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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他制定新规，追究高级宗教领袖（包括主教）若施以性侵或包庇者的责任。然而，许多倡导者仍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事通报义务。晚年，方济各因膝伤、肠道手术和呼吸疾病导致行动迟缓，先是使用拐杖，后改用轮椅，看似身体虚弱。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准确。他仍然经常出访，聚焦于非洲被剥削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谴责现代殖民者，在南苏丹推动和平。他打破现状的固执，令自己树敌很多。他撤换梵蒂冈机构中的保守派，限制传统派钟爱的拉丁文弥撒，允许平信徒（包括女性）参与主教会议，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并明确表示跨性别者可以担任教父/教母，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洗礼。他也没有支持不要给予支持堕胎权天主教政治人物圣体的呼声，包括当时担任总统的拜登。拜登说方济各称他是“好教徒”。他和蔼的魅力与常带微笑的面容，掩盖了他的另一面。在梵蒂冈内部，方济各被视为意志坚定——反对者称其冷酷——的管理者形象。他推动教会财政透明化，彻底改革梵蒂冈官僚体系。意大利人在梵蒂冈的传统权力基本盘，对他那种依靠少数亲信（多为耶稣会士）和直觉的、刻意出人意料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保守派天主教徒指责他淡化教义，始终不断发起抗议。这些潜在的不满时常爆发，几近中世纪式的分裂与异端争议浮出水面。但方济各也令许多自由派失望。他们原本希望他能推行进步政策。他对公开讨论持开放态度，为长期禁忌话题提供了空间，包括神父独身制、离婚后再婚者是否可领圣体，以及女性在教会中的更大角色。他开启了对这些议题的讨论，但往往对重大决策犹豫不前。 2022年，他在圣伯多禄大殿发表演讲时曾说：“我们常如彼得被锁在习惯的牢笼中。我们害怕改变，被习俗的枷锁束缚。” 一种新风格也许他教宗任期中最令人意外的，就是他竟然成为了教宗。 2013年3月，在本笃辞职后，教宗选举在教廷动荡、权力角力和财政丑闻中进行。本笃是近六百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宗。枢机主教们当时寻求一位有强大管理能力的改革者，但很少人预见到，当时7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方济各，会如何将改革热情与亲民魅力结合，在整顿教会的同时推动变革。他在圣伯多禄广场阳台首次以教宗身份发表讲话时，以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打破常规，风格朴实自然。他还开玩笑说，枢机们履行职责选出教宗，“看来他们几乎走到了世界尽头找到了我。” 方济各不仅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受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背景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是首位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名命名的教宗。圣方济各是一位苦行修士，毕生奉献于虔诚与贫困者。根据传统，他曾接受上帝的启示，重建教会。方济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谦逊风格。他在当选教宗期间入住的梵蒂冈旅馆亲自结账，出行乘坐简朴的福特福克斯，不住华丽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梵蒂冈的招待所。在圣周，他在一家青少年监狱为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洗脚。年老体衰后，他也常提到自己的虚弱，呼吁为老年人争取尊严。他的谦逊令人动容。当被问及一位据称是同性恋的神父时，他回答说：“我是谁，何以能评断？” 这句话登上全球头条，标志着梵蒂冈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方济各在教会危机时刻接掌大权。在工业化国家，教会出席人数下降，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削弱信仰，人们要求女性拥有更大角色，神父人数严重短缺。而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尽管信仰仍在扩张，天主教也正面临来自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激烈竞争。他很快试图让教会远离如堕胎和同性恋等分裂性话题，转而聚焦气候变化、贫困和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他的首次教宗出访是在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那里成为大批穿越地中海的非洲移民的登陆点。他的愿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充分体现。此文将天主教神学与环境保护和关怀边缘群体联系起来，同时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方面的过度行为。他频繁访问阿拉伯世界，支持那里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他不断造访“边缘地带”，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和人。 2019年，他曾跪下亲吻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的鞋，恳请他们实现和平。2023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他仍前往首都朱巴，谴责他们缺乏进展。 “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冲突，不要再有暴力和相互指责谁该负责，”方济各在南苏丹总统府的花园中说道，“让战争的时代过去，让和平的时代到来！” 他多次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起初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愿表态站队，但之后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乌克兰官员担忧，他所称的梵蒂冈秘密“斡旋任务”旨在调解战争，却没有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可能无意中帮助了敌人。方济各对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态度尖锐。他曾将教廷层级比作“迟钝、官僚的海关”。他指责某些教会官员自我感觉“不可或缺”，并受到“八卦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对梵蒂冈领导人的圣诞讲话逐渐演变为直白犀利的训诫，批评教会深受“神职主义”拖累——即“孔雀神父”和“机场主教”自认为高人一等，只在方便时现身，已经与信众脱节。他认为神职主义是教会许多弊病的根源，包括神职人员性侵丑闻。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些丑闻打击方济各，指控他包庇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革职的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在性侵危机问题上，他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痛苦的学习过程。他最初呼吁采取行动，但成效甚微；当危机在他任内再次爆发时，他本能地站在主教一边，并公开质疑一些受害者，从而危及他“弱势群体捍卫者”的形象。他最终通过承认自身盲点并与受害者对话，重新稳住了立场。他并未像一些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追究主教们的责任。