃森说，“你在这些花招和临时变更中加入的内容越多，它的效果就越被削弱。” 包括詹姆斯・兰克福德（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和史蒂夫・戴恩斯（蒙大拿州共和党人）在内的参议员正在寻求改变以鼓励增长。他们特别关注使一些企业税收条款永久化，例如设备购买的即时扣除。 “如果你有一个到期日，你就无法获得可预测性，” 兰克福德说。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塞思・卡彭特表示，由于关税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规划复杂化，资本投资激励措施的效果将减弱。该公司估计，该法案将在 2026 年推动增长，之后转为中性，然后变为负增长。卡彭特说，有些项目在高关税下可能有意义，但在低关税下则不然。即使有该法案对工厂支出的新扣除，在关税不确定的情况下，“我认为你不会急于破土动工”。前拜灯政府经济学家、现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伯利・克劳辛表示，她担心如果共和党计划成为法律，预算赤字带来的拖累。 “如果他们失败了，” 她说，“实际上我认为这将是最好的宏观经济结果。”

金融界06-09 07:47

美国“冷门”经济数据报警！特朗普或将遭遇拜登式“选情危机”

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甚至超过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水平。还记得疫情期间的购物体验吗？除了口罩和洗手液短缺，人们还经历了广泛的商品断供和随后飙升的通胀。起初，许多被困在家里的人并不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胀愈发令人难以忍受，并最终重创了乔·拜登（Joe Biden）的总统支持率及民主党在2024年的选情。虽然我们目前尚未面临类似新冠时期的物资短缺，但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持续整个夏秋，类似的局面可能重演。此次进口暴跌正值特朗普启动新一轮广泛关税的时点。他几乎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使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2.5%飙升至约18%。目前物价尚未大幅上涨，是因为许多美国进口商早已预见风险，提前大量备货。今年1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整个第一季度维持高位。充裕的库存暂时遏制了供应压力和价格上行。但一旦4月的进口下滑成为新常态，供给端压力势必推动物价走高，甚至引发商品短缺。高盛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关税的影响将逆转通胀回落至2%的进展。”报告预测，核心商品类别的价格涨幅将显著加速，消费电子、汽车和服装将成为涨价最剧烈的领域。高盛预计，到2025年12月，美国整体通胀率将从当前的2.3%升至3.5%。美国进口商正以不同方式应对关税。有些选择照常进口并支付更高税费，政府4月和5月征收的关税收入飙升就是佐证。但进口成本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体现在商品价格上涨上。也有不少进口商选择取消或延迟订单，寄希望于特朗普最终能与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使未来关税水平低于当前。部分企业还在关注两个涉及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高调法律案件，尽管法院初步裁定部分关税违法，但目前仍在上诉期内，尚未废除。特朗普本人几乎掌控着接下来的局势走向。他设定了7月9日的最后期限，要求数十个国家做出贸易让步，否则将实施新一轮“对等”关税，叠加现有关税基础之上。一些企业主期望届时能有更清晰的政策信号，但这一定期本身并无法律效力，特朗普亦可随时更改。而一旦目前的库存消耗殆尽，2025年下半年可能将陷入动荡。康奈尔大学全球劳工研究所执行主任贾森·贾德（Jason Judd）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表示：“我们认为，这对制造商和工人的影响，或将类似新冠初期的经济冲击。虽然冲击程度可能较轻，但痛感的分布也许更集中。如果特朗普对服装加征40%的关税，那就相当于重现新冠时期的冲击。” 然而，特朗普却一如既往地宣称“形势大好”。他在周五（6月6日）的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火热发展！边境安全、物价下跌、工资上涨！”这番言论出现在5月新增就业仅为13.9万个、就业增长放缓的就业报告发布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则认为，美国经济正在“降温”。今年以来就业增速明显放缓，一季度GDP出现技术性收缩，2025年股市基本持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明显拖累制造业发展，该行业在5月失去了8000个工作岗位，连续第三个月陷入萎缩。如果这还算“火热”，那么特朗普版的“寒冬”经济，恐怕将令人难以承受。

