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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没了CEO股价反而上涨了,企业真的需要一位比员工薪资高数百倍的CEO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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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里卡多·塞姆勒,他在1989年为《
哈佛
商业评论》撰文,介绍了他如何减少企业管理层级,使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距离更小。 “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是许多企业弊端的根源,因为顶层离底层太远,”塞姆勒写道。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没有管理者的管理》。 塞姆勒表示,在员工持股制度和扁平化管理模式下,公司业绩得到了改善。 他指出,“金字塔结构强调权力,助长不安全感,扭曲沟通,阻碍互动,让负责规划的人和负责执行的人很难朝同一方向努力。” 至今,Semco依然没有总部、组织架构图,甚至没有职位名称。该司在其官网上解释称:“当没有人掌控全局时,每个人都会对团队的最佳利益负责,对客户体验负责,并推动业务增长。” 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没有CEO并非行业常态,也有充分的理由。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旗下人力资本中心负责人戴安娜·斯科特表示,企业如果没有CEO,可能会面临管理挑战。 她认为,一支乐团可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但一位优秀的指挥——就像一位出色的CEO——可以协调各个部分,使整体表现优于个别部分的总和。 事实上,大多数公司最终还是会选择任命CEO,即便曾在短期内尝试无CEO模式。例如,2016年《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过一些没有CEO的公司,但其中大部分后来都恢复了这一职位。 瑞士奢侈品集团历峰集团(Compagnie Financière Richemont SA)在2016年决定不再设立CEO,以取代即将退休的理查德·勒普。但去年5月,公司结束了长达近10年的无CEO时期,任命前梵克雅宝CEO尼古拉·博斯担任CEO。 公司解释称,“恢复CEO职位将有助于简化决策,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同样,员工参与软件公司Peakon在被Workday公司以7亿美元收购前,也曾长期没有CEO。而Workday本身则由CEO卡尔·埃森巴赫领导。 零售巨头Abercrombie & Fitch在2014年CEO迈克·杰弗里斯离职后,也曾长达两年没有CEO,直到2017年任命弗兰·霍洛维茨为CEO,她至今仍领导公司。而杰弗里斯去年秋天因性交易犯罪指控被逮捕。 斯科特总结道:“今天的领导者如果能充分认识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人才的多样性,并找到激励他们的方法,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员工的潜力,并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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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26 00:00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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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曼(Jason Furman)是
哈佛大学
经济政策实践讲席教授,曾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深度分析文章指出,拜登经济学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急于解决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很多基本的经济原理。 The White House, CC BY 3.0 US
, via Wikimedia Commons 虽然对于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有许多解释,但选民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可能是决定性因素。选前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摇摆州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甚至有更高比例的选民对生活成本表示担忧。 在出口民调中,75%的选民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负担”。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指标,这些观点可能令人意外。毕竟,失业率很低,通胀已经下降,GDP增长强劲,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然而,这些数据未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内价格剧烈上涨给许多美国人带来的持续影响,这使得他们更难支付食品杂货、偿还信用卡债务以及购买住房。 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2021年,拜登上任时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 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 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 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 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 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 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 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 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 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 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 大手笔支出 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 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 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 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 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 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 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 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 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 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 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 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 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 通胀压力 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 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 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 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 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 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 