但他实施了有实质性的改革，推动各国主教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并做出一项重要措施——下令彻查麦卡里克的晋升过程，最终将责任归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他议题上，方济各的立场也时常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同性婚姻，却呼吁神父对非传统家庭形式保持接纳态度，例如同性恋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等。他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又批准了禁止神父为他们祝福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他表示后悔，并最终推翻。他称刑事定罪同性恋“并不公正”，但也支持梵蒂冈反对一项旨在扩大LGBTQ人群保护的意大利法案。当德国主教团在2023年以压倒性票数决定为同性伴侣祝福时，梵蒂冈在他批准下进行了压制。方济各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模糊与渐进策略，是为了达成一项更大、更持久的计划——建立一个更具协商精神的教会，将权力从罗马下放至地方主教和神父。在本笃去世、终结有两位在世教宗这一异常局面后，方济各的支持者本希望他能更加自由地施展手脚。他们期盼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主教会议能带来大胆改变，当时议题包括女性执事授圣、神父独身制和允许神父结婚。但这一原本可能引发巨大震动的会议却以平淡收场。主教们呼吁赋予女性更多领导角色，但将其他重大问题留待日后讨论。事实上，方济各最持久的遗产，或许是他对教会神职体系的变革和枢机主教团的重构。这个机构曾长期由本笃和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保守派主导。在“人事即政策”的等级结构中，方济各的支持者希望他所提拔的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所选出的继任者——能继续走他所开辟的道路。意大利血统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街区，父母为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和雷吉娜·贝尔戈里奥，两人皆为意大利裔。他家前往阿根廷的过程，也成为贝尔戈里奥家族传说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订好了“玛法尔达公主”号轮船的三等舱，但由于拖延出售都灵的咖啡馆而错过启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艘船在海上沉没。几个月后，他们乘坐“朱利奥·恺撒”号安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现在仍有一位妹妹玛丽亚·埃琳娜·贝尔戈里奥在世。成长过程中，豪尔赫深受祖母罗莎·贝尔戈里奥的影响。她在意大利时曾加入天主教行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入侵教会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全家离开意大利。在弗洛雷斯，罗莎教他讲意大利语，并带有家乡皮埃蒙特方言，还培养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父亲马里奥则为适应当地生活，坚持使用西班牙语。天主教信仰在贝尔戈里奥家庭中是持续的精神支柱。当母亲因妹妹出生时身体虚弱卧床，年仅12岁的豪尔赫被送入一所由慈幼会神父运营的学校。这些神父不仅培养了他对穷人的责任感，也让他意识到自身在改善世界中的责任。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探寻事物的意义。”他回忆说。豪尔赫博学、聪明且虔诚，也打篮球，喜欢跳探戈。他在17岁生日还差六周时，正匆匆赶去和朋友见面，在弗洛雷斯街区时，他停在圣若瑟大教堂前。 “我感觉我必须进去——那种你内心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回忆说。在教堂里，他说自己“感觉有人从内心抓住了我”，带他进入忏悔室。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成为神父。”他说。他经常讲述关于上帝慈悲的故事，描述耶稣通过“慈悲与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感召税吏马太的那一刻。他说，他也感到上主一直在等他，于是将这个拉丁短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那就是我。”他后来对耶稣会神父、好友斯帕达罗说——斯帕达罗曾发表过对教宗的长篇访谈。“那就是我的感受。” 但豪尔赫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时他展现出理科天赋，母亲原希望他成为医生。他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也曾在探戈酒吧担任门卫赚零花钱。 1955年11月，高中毕业不久，他终于告诉父母自己要成为神父的决定。他母亲很不高兴，指责他误导了她。 “我没有骗你，妈妈。”他的妹妹玛丽亚·埃琳娜回忆起豪尔赫当时这样说，“我要去学的是灵魂的医学。” 旷野时期经过13年修行训练，豪尔赫·贝尔戈里奥于1969年被按立为耶稣会神父。耶稣会于1580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南美，这些殖民者在罗马默许下征服这片大陆。不过耶稣会抵制了一些最残酷的殖民暴行，为原住民建立了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未来的教宗传承了这种传统：亲近贫苦，尊重原住民，对欧洲扩张保持警惕，敢于抗拒，并对世俗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当贝尔戈里奥神父在36岁时接掌阿根廷耶稣会时，拉丁美洲和天主教会正陷入动荡。阿根廷正经历“肮脏战争”，残酷的军政府在全国杀害和拷打数千名反对者。拉丁美洲的教会也分裂严重，许多高级神职人员依旧紧贴权贵阶层，而不少耶稣会士则投身于“解放神学”，倡导教会为穷人争取社会变革。保守派教会领导人则将这种神学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位批评者便是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波兰的反共人士于1978年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并任命了一批对解放神学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主教。贝尔戈里奥神父与阿根廷本地教会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解放神学政治色彩过浓。后来他遭到指责，称他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领导期间，对两位被军政府绑架并折磨的神父未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控后来遭到传记作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他最终与其中一位神父和解，但另一位始终心怀怨恨。他在耶稣会的领导工作最终以争议告终。他曾吸引一批热情忠诚的神父追随者，但也结下不少敌人，部分原因是他被批评为专横独断。教会高层随后将他“流放”到德国，之后又被派往阿根廷科尔多瓦，这段时期他后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内在危机时期”。在成为教宗后，方济各承认，自己担任耶稣会领导时的行政方式并不完美。“我独断和迅速的决策方式让我陷入严重困境，并被指责为极端保守。”他对斯帕达罗说，“但我从不是右派。” 不过，这段“流放”在1992年被打断。当时阿根廷教会一位高层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辅理主教。六年后他成为总主教，重点投身贫民救助，召集一批神父专门在贫民窟传教服务。在2001至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中，他组织设立食堂，将分派到贫民窟的神父人数增加三倍，还建立了学校和戒毒中心，以应对国家服务的收缩。他将主教官邸改成神父宿舍，自己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教区大楼一间简朴的房间内。每年复活节前，他都会探访囚犯、艾滋病人或老人，这一做法在他成为教宗后依然延续。他对世俗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怀疑日益加深，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2 00:00