Linlin06-08 06:44

马斯克的丑陋遗产已为川普铺平道路，更大的灾难正在美国酝酿

合同涵盖国防部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拜登政府委托 Palantir 负责管理通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分发疫苗的工作。政府借助于私企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来完善政府功能不是坏事，Palantir 与政府的长期合作正是这种实践的体现。但以往都是分别与某个部门合作，从来不是以建立中央数据库为目标。目前，川普政府已经通过各个部门的政府数据库收取了公民和其他人的数百个数据点，包括他们的银行账号、学生债务额、医疗报销和任何残疾状况等，如果要将这些个人信息武器化，无论是作为移民监管还是惩罚政治异见者，都只是一步之遥了。【延伸阅读】这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DOGE正在建立一个监控国家对此，不仅是政治人物强烈质疑和谴责，就是专业技术人员也深感不安。 5 月 5 日，13 名前 Palantir 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 Palantir 停止与川普政府的合作。这封信写得那么好，无论是寓意还是文字内容都非常棒。我把信翻译成中文附在文末。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曾担任 Palantir 工程师的琳达·夏(Linda Xia)说，问题不在于公司的技术，而在于川普政府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她说：“出于某种原因收集的数据不应该被挪作他用。将所有数据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出于最崇高的意图，也会大大增加滥用的风险。” 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师马里奥·特鲁希略(Mario Trujillo)说，政府收集数据一般都有很好的理由，比如为了准确征税，但“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提供给政府的数据会受到保护，不相信这些数据不会被用于其他目的，这将导致信任危机。” 白宫没有就如何使用 Palantir 技术发表评论，而是提到了川普的行政命令，称总统希望“消除信息孤岛，简化所有机构的数据收集，以提高政府效率，节省纳税人的血汗钱。” 但“消除信息孤岛”却是个令人恐惧的信号。本来政府建立个人信息中央数据库就是违背民主原则，也是违背法律的——《1974 年联邦隐私法》阻止联邦跨机构数据合并，而现任川普政府更是最不合格拥有中央数据库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在美的外国留学生仅因为交通罚单就被取消学生签证；我们也看到现政府采取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策略；我们更看到这个政府明知道抓错了人或者错误地把人遣返去不该去的地方，却拒绝改正错误。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据 Palantir 员工说，他们的工程师们一直在悄悄讨论整合美国人数据这件事，他们对在一个地方收集如此多的敏感信息感到担忧。在目睹了 DOGE 的一些员工在安全方面很马虎，比如在使用个人设备时不遵守协议之后，他们更多了一层担忧：公司安全措施的好坏还取决于使用这些措施的人。琳达·夏说，因为 Palantir 的员工越来越担心公司与川普政府合作后声誉会受到损害，公司内部对其联邦合同的争论越来越多，自然造成了一些员工的离职。一周前，Palantir 的一名策略师布里安娜·凯瑟琳·马丁(Brianna Katherine Martin)在 LinkedIn 上发帖称，由于公司扩大了与 ICE 的合作，她将离开公司。她写道：“在我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发现 Palantir 处理我们所承载责任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透明且有良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我不会跨过的红线。” Palantir 官方的理论是，“我们是数据处理者，而不是数据控制者。授权使用我们产品的组织决定如何使用我们的软件和服务：这些组织规定了对他们的数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他们做分析的 Palantir 账户是由他们控制的。”但这种说法正是那封公开信驳斥的。我想说的是，维护一个体制，不能指望某一个工具、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系统，即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一个环节都不应该轻易去除或跳过。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某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环节出问题时，依然能够维持住这个体制。作为曾经的数据库 IT 员工，那些写公开信的人从技术方位感觉到的恐惧，我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为这一内容作文。但我笨拙的笔远不如那封信表达得好。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信吧。 ⇓ ⇓ 收复夏尔[注] 满怀担忧的 Palantir前雇员致硅谷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 [注]《收复夏尔》(The Scouring of the Shire)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小说《魔戒》第三部《王者归来》的第十八章。霍比特人佛罗多、山姆、梅里和皮平回到家乡夏尔，发现它已被萨鲁曼指挥的一帮人类流氓所占据，他们于是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结束了萨鲁曼的统治。评论家们认为《收复夏尔》是《魔戒》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并认为这一章指涉当代政治，适用于二战时期的现实。