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 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 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 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 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 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 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 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 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 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 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 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 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 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 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 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 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 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 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 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 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 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 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 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 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 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 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 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 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 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 绿色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 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 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 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 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 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 《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 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 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 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 社会政策的缺失 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 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 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 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 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 回归基本经济原则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 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 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 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 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 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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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25 00:00
马斯克成了最危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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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tran,22岁,职业黑客,
哈佛大学
在读生,xAI黑马马拉松比赛亚军,致力于用算法取代政府的传统人力模式。 简单来说,预算评估、行政审批乃至国会报告,全部交给AI去做。 bobba,21岁,印度裔,加州伯克利大学在读生,主导财政支出实事监管系统,有权直接冻结联邦支出。 Edward Coristine,19岁,职业黑客,美国东北大学在读生,曾为俄罗斯提供AI服务,现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高级顾问,负责国家边境安全。 6位年轻人,每一位都有潜力成为未来科技行业的引领者,现在却甘愿不拿工资,每周工作时间长达120个小时,不顾安危卷进政治斗争中。 马斯克称他们是地球上最优秀的6位软件工程师,外界人称“DOGE六君子”。(暗示他们的下场可能如戊戌六君子,不太好。) 马斯克和DOGE六君子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即2026年7月4日前,彻底推翻美国运转了两个多世纪的体制。 第一个挨刀的,是拥有1.2万名员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裁得只剩294人。 目前为止,这个小团队日均砍掉美国政府1.26亿美元的预算。 看起来夸张,但按这个速度,预计到明年7月,只能砍掉670亿美元,远远低于特朗普最终削减2万亿美元预算的目标。 所以还得加大马力,真正的大动作,或许还没有来。 后续,甚至还要动奥巴马医改下的Medicaid和Medicare等项目。 这个可以说是众望所谓,奥巴马医改的年度预算高达26%,甚至比美国国防开支的13.3%还要高一倍…… 粗略计算,至少200万美国公务员将被要求主动辞职。你要是不自己走,到时候一毛钱补偿都不给。 再加上那两千多万还在领社保的“幽灵”,影响的人难以测算。 总而言之,裁人这块,目前的DOGE完全可以做到。 但有一件事更危险的事,仅凭几个人和现有的AI技术可能无法做到:查账。 美国政府过去这么多年的账,绝对波及到全世界。就这么几个人,无论怎么天才,就算各部门把账本送到案前让你查…… 查到特朗普下台,这账都不可能理得清。 别说6个人,就是6万人,三五年之内也很难查阅完。 就算真请这么多会计来查,人多鱼龙混杂,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公正性。 人不可能办到,只有更强大AI可以。它将光速整合所有单位的所有数据,钱去哪了、经谁的手、效果如何,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具体怎么做?至少有4个方向。 第一,锁定资金流向。 AI通过分析资金的流通路径,追溯到资金末段,判断这笔钱的合理性。 第二,扫描财务数据。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对比数据和政策,快速发现资金是否存在利用法律漏洞套利的可能性。 第三,自动处理。 AI不间断分析海量的政府文件,自动筛选可疑的数据,极大缩短效率部发现问题的时间成本。 第四,自我升级。 AI也会犯错,但“对抗训练”机制可以将AI错判的数据重新编码为新的训练数据,不断提高准确率。 …… Gork 3之前的AI,也可以做到这些事。 尤其是凭借第四点,自我升级的能力,效率会越来越高。 