泉果基金调研安琪酵母

有优势，成本低，周期短、污染少、不存在宗教禁忌。 Q:24年汇兑损益影响来源，未来影响如何？ A:汇兑损益是财务费用重要的影响因素，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利息费用增加，贷款增加，汇兑有应对措施，远期锁汇等，会结合采购和销售业务，缩小风险敞口。 Q:未来海外工厂生产规划？ A:目前考虑的是让海外生产基地分布得更广，规避海运费用和汇率影响，货物的全球调配是下一步的考虑。Q:去年在酵母成本里面运费的金额是多少？ A:公司没有对外披露。 Q:以前收入目标在15%以上，25年年度目标在10%，考虑到了关税问题的影响吗？ A:公告的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内部目标，10%是股权激励目标，公司有比较详细的内部目标没有对外披露。 Q:竞对有促销行为，对公司有影响吗？ A:目前没有收到公司降价的信息，价格在市场上采取灵活的策略，看市场情况，公司会把握整体形势，目前公司是把产品做好，为客户创造价值。 Q:美国业务主要是从哪些地方出口，关税对此影响如何？ A:公司会根据具体情况择机选择出口地区，也会根据不同产品的利润空间进行调整。 Q:为什么宏裕包材报表上6.4个亿，公司合并报告只有4个亿？ A:关联交易抵消了。 Q:不同海外市场如何去展望？ A:海外市场占比还是比较低的，海外市场通过建设销售渠道去给客户服务，相比对手是有优势的。 Q:各地区增速的排序有吗？ A:公司只披露了国内外两个地区的增速，请查看公司的公告。 Q:酵母蛋白产业会有跨越式发展，公司怎么展望定位？ A:产能在山东、铁岭、宜昌都有建设，在各个方面都有应用，在这方面看见很大的机会，目前是把产能建设好，产品成本可控，做好内部的事情，有好的产品和合适的成本，定位能做好的事情。 Q:酵母蛋白和公司传统酵母有区别，在核心菌种储备上在行业处于什么地位？ A:比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有优势，生产周期短，污染低。 Q:公司酵母蛋白未来如何商业化？ A:在肉制品加工增加蛋白含量、增加乳制品蛋白含量、咖啡中替代奶，未来根据客户需求开发。 Q:成本下降很多，用水解糖多还是糖蜜多？ A:公司投了很多水解糖产能，对原料有需求，未来会根据两者价格分配使用比例，水解糖使用工艺在不断优化，成本也会有波动，水解糖成本还要考虑到运输成本，宜昌有较大的水解糖产能，未来在宜昌肯定还会使用水解糖。 Q:水解糖去年年末产能是多少？ A:45万吨，请看下公司披露的公告。 Q:并购上有什么想法？ A:以公司的公告为准，总体还是要增加全球的产能。以上内容与数据，与界面有连云频道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4-21 15:46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平等法案》中的“女性”是指生理性别，保护歧视跨性别人士应引用其他原则