我对我的子孙时代的美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美国成为一个服务和信息经济体时……当令人敬畏的技术力量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代表公众利益的人甚至都无法把握这些问题时；当人们失去了制定自己的议程或以知识为依据质疑当权者的能力时……无法区分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迷信和黑暗之中。 ——卡尔·萨根(Carl Sagan)，《魔鬼出没的世界》一、真知晶球的神话 J·R·R·托尔金还没完成中土世界的“全知之石”——真知晶球(palantíri)的故事，就去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仍在被书写。关于强大的全知之石的神话警告人们，没有智慧或道德指南针的人使用通天石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可能被用来歪曲事实，对现实进行有选择的描述。同样，Palantir技术公司的平台也赋予其用户巨大的权力，帮助他们控制决定政府、企业和机构未来的数据、决策和结果，进而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Palantir的早期创始人深知构建这些技术所附带的道德权重。他们制定了《行为准则》，以维护民主、保持自由科学探索的精神，并确保负责任地开发人工智能。为了防止歧视、虚假信息和滥用权力，他们还设置了警戒线。现在，这些原则遭到了践踏，并在Palantir技术公司和整个硅谷被迅速瓦解。二、民主与大数据 Palantir的领导层已经放弃了其创始理想。其公开声明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敌意与日俱增，而这些原则——尽管被企业滥用——对于批判权力和确保技术应用的道德性仍然至关重要。相反，高管们现在使用煽动性语言，制造混乱，引发争议，甚至用暴力威胁批评者。与此同时，民主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威胁：收集移民儿童的生物识别数据、记者成为攻击目标、科学项目被取消、乌克兰等美国重要盟友被边缘化。川普政府在试图大幅扩大行政权力的同时暗指自己是君主制。最近，川普的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以歧视性理由解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杰出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不合格的效忠者。寡头正领导着以“革命”为幌子的威权主义正常化，而包括Palantir在内的大科技公司日益成为帮凶。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趋势。三、共同签署的声明以下签名的Palantir前员工支持一项声明，警告该公司今天所使用的日益暴力的言论以及未来可能成为同谋的行为。本着沟通行为和理性精神，他们赞同本节中的以下声明：我们，Palantir的前员工，曾经相信公司对以下方面的承诺： ● 透明度、言论自由和对技术影响的严谨讨论 ● 通过与美国及盟军合作捍卫民主 ● 人工智能部署中合乎道德的数据实践、隐私保护和问责制 ● 平等主义、法治以及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我们不再相信Palantir的高管还在坚持这些价值观。通过支持川普政府、马斯克的DOGE计划以及危险的行政权力扩张，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并违反了Palantir的行为准则。签名： Juan Sebastián Pinto/Carl Myers/Ari Gesher/Silas Stafford/Courtney Wong-McGuire/Casey Ketterling/Erion Malaj/Margret Williams/Linda Xia/Jason Ma/Aditya Arolkar/Paul Mustière/Magnus Hagmar 四、行动呼吁科技工作者必须抵制同流合污。当马斯克的 DOGE 行动以揭露腐败为幌子瓦解美国政府机构时，反对力量却保持沉默。公司正在安抚川普政府，压制异议，并与他的仇外、性别歧视和寡头议程保持一致。政府数据库已经在删除有关变性人和性别确认护理的内容。我们帮助建立的软件基础设施可能会助长这些不公正现象。 DOGE 试图招募曾经是 Palantir 的员工，这揭示了我们的行业在塑造世界事件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必须利用内部网络、社交平台和算法工具来抵制虚假信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要求问责。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必须拒绝与川普政府合作，除非结束非法举措（如DOGE）。今天就给您的议员打电话，要求他们坚守底线。我们希望这封信，就像最近DOGE联邦技术人员的大规模离职一样，有助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鼓励其他公司的技术人员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公司正在帮助川普政府并使其合法化。趁我们还有能力，大声疾呼，努力反对我们目前正在走向的科技史上的危险之路——这正是真知晶球的寓言和传说的核心。毫无疑问，真知晶球从来都不是普通人使用的东西，也不是常识……只有国王和统治者，以及他们指定的看守人，才能接触到它们，而且它们从未被公开查阅或展示过。 ——J.R.R. 托尔金，《真知晶球》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30/technology/trump-palantir-data-americans.html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5930212-the-scouring-of-the-shire/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7%9C%9F%E7%9F%A5%E6%99%B6%E7%90%83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8 00:00