但是,能不能在2026年7月4日前完成目标? Gork 3之前,毫无疑问不能,否则马斯克没必要烧钱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Gork 3可以吗?毫无疑问也不能,否则同样没必要以公认收益低的方法,继续烧钱。 马斯克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时间。 当然,若能实现突破、真的大力出奇迹了,那更好。 但这不是第一优先级。 不论能不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只要能缩短达成目标的时间,至少对马斯克本人和效率部的几人而言,就是赚的。 03 时代旋涡 很明显可以看到,马斯克的改革并不是循序渐进的。 而是直接利用科技,试图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对沿用两百年的体系进行降维打击。 这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的改革,底层逻辑和外在表现是类似的。 总体上都是直接用暴力手段,打破旧的体制。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四个新的变量。 第一个是体量。 综合所有层面,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国家。 船大难掉头,过去体量不足其百分之一的国家想要变革都无比艰难,何况是这尊巨无霸。 第二个是时间节点。 当下毫无疑问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夕。同前三次科技革命一样,生产力的飞跃将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量,这些新的财富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利益受损的群体。 打不过你,但只要还有好处,也不是不能跟你混。 这实际上减少了很多矛盾,还是那句经典台词:谁赢,他们跟谁。 第三个变量,是马斯克本人。 马斯克被称为美国版张居正,和DOGE六君子一样,这个称呼同样暗示了不好的结局。 他动的不仅仅是美国官僚体系的蛋糕,届时这场改革很可能将扩散至全球每一个角落,人类社会所有的政治游戏规则都将被改写。 这不是选择题,AI技术对治理逻辑的重构,正如工业时代的到来推翻了君主制,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大趋势。(比如最近深圳引入AI公务员,或许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如此大的漩涡中,改革能成功就罢了,马斯克的地位没有人可以动摇;若半路折戟,旧体系的反扑也不是他可以承受的。 只有前一种情况,第四个变量才有意义。 最后一个变量是速度。 这次虽然算得上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仅仅想用一年多就完成变革,这是前无仅有的疯狂,也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 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能否跟得上?有没有必要这么急? 乐观点看,马斯克不是政客,他的DOGE并不是正规部门、权力的保质期只有4年。 他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成为新的掌权者,而是为自己移民火星的终极理想服务。 所以这种急迫,同样表现在太空事业上。 大多数人都很费解,为啥马斯克那么频繁发射火箭,好像非得赶着这几年上太空。 商业因素固然有,更多则是人生苦短的无奈。 马斯克1971年生,今年已经54岁。而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6.6岁,就算他能蹦跶到100岁,也还就剩40多年。 即便飞船没问题了,还得验证宇航员培训、前哨基地建设和补给等一系列问题。 按正常发展速度,他到死都不可能看到登陆火星。 他没有时间等技术逐步完善,必须尽快推动技术迭代。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只有让全世界、至少是美国快速完成升级,为自己的终极理想服务。 全人类都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请上了通往星辰大海的方舟,真的太仓促了。 而我们除了点赞转发,又能做些什么?(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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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汇
02-22 17:29
强脑科技韩璧丞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25届年会”的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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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后来2014年我就来到了这个
哈佛大学
去读书,去学习这个神经科学,去了以后我到处找老师去问关于脑机接口如何编辑我们大脑,如何编辑我们思想,后来我有一个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脑机接口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样的容易,他说有一个医生叫菲利普,然后他也是对脑机接口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到处找人去做实验,比如说他找蒋老师,说蒋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做一个实验。蒋老师可能说做什么实验?他说蒋老师我要在你大脑上开一个颅,然后把电极放到你的大脑里面,然后你说话我去记录你这个大脑的信息,后来这个菲利普医生真找到了三个人来做这个实验,但是第四个他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后来他就让他的医生在他的自己大脑里面做了开颅手术,然后放了两个电极,然后当他起来之后他自己走到实验室里面去记录了他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个信息,并且通过说话来去匹配人类语言和大脑信息的相关性。 然后我们老师跟我讲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现在做脑机接口研究,你要做好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读书,我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招我,但是我后来有点想明白了。 后来我也在到处找脑机接口的方向,直到就是遇到了一个学生,他也是MIT的一个本科生,他在之前做实验的时候把自己的右手给炸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他的右手其实是戴着一个钩子,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天天做实验,我们的工程师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后来大家想脑机接口既然可以读到人们大脑的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帮他做一个手,能够让他重新的生活。 我们后来帮他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手,那个手只能做非常简单的开和张,但是我们发现他非常喜欢,天天拿着这个手到处走,然后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大家看残联官网的数据会发现仅在中国肢体残疾的就有2400多万人,这部分人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看到这部分人,有这么多人他都在哪里这些人。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肢体残疾人,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疾人,此时此刻现在都待在家里,包括我们最初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个人也去了大概几百个残疾人的家里,发现他们都不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帮他做一个产品,能够让这些人从家里走出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 但是这样就要解决神经信号采集和对外部机械控制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人的脑电是非常的复杂,因为人的大脑信号是一个正负50微伏的一个信号,大概什么概念呢?是一节5号电池的一百万分之一,这就是我博士第一年每天的生活,上面都是我,就是每天都要戴这个非常复杂的脑电设备,而且它需要抹导电膏,所以要洗头,洗完头之后再抹导电膏,然后采集脑电,做完实验以后再洗一次头,我以前每天做两次实验大概要洗四次头,所以我博士第一年基本上洗了800多次头。然后我妈就非常的好奇在
哈佛大学