法包含一系列“受保护特征”，包括种族、宗教和残疾。英国最高法院表示，这一裁决意味着跨性别女性将依照“性别重置”这一类别而非“性别”本身获得法律保护。霍奇勋爵承认全国关于跨性别权益的讨论愈发紧张，他称跨性别者是“一个脆弱且经常受到骚扰的少数群体”，同时指出，女性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奋斗。 “本院的职责不是制定有关如何保护这些群体利益的政策，”他补充说，“而是明确议会所制定立法的含义。” 虽然本案聚焦在“女性”的法律定义上，但由于英国最高法院将“性”的定义界定为“生物性别”，这一裁定同样适用于跨性别男性。社会各方如何回应裁决？裁决公布后，“苏格兰女性权益”组织的联合主管苏珊·史密斯在法院外表示，这一判决将确保“为女性设立的服务和空间，确实是为女性设立的”。她说：“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法》的保护。这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偏见或仇恨，也不是对另一个群体的敌意。这只是想说，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而生物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获得保护。” 《哈利·波特》系列的创作者J·K·罗琳支持“苏格兰女性权益”组织的法律行动。她在X平台发文表示为这个组织感到“自豪”，并称这起案件“保护了全英女性和女孩的权利”。而支持跨性别权益的团体则表达了担忧，同时呼吁对法院裁决的实际影响进行冷静、谨慎的评估。主张性别认同权益的“苏格兰跨性别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希望人们不要惊慌”，并组织指出，将会有大量评论迅速出现，可能会故意夸大这项裁决对所有跨性别者生活的影响。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首席执行官萨沙·德什穆克表示，需要时间来分析这一裁决的全部影响，“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但法院明确表示，跨性别者根据《平等法》仍受歧视和骚扰方面的保护。” 不过，英国LGBTQ+慈善组织Stonewall的首席执行官西蒙·布莱克表示，尽管英国最高法院确认跨性别者依法受到歧视保护，但“这对跨性别群体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来说仍将令人极度担忧”。为什么最高法院会介入此事？事件源于苏格兰议会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旨在将政府机构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提高至50%。在这项立法中，苏格兰政府表示，跨性别女性也可以计入这一目标。 “苏格兰女性权益”组织将苏格兰政府告上法庭，主张跨性别女性不应被纳入配额目标。之后政府修改指导意见，称只有拥有“性别认定证书”的跨性别女性才符合2010年《平等法》中“女性”的定义，因此可以计入配额。性别认定证书是英国政府发放的法律文件，授予那些已经以其认定性别生活至少两年，并打算终生维持这一性别认同、且被诊断患有性别焦虑症的人。这个过程并未因周三的裁决发生改变，获得证书的人可以在出生证等官方文件上更改性别，也可以以其确认性别结婚。 “苏格兰女性权益”组织继续在一系列法律诉讼中挑战苏格兰政府。2022年12月，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哈尔丹女勋爵驳回了这个组织的主张，称在《平等法》框架下，“性别”的定义并不局限于生物性别或出生性别。 “苏格兰女性权益”随后上诉至英国最高法院。周三，最高法院作出支持她们的裁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7 00:00

AOC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吗？

你们是否知道该说什么，无论你们的种族、宗教、性取向如何，也无论你们是否在某些问题上与我意见不同，只要你们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而战，只要你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战——无论他们是谁，认同什么，来自哪里——那就欢迎你。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受重视，每个人的生命都受重视。但那些通过牺牲同胞利益获得成功或优越感的政客，则走得越远越好。在这里，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团结才能赢得这场斗争。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无关党派标签，无需100%观点一致，工人阶级的团结最重要，今天站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你们最重要—— 无论我们是谁，来自哪里，我们都值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值得尊重。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许下神圣的承诺，最艰难的时刻要相互照应，最好的时刻要分享成功。因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毕生致力于团结广大民众的人。你们知道，最初激励我出来竞选公职的一个原因——当时我正在擦餐桌，看到电视上在播参议员桑德斯，他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享有医保这项人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不是我们应该去争取的东西，而是所有人都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人。我只想感谢他，让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人民的力量！ *AOC演讲有所删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3 00:00

2025年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行业上市公司ESG评级结果对比：基于2021-2023年度数据对比

金融界04-03 10:10

中国政坛惊现史无前例的一幕！南华早报独家: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调职务怎么回事？