美元指数自年初以来已下跌近9%，应该担忧吗？

国经济被认为比其竞争对手更强劲，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作为避险资产地位的支撑。目前美元汇率已回到接近2022年初的水平。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并非大幅下跌，而是在长期表现优异后的快速回调。美元为何下跌如此之快？有以下几个综合原因：激进的贸易政策：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他重新推行单边保护主义贸易战略的意愿。4月2日宣布对来自中国、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征收一系列关税，这再次引发了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因此，这次美元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非但没有像往常一样充当避险资产，反而被视为风险来源。对美联储的信心危机：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加的公众压力，强化了人们对美国央行独立性可能受到质疑的看法。创纪录的双赤字：美国预算赤字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而经常账户赤字超过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从历史上看，跨越这一阈值会给货币带来压力。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融资，而这种融资可能会变得更加稀缺，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所寻求的“报复性税收”得以实施。根据这一规定，某些外国政府和国际公司可能会被征收额外20%的税，这将适用于获得美国来源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非美国实体。全球格局重新调整：欧洲经济复苏强于预期，中国经济增长趋于稳定，新兴市场再次吸引资本。简而言之，美国的例外地位正在瓦解。美元会走向长期疲软吗？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下跌仅仅是一次回调，还是更持久的下行周期的开始。答案将取决于多个因素：美国的经济政策：如果贸易紧张局势缓解，国会设法避免财政悬崖，美元可能会企稳。利率：美联储可能会继续降息。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元，除非其他央行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市场信心：这是最难衡量的因素。如果美国衰落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元的下跌可能会自我持续。据德意志银行预测，受基本面走弱以及相对于欧元和人民币吸引力下降的推动，美元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继续下跌。该银行指出，持续的赤字和“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导致了“强势美元”的结构性侵蚀。下行周期的情景现在正受到认真对待。荷兰合作银行则认为，美元正进入一个正常化阶段：“过去十年美元的表现非同寻常。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首先是与经济现实的重新接轨。”荷兰合作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评论道。尽管贸易方面略有改善，但该行仍预测美国将出现短暂衰退。根据共识，预计美联储今年将继续降息，这将持续对美元施加下行压力。目前，市场预计从现在到年底美联储至少会有一次降息。如果通胀居高不下，或者特朗普总统加大政治压力，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信心可能会继续受到侵蚀。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为美元的进一步下跌敞开了大门，尽管似乎不会出现突然崩盘的情况。美元走弱会有哪些后果？美元下跌具有双重影响：对美国消费者而言：这是个坏消息。出国旅行变得更贵，进口商品也是如此，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对美国出口商而言：情况则相反。他们的产品在国际上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仅有利于大型企业集团，也有利于美国农业。对新兴市场而言：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变得成本更低。对全球经济而言：在一些国家，“去美元化”的愿望可能会重新燃起。应该担心美元统治地位的终结吗？短期内可能不必。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在超过80%的外汇交易和近60%的全球储备中被使用。没有其他货币拥有如此庞大、流动性强且可靠的金融体系。但多元化的趋势是真实存在的。欧元、人民币，甚至一些数字货币正开始蚕食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货币碎片化的迹象正在出现：以本币达成的双边协议、金砖国家的货币项目、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等等。总结美元下跌迅速，但尚未到崩盘的程度。在多年表现优异之后，在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元正在进行回调。接下来的情况将取决于美联储、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美国赢回市场信心的能力。因为在货币世界中，信心就是一切，而且它可能在瞬间消失。