非党员华人的宣传，以及监督中国境内外的宗教组织和政治团体。该部门还负责争取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支持。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是中共中央三大职能部门。中组部主管组织和人事管理工作，负责高级干部的考核和升迁工作，一向被视为最具实权。中央统战部是中共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工作对象是党外人士的代表人物，包括港澳台同胞、宗教人士、民营经济人士等。核安全专家李干杰是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被认为是六位技术官僚之一。他的职业发展非常出色。李干杰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及安全专业，获硕士学位，之后在国家核安全局工作了27年。随后，他曾短暂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并于2017年担任国家环境保护部长。次年，在国务院改组中，李干杰成为中国首任生态环境部长。 2020年，李干杰被任命为山东省省长，一年后升任省委书记，这是他首次担任重要地区职务，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仅仅一年后，他就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2023年4月，李干杰接替陈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被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盟友，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在清华大学当室友的时候。陈希任内，中国共产党打破传统，采用更加不透明的干部选拔、提拔和降职模式，让学者们比以往更难预测政治生涯。之前关于不同级别退休年龄的不成文规定也不再具有决定性。与此同时，加速提拔更多技术官僚被视为习近平实现中国技术自给自足战略的关键驱动力。分析人士认为，前政治局委员陈希在技术官僚晋升至最高权力圈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年71岁的陈希仍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院。该职位曾由现任政治局委员担任。石泰峰也曾在该校工作。自19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里，他担任过各种职务，包括学校法律系主任和副校长。2007年至2010年期间，他担任习近平的副手，当时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领导中央党校。 2010年，石泰峰被调往中国最富裕的工商业地区之一——江苏。2016 年，他成为江苏省省长，一年多后，又担任北方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2019年10月，石泰峰被任命为另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一直任职到2022年5月，之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石泰峰被视为习近平民族事务政策的主要实施者，该政策的基础是培养“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石泰峰任内，内蒙古通过各种措施成为落实习近平民族融合愿景的典范，这些措施包括强制使用普通话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审查艺术和文化作品、废除不符合民族政策的地方性法规。

tqttier04-02 12:26

关于猫的驯化史，你知道多少，人类对猫干的一件“大坏事”你知道吗？

与死去的主人一起制作成木乃伊，但也会在宗教仪式中大量被献祭。猫神巴斯特是一位猫头女神，被奉为保护神以及怀孕和分娩的女神。猫是自己驯化自己的吗？人们常说猫是“自己驯化了自己”。这是因为古代野猫可能主动选择在人类的农业定居点附近活动，形成了猫和人类之间互利的关系。这些定居点为猫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庇护。由于猫有助于控制老鼠，这些居民也容忍甚至欢迎猫的存在。与人为选择繁殖有特定性格的狗不同，家猫的驯化更多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那些更温顺、性格更好的猫更容易在人类环境中生存下来。猫和狗一样被驯化了吗？猫的驯化程度不如狗。猫大约在1万年前被驯化，而遗传学证据显示，狗是在1.4万年至3万年前被驯化的。关于某些野狼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演变成友好宠物狗，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在塑造狗的基因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猫。事实上，科学家认为，即使到今天，猫也“只是刚刚”被驯化。很多家猫其实还是野猫，喜欢生活在野外，自食其力。野猫和家猫之间也经常“上床”，这使得家猫仍然保留大量“野性”本能。人类对狗的繁育已有数千年，主要依据其能力和性格进行选择。而人类开始对猫进行有意识繁育，仅是在过去几个世纪。这意味着，狗的性格更稳定，更符合人类的需求。即便在今天，现代家猫的分类也主要依据外观。虽然外观在狗的繁育中也很重要，但过去更重要的是狗的能力，比如追踪猎物、放牧或守卫财产。猫的大脑正在萎缩，这都是人类的错和人一起生活是有代价的。新的研究显示，数千年的人类依赖让家猫的大脑变小了。 22年发表在《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现代家猫与其两个最亲近的野生祖先——非洲野猫（Felis lybica）和欧洲野猫（Felis silvestris）——的颅骨测量数据（颅骨大小是衡量大脑体积的一个指标）。研究团队发现，与野生祖先相比，家猫在过去约1万年中颅骨大小显著缩小，也就意味着大脑体积显著变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家的虎斑猫比野猫更“笨”。但研究人员表示，根据一种假设，这表明在驯化动物过程中优先选择温顺性，可能无意中改变了这些动物大脑的发育方式。这种变化很可能从胚胎时期就开始了，当动物的神经嵴细胞开始发育时就已经出现。这是一种脊椎动物特有的细胞类型，对神经系统等结构的发育起关键作用。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在动物驯化过程中选择温顺性，可能导致神经嵴细胞迁移和增殖的下调，从而引发兴奋性和恐惧感的降低。” “然而，这种下调也可能带来形态结构、压力反应以及大脑体积等方面的相关变化。”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重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早期研究，这些研究也对家猫与野猫的颅骨大小进行了比较。这些早期研究支持家猫大脑明显缩小的观点，但其中一些研究只将家猫与欧洲野猫进行了比较，而欧洲野猫现在已不再被认为是家猫的直接祖先。这篇新论文的作者希望通过将家猫与非洲野猫进行比较，来更新早期研究。基因研究已经证实，非洲野猫是现代家猫最接近的活着的祖先。研究团队发现，早期研究结果依然有效，家猫的颅骨体积比非洲和欧洲野猫最多缩小了25%。研究人员还分析了一些野生与家猫的杂交品种，发现它们的颅骨测量数据恰好处于野猫与家猫之间的中间值。所有这些表明，驯化在过去几千年中对猫的进化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许多其他被驯化的动物中。研究人员写道：“颅骨体积的变化，在羊、兔、狗等许多被驯化动物中都已被充分记录。” 研究人员总结说，了解这些变化不仅有助于揭示驯化对野生动物发育带来的影响，也提醒人们关注一个问题——一些野生物种正受到与家养动物杂交的威胁。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2 00:01