金融界06-06 08:07

DoorDash、Grubhub、Uber Eats与纽约市就费用上限达成和解：影响与展望

上限政策 2020年5月，纽约市为应对新冠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出台临时法案，限制送餐平台向餐馆收取的费用，上限为订单金额的15%（送餐服务）和5%（广告及其他非送餐服务），总计不超过23%。此举旨在减轻餐馆因高额费用（最高达30%）和疫情封锁导致的财务压力。2021年8月，该上限被永久化，引发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的强烈反对，三家公司于次月提起诉讼，称该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和纽约州宪法，干涉其与餐馆的自由合同权，并导致其在纽约市运营亏损。2023年9月，法官Gregory Woods裁定三家公司的诉讼主张合理，驳回了纽约市要求撤诉的动议，诉讼得以继续。根据Bloomberg Second Measure数据，纽约市送餐市场三足鼎立，DoorDash占36%、Grubhub占34%、Uber Eats（含Postmates）占30%。2021年，Michaeli Bakery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三家公司通过重组费用结构规避上限，例如Uber Eats和DoorDash收取模糊的20%费用，Grubhub的非送餐服务费用总和超5%。尽管三家公司否认指控，称其遵守法律，但诉讼加剧了与纽约市的紧张关系。对市场与相关方的影响送餐平台：和解协议为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提供了更大的收费灵活性。新法案预计将上限从23%提高至43%，允许额外20%的“增强服务”费用。这将缓解三家公司在纽约市的财务压力，2021年Uber Eats称因费用上限损失超6000万美元。DoorDash表示，新规将“平衡餐馆、消费者和送餐员的利益”。餐饮业：餐饮业对此和解反应复杂。餐馆协会此前反对放宽上限，认为将增加运营成本，尤其对中小型餐馆不利。然而，部分餐馆支持新规，认为可通过付费推广提高曝光率。纽约市议员Rafael Salamanca表示，放宽上限将帮助餐馆利用平台营销功能增加订单。消费者与送餐员：费用上限放宽可能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配送费，Grubhub此前警告上限可能减少订单量和送餐员收入。2023年，纽约市推行的送餐员最低工资法（2025年4月将达19.96美元/小时）也引发类似争议，三家公司称将推高消费者费用并缩小服务区域。其他受益方：和解可能为其他城市提供模板，影响类似费用上限政策的制定。法律团队（如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因参与和解谈判而巩固了在科技与监管纠纷领域的地位。未来展望与潜在风险展望：和解标志着送餐平台与城市监管从对抗转向合作，纽约市议会的法案预计6月5日通过，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如旧金山、西雅图）的参考案例。放宽费用上限有助于平台恢复盈利能力，同时为餐馆提供更多营销选择。长期看，送餐行业需平衡消费者价格敏感性、餐馆盈利能力和送餐员收入保障，以维持市场竞争力。风险：放宽上限可能导致消费者配送费上涨，降低订单量，尤其在经济放缓背景下。餐饮业可能因成本上升进一步分化，大型连锁餐馆更能承受费用，而小型餐馆可能面临压力。此外，三家公司需应对其他监管挑战，如送餐员最低工资法（2023年被否决临时禁制令）和潜在的联邦反垄断调查。编辑总结 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与纽约市的和解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费用上限诉讼，标志着送餐行业与监管机构关系的转折点。新法案将上限从23%提高至43%，为平台提供更大灵活性，但可能推高消费者费用并加剧餐饮业分化。和解反映了疫情后餐饮与送餐行业的复杂博弈，未来需关注消费者反应、餐馆盈利能力和监管动态。投资者可关注三家公司的股价表现（DoorDash：DASH，Uber：UBER，Grubhub母公司Just Eat Takeaway：TKWY.AS），以及和解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4日：DoorDash、Grubhub、Uber Eats与纽约市达成和解，同意撤销诉讼，预计市议会放宽费用上限至43%。 2025年4月29日：U.S. District Judge Gregory H. Woods签署暂停诉讼命令，促成和解谈判。 2023年9月19日：法官裁定三家公司诉讼主张合理，驳回纽约市撤诉动议。 2021年9月9日：三家公司提起诉讼，挑战纽约市永久化费用上限的法律。专家与行业评论 DoorDash发言人Eli Scheinholtz（2025年4月30日）：“协作解决方案而非法庭是最佳路径，此和解为餐馆和送餐员创造更可持续的未来。” Grubhub发言人（2023年9月19日）：“费用上限有害且违宪，我们敦促市议会采取行动，恢复公平市场。” 纽约市议员Francisco Moya（2021年9月10日）：“送餐公司长期剥削中小餐馆，费用上限旨在保护小企业。”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06 00:11