彭博观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痴迷，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看地图

的“肚脐”定在德尔斐（注，古希腊著名的宗教圣地，位于今天的希腊中部帕纳苏斯山南坡上，距离首都雅典还有180公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也提醒人们，在战情室里基于某一张地图来做地缘政治或军事决策时，必须格外谨慎。在当下这个语境中，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惯用的行事风格。格陵兰人并不想变成美国人（他们也没理由想变）。丹麦早就是北约盟友，不仅一直积极接待驻扎的美军，也非常乐意在北极合作对抗共同对手，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所以，美国根本不需要吞并、恐吓或破坏狗拉雪橇比赛气氛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格陵兰之间这场奇怪又不必要的危机，是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被自己心中的地图——不论是实际的还是比喻的——所束缚。为了澄清或强调某些东西，我们总要扭曲或忽视另一些东西，而这些取舍有时会导致糟糕的决定。这不仅适用于你我，也适用于特朗普。不同的是，他手中的权力足以造成长久的损害。对格陵兰本周那群被迫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东道主而言，这一切让人倍感混乱：几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混乱——就像有人把曾经在地图顶部的“东方”挪到别的地方，让一切看起来都颠三倒四。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9 00:00

“美元&人民币&港币”的历史本源和真相

位的啊，它是以上帝的名义，它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关键在这边，这上面有一行字，他说这个是美国联邦储备局标注，当然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记号。下面这段话就非常有趣了。美元本质上是美国ZF国库券，它是一张记账符号。既然如此，直接流通国库券就可以了，为什么流通这个符号呢？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这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金融常识。美国ZF发行的债券是远期信用，当赶走英国人之后，新的美国ZF，华盛顿和他的同事们，要建立新的ZF需要钱。那怎么办？他们决定发行国债，国债直接流通，当然也可以。但是，国债毕竟是远期信用，他需要一种变现的方法，变成即期承兑的票据，也就是明天可以用，可以流通的货币。其实后面这段话，就告诉你，这是一张即期承兑的票据。整个的结构设计是这样的，美国ZF发行了国债，由一些私人银行，组成了一个叫美联储的机构承兑，其实我们把对国家的债券进行承兑的这样的机构，或者叫结算或叫清算机构，就称之为中央银行。但是，当时美国只能由私人银行联合来承兑国家发行的债券，这就形成了美联储和美元的特殊关系。当解读美元时，不能忽略掉它的人民性质。在谈到美元出现的时候，有一段话，这个大家必须记住，特别是年轻人。这句话叫No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它的意思是“无代议不纳税”，这是美元发行的伦理原则，也是美国革命的重要原则。它是革命的产物，同时它也遵循了革命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美元有固有的道德优势。为什么说美元是归立法权管辖，或者是受人民的约束，就是源于这句话。无代议不纳税，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跟美元有联系呢？因为美国ZF，发行的债券是以老百姓的税收为备兑支付基础的。发行这张纸必须要老百姓同意，没有立法权，无代议，没有议政的权利，就不纳税，这是一个重要的货币管理原则。这个原则，奠定了美元的伦理基础，这也是它日后强大的、非军事的软实力。美元霸权的历史里面我要讲一段故事。1944年7月1号，44个国家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公园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载史册，他叫怀特，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官员，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金融专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往往是美国最顶级的金融专家。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他的财政部，一开始就是靠融资的，他像一家公司，是靠融资的，所以他必须依靠金融专家。反而美联储的专家，往往是优秀的财政专家，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平衡。）这个怀特呢，很有趣，他充满着神秘，1944年的怀特是财政部官员，1946年被发现他是苏联间谍，之后1948年他就莫名其妙地死了。但是，怀特方案已经确定了美元代替英镑成为全球结算货币这样一种现实。怀特方案也导致了美联储基本上成为准世界银行，或者叫准世界中央银行。与怀特方案同时推出的，还有凯恩斯方案。大家都知道，凯恩斯是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座的可能有学金融的，但是中国学金融的孩子，可能并未深刻理解什么是怀特方案，也未必真正了解什么是凯恩斯方案，或者是搞清楚了二者的区别。今天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因为中国在1995年实施了东方版的怀特方案。今天，我们的金融问题，大部分与这个怀特方案有关。当时1944年，战争接近尾声，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被打的稀烂，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国家，没有信用可言。那么他要重建经济，必须要有ZF信用，这个信用的源泉由哪里来？显然，他们需要他国强大的信用支持。我们的革命可以土改，可以工商业改造，所以我们有资产来源，我们其实建立信用是有物质基础的。一个被打的稀碎的德国、法国，新ZF信用从哪里来呢？必须借助信用，就是别人对他的一种信用背书，或者是提供一种主权货币备兑支付手段。所以凯恩斯提出来，就是英国人的想法，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做全球清算和结算。同时，由世界中央银行给这些需要信用的国家提供信用。给它贷款，或者是给它信用额度。这样的话，它就有了信用，它可以根据自己的信用来发行自己的钞票。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世界中央银行可信。当时全世界的黄金大部分在美国，美国经济没有遭受战争影响，美元又非常强大，如果美国同意建立这个世界中央银行，那么凯恩斯方案就可行。可惜，美国人不同意，所以美国提出怀特方案，就是美联储提供信用支持。知道怀特是间谍之后，我一直在找他的方案的瑕疵，既然是苏联间谍，他出这个方案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事实上怀特方案确实是一个陷阱，这导致1971年经济危机大爆发。但是，怀特方案，整体上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怀特方案还是体现了美国人完整的帝国思路。怀特方案有两步：第一步为了让全世界确认美国人印的这个钞票，是有信用的，他决定与黄金挂钩，就是黄金和美元在一个价格上挂钩，美国老百姓不能换，但是外国ZF，这44个国家的ZF，借用了美国信用的ZF可以换，这样的话，你就相信了我的美元是不贬的，你就按怀特方案走就行了，你就是按美国给你的信用为依据发行等额钞票。什么意思？大家看一下这张钞票，港币上面有四个字，凭票即付，意味着这张钱是兑换券，它叫美元兑换券，你拿到这张钱，到发钞银行，你把这个钱，放在桌上，你不用讲话，他按7.8换给你美元，这就是怀特方案的本意。怀特方案，意味着美元变相成为全球货币。 1983年12月份香港人接受了怀特方案。要记住，1982年打的马岛战争，1983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谈完收回香港之后，撒切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香港使用怀特方案。这个事情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把它说清楚，因为直到今天，香港的衰落都是因为这四个字，“凭票即付”，不然的话，香港今天不会这么惨。怀特方案，相当于美元境外流通，只不过他通过代币的方式，那个时候德国马克，法郎，甚至英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美元兑换券。所以美元变成了全球流通货币，美国本土只流通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在全球流通。记住，中国执行怀特方案是1995年**的改革，那时候我们开始联系汇率，人民币开始作为美元兑换券而存在，直至今天。怀特方案很重要，但怀特方案有瑕疵，就是跟黄金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这件事情有瑕疵。因为，作为经济学家，通常是考虑一个完美的结构，他没考虑会有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战争，把美国的财政平衡打破，打破以后，美元多印了以后，开始出现美元和黄金价值的背离。所以，六十年代，以戴高乐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开始拿美元换黄金，然后他们开始重建自己的主权货币，重建法郎、德国马克和英镑的主体性。他们最终重新成为主权独立的货币，这就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管它叫石油危机，其实是美元价值遭到质疑，美元价格开始剧烈波动。美元1971年的8月15号结束了和黄金挂钩，当然早就想结束，因为尼克松一直对怀特方案很不满，尤其是知道他是苏联间谍之后，他就更不满，早就想结束。那么美元的历史，在怀特故事里面，跨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1944年之前，美元还不能算是一个霸权货币，从1944年怀特方案之后，真正建立了美元的霸权。美国的霸权比美元的霸权，差不多早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个对中国有启发，就是军事霸权，往往并不必然导致经济霸权，或者是货币的霸权，它这个时间的跨度大概将近有半个世纪。到了1971年怀特方案结束之后，美国进入到石油美元，那么怀特方案即是开启了美元霸权，又是结束黄金美元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1971年美国结束了黄金美元，美元进入石油美元阶段。石油美元从1971年开始，我估计会持续到2021年。大体上在2025年左右，世界可能进入碳美元的时代。美国也在做努力，除了中国在拼命准备人民币崛起，美国也在安排美元的未来。石油美元的时代，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时代。但是，石油美元的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和解体，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约束。虽然，内部的道德约束还在，但是外部约束没有了，所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弱约束的时代，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此后，美国进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奥巴马用了十年时间，试图扭转这个历史趋势，但是奥巴马的力量不够。美国这个国家是个会思考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也是需要后面挨一脚才能前进。因为，没有外部力量的压迫，它也很难形成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它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上。二、人民币的故事人民币的信用，确实是革命的产物。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从红军时期的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从毛泽民的苏区货币时代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就比较成熟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发行已经基本成熟了，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有了成片的根据地我们开始把它归结和统一。到1948年第一版人民币，已经是非常经典的主权货币了。我觉得第一版人民币真的是珍贵的，因为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主权特征的货币。1955年之后，它的主权特征被削弱了。 1955年到1995年，人民币实际上是卢布信用的延伸。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主权信用，但是它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主权信用。四十年之后，1955年到1995年，四十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市场化要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决定跟美元信用接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做了一次重大的决策，就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很多人问我，1995年的汇改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我一直这样说，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汇率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需要两样东西。在1995年，中国资本严重稀缺，我们需要大量的引入资本，引入资本，就得借助别人的信用，接受东方版的怀特方案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我们中国制造要走向全世界，也需要结算和清算方便。在那个时刻，特定的历史时刻，在货币主权上，做出适当的让步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正确的事情，都有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当一件事情，走过它的时间约束，就走向了正确的反面。2005年，中国的资本稀缺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产品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反思我们的联系汇率制度。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进行反思，并且做出适度的政策安排，可能能够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三, 港币的故事这是港币，这张钱，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在1983年12月之前，这张钱是一张具有主权特征的货币，也正是这张主权特征的货币，使得香港成为四小龙之一。 1971年之前，港币是跟英镑挂钩的，1971年港币取消跟英镑挂钩，成为独立的主权货币， 1983年它重新跟美元挂钩，成为了另一个怀特方案的一部分。正是这张纸的变更，导致了超级地租的出现，也就是这张纸，导致了香港资本大规模流出。从1983年到1997年，我们估计至少5000亿镑以上的资本，因资产泡沫大规模上升而撤走。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估计更多，他们认为可能高达一万亿镑资本流出。这件事情，1997年并未结束，资本仍然在流出，因为超级地租更严重了，而且现在不但流出自己的资本，也成为中国资本外泄的一个重要通道。不要小看怀特方案，这是剥皮的方案。是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它，借助它，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戴高乐，法国在1944年接受了这个方案以后，二十年之后，法国进行了反思，他们终结了法郎的兑换券的地位，成为主权货币。 #加息RMB贬值# #人民币暴跌#