特朗普想要强势美元或弱势美元？当下美元贬值为何更痛苦？

之际。在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元指数均大涨。近些年，欧元地位的崛起、金砖国家集团的发展、以及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政策掀起“去美元化”热潮，但美元地位依然稳固。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意味着什么？美元汇率的强弱常常以美元指数（DXY）来衡量，这是一个综合反映美元兑欧元、日元、英镑等一揽子货币汇率变化幅度的指标。弱势美元是指持续一段时间的美元贬值，强势美元则指持续一段时间的美元升值。【美元指数DXY走势图，来源：Trading Economics】影响美元指数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联准会货币政策、美国经济状况和市场因素等。当联准会升息、美国经济强劲和市场避险需求增加时，美元往往升值；当联准会降息、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风险偏好上升时，美元趋于贬值。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强势美元增加持有美元现金、美债和美股的吸引力，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需求较高；弱势美元则削弱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外资趋于流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强势美元意味着每单位美元可以兑换更多外国货币，从而驱动更多的进口，昂贵的美元汇率支撑了美国长期的消费主义。弱势美元表明每单位美元兑换更少他国货币，或每单位他国货币能够兑换更多美元，从而增加外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需求。无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还是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美国政府的本意都是有意令美元贬值，带动出口经济。特朗普想要强美元或弱美元？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传达的讯号也没有统一答案。有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会在骨子里推行强美元，他们最底层的愿望一定是弱美元，只是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不同。一方面，美国既想要通过一些列政策来驱动美元贬值，以增加美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实现特朗普承诺的减少近五十年来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强调，美国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弱美元不仅利于出口，也体现了“弱势美元霸权” — — 美元贬值降低其他国家持有美元储备的购买力并使得美国有能力施压外国政策，也能减轻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特朗普曾表示，如果美国失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那将相当于输掉一场战争。当前环境下弱美元是否带来更大痛苦？美国有意或无意推动美元汇率贬值的政策在历史上有多次实践，且略见成效。比如，本世纪初小布什政府默许美元走弱，美元指数大幅下跌，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出口增长加速；拜登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和宽松措施，容忍美元疲软，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但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想要兼得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的愿望却使得特朗普陷入“美元悖论”。有分析师表示，美元目前遭遇的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信用危机。特朗普没有在巩固美元国际地位上做太多努力，而是推行了不少加剧弱势美元或遭到强势美元反噬的政策，比如百年来最高的关税税率、威胁联准会独立性和减税法案中潜在的第899条款“外国资产税”等。政策反复调整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美元信心。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表示，美国政府种种政策对美元地位构成伤害，全球去美元化正在加速。摩根士丹利预计，2026年中美元指数可能会从当前的100左右降低至91，跌幅9%。华尔街从强势美元到弱势美元叙事的转变，伴随着的是美国股债汇三杀场景的累次出现，这种痛苦源自美国经济政策内生性矛盾和外围市场对美国政策信心的减弱。全球如何为弱美元做准备？在美元走弱之际，国际资本流向了欧洲、日本和部分亚洲市场，欧债一度火热，黄金也备受青睐。摩根士丹利表示，美国以外投资者正在重新审视在美国的敞口，不仅包括资产持有量，还包括相关的货币敞口。富国银行表示，美元弱势的中期叙事正在形成。摩根大通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增加日圆、欧元和澳币的配置；摩根士丹利也表示，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将是美元贬值的赢家。 5月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美元“宣战”，她呼吁欧洲夯实国际货币使用的三个重要基础——地缘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法律基础，以提升欧元的全球地位。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05 18:51