老虎证券03-26 12:51

经济学人：医院如何参与抬高美国人的巨额医疗费用

2.5万名医生，也提供健康保险服务。由宗教慈善机构运营的连锁机构CommonSpirit Health拥有142家医院，是美国第三大医院集团，仅次于HCA和由联邦政府运营的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但非营利性质并未在控制成本方面带来多少帮助。许多非营利医院的行为与盈利性医院无异。对于一些大学来说，医院服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大头。2024财年，斯坦福大学63%的运营收入来自对公众提供的医疗服务。芝加哥大学的这一比例为56%。匹兹堡大学附属的UPMC拥有一家盈利性保险公司、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和五家海外盈利性医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白鸽指出，非营利医院在为贫困患者提供慈善医疗上的投入，甚至少于盈利医院，而且富裕的非营利医院反而提供得更少。数据显示，平均每花费100美元，非营利医院仅用于慈善医疗2.30美元，而盈利医院为3.80美元。与此同时，非营利医院享有种种优惠，例如几乎无需缴税，可以以优惠利率发行债券等。从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似乎计划采取一些措施来改革美国问题重重的医院体系。上个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迅速实施和执行”他在第一次执政期间推出的法规，要求医院提高价格透明度。业内分析人士预计，共和党议员还将推动“场所中立”政策，也就是不论服务发生在医院还是医生诊所，Medicare都支付相同的费用。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是“颠覆”。去年11月，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 Catalyst收购了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连锁医院Summa Health。这家公司认为可以通过技术“重塑和改善未来的医疗服务”。长期忍受高成本之苦的美国患者不知能否指望政府和风投。（经济学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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