特朗普想要强势美元或弱势美元？当下美元贬值为何更痛苦？

之际。在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元指数均大涨。近些年，欧元地位的崛起、金砖国家集团的发展、以及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政策掀起“去美元化”热潮，但美元地位依然稳固。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意味着什么？美元汇率的强弱常常以美元指数（DXY）来衡量，这是一个综合反映美元兑欧元、日元、英镑等一揽子货币汇率变化幅度的指标。弱势美元是指持续一段时间的美元贬值，强势美元则指持续一段时间的美元升值。【美元指数DXY走势图，来源：Trading Economics】影响美元指数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联准会货币政策、美国经济状况和市场因素等。当联准会升息、美国经济强劲和市场避险需求增加时，美元往往升值；当联准会降息、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风险偏好上升时，美元趋于贬值。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强势美元增加持有美元现金、美债和美股的吸引力，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需求较高；弱势美元则削弱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外资趋于流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强势美元意味着每单位美元可以兑换更多外国货币，从而驱动更多的进口，昂贵的美元汇率支撑了美国长期的消费主义。弱势美元表明每单位美元兑换更少他国货币，或每单位他国货币能够兑换更多美元，从而增加外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需求。无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还是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美国政府的本意都是有意令美元贬值，带动出口经济。特朗普想要强美元或弱美元？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传达的讯号也没有统一答案。有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会在骨子里推行强美元，他们最底层的愿望一定是弱美元，只是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不同。一方面，美国既想要通过一些列政策来驱动美元贬值，以增加美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实现特朗普承诺的减少近五十年来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强调，美国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弱美元不仅利于出口，也体现了“弱势美元霸权” — — 美元贬值降低其他国家持有美元储备的购买力并使得美国有能力施压外国政策，也能减轻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特朗普曾表示，如果美国失去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那将相当于输掉一场战争。当前环境下弱美元是否带来更大痛苦？美国有意或无意推动美元汇率贬值的政策在历史上有多次实践，且略见成效。比如，本世纪初小布什政府默许美元走弱，美元指数大幅下跌，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出口增长加速；拜登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和宽松措施，容忍美元疲软，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但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想要兼得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的愿望却使得特朗普陷入“美元悖论”。有分析师表示，美元目前遭遇的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信用危机。特朗普没有在巩固美元国际地位上做太多努力，而是推行了不少加剧弱势美元或遭到强势美元反噬的政策，比如百年来最高的关税税率、威胁联准会独立性和减税法案中潜在的第899条款“外国资产税”等。政策反复调整的不稳定性也打击了美元信心。德意志银行分析师表示，美国政府种种政策对美元地位构成伤害，全球去美元化正在加速。摩根士丹利预计，2026年中美元指数可能会从当前的100左右降低至91，跌幅9%。华尔街从强势美元到弱势美元叙事的转变，伴随着的是美国股债汇三杀场景的累次出现，这种痛苦源自美国经济政策内生性矛盾和外围市场对美国政策信心的减弱。全球如何为弱美元做准备？在美元走弱之际，国际资本流向了欧洲、日本和部分亚洲市场，欧债一度火热，黄金也备受青睐。摩根士丹利表示，美国以外投资者正在重新审视在美国的敞口，不仅包括资产持有量，还包括相关的货币敞口。富国银行表示，美元弱势的中期叙事正在形成。摩根大通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增加日圆、欧元和澳币的配置；摩根士丹利也表示，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将是美元贬值的赢家。 5月底，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美元“宣战”，她呼吁欧洲夯实国际货币使用的三个重要基础——地缘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法律基础，以提升欧元的全球地位。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05 16:58

特朗普传大消息！路透独家：特朗普将签豁免一些法律要求以促进关键矿产

Biden)签署了类似的豁免，以加快新冠疫情期间疫苗和医疗设备的生产。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John Paul Helveston表示，美国对关键矿产的投资代表了对该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但短期内美国容易受到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Helveston说：“这一切意味着，假如美国希望在未来5到10年内获得这些矿产，美国就必须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

风枫06-05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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