读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有时差,结果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在洗头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也在洗头呢,后来我妈相当一段时间怀疑我在勤工俭学给别人洗头。但是其实是在做这个脑机接口的实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把传感器做出来之后,我们又想知道这个神经信号到底能不能控制外部的机器人,所以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火的大概七八年前我们就在地下室里搭建了一套人形机器人,直接连接我们的大脑信号,我想去控制它,看看能控制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机器人已经基本上能做出我想做的一些动作,虽然在当时也有很多的延时,后来我们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一个团队就做一个事情,就是手,因为我们发现手是脑机接口里面最难的技术,我们如果去看美国对于脑机接口科研经费的支持,会发现相当大一部分会放在手,神经控制手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是人才当中最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通过直接采集人类大脑传递到残臂上的神经信息去控制这个手,这个视频里面的人叫倪敏成,是来自金华的一个用户,后来他也安装了我们这个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安装完这个假肢之后他几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后来这双手也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用意识直接去控制的,去做每一个手指动作的这个智能假肢,后来我们也在2018年正式的从美国带了一整个团队回到了国内,也落在了杭州,在杭州待了半年以后我们有一天突然从办公室走出去,发现我们门口的那条路的名字竟然就叫做钱学森路,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的感动,然后和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路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像钱学森这样强的能力,这样厉害的工程能力,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像钱老一样做出一些非常重大的技术和一些影响。 这款产品在2023年的亚残运会的开幕式上也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环节的一部分,就是点燃火炬,当时这个运动员叫徐佳玲,是一个没有左手的游泳运动员,当时我们帮她配装完假肢之后她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里面接火炬,并且点火炬,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这种大型会议上让一个残疾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当我们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工科的话都会把这个突破,我觉得DeepSeek的这轮兴起除了让这个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能做出非常好的技术以外。 最近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我发现中国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开始对自己有非常大的自信,今天下午我也分享了,其实在我们公司我们有很多人崇拜马斯克,我最近发现很多人已经把他们桌面的屏保从马斯克改成了DeepSeek的梁文锋,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开始崇拜自己人了。 比如说我们其实做脑机接口已经做了快十年了,我觉得我们跟马斯克的这家公司也一直在做研发。这是马斯克大概在两个月前发布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面说他希望在未来,在很远的未来能够让一个人做开颅手术,然后帮他把这个手换成机械手来去进行操作,因为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备。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甚至都可以去弹钢琴,去写字、画画这样非常复杂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不会再去崇拜美国或者海外的技术,而是更相信自己努力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 我们除了帮助做上肢以外,现在也帮助这些没有大腿的人去做神经控制下肢,我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有些人虽然没有脚也能跑跑跳跳,比如刀锋战士,但是大部分这些人都是脚部截肢,就截到脚。当真正截到大腿的时候这些人会失去他的运动能力,所以我们也帮他开发了一个能够让没有大腿的人重新生活的一个产品。 甚至这个假肢还可以进行攀岩,这个就是在王石主席的大梅沙的攀岩墙上,当时45米高,我也试图爬了一下,我没有爬上去,但是我们残疾人佩戴了一个假肢成功地进行了攀岩。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我们的能力其实也非常小,就是一个团队在搞科研。但是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技术去守护这些最普通的人群,希望能够让这2400万肢体残疾的人恢复正常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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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22 15:30
强脑科技韩璧丞:DeepSeek的兴起让中国年轻人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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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后来2014年我就来到了这个
哈佛大学
去读书,去学习这个神经科学,去了以后我到处找老师去问关于脑机接口如何编辑我们大脑,如何编辑我们思想,后来我有一个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脑机接口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样的容易,他说有一个医生叫菲利普,然后他也是对脑机接口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到处找人去做实验,比如说他找蒋老师,说蒋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做一个实验。蒋老师可能说做什么实验?他说蒋老师我要在你大脑上开一个颅,然后把电极放到你的大脑里面,然后你说话我去记录你这个大脑的信息,后来这个菲利普医生真找到了三个人来做这个实验,但是第四个他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后来他就让他的医生在他的自己大脑里面做了开颅手术,然后放了两个电极,然后当他起来之后他自己走到实验室里面去记录了他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个信息,并且通过说话来去匹配人类语言和大脑信息的相关性。 然后我们老师跟我讲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现在做脑机接口研究,你要做好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读书,我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招我,但是我后来有点想明白了。 后来我也在到处找脑机接口的方向,直到就是遇到了一个学生,他也是MIT的一个本科生,他在之前做实验的时候把自己的右手给炸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他的右手其实是戴着一个钩子,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天天做实验,我们的工程师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后来大家想脑机接口既然可以读到人们大脑的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帮他做一个手,能够让他重新的生活。 我们后来帮他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手,那个手只能做非常简单的开和张,但是我们发现他非常喜欢,天天拿着这个手到处走,然后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大家看残联官网的数据会发现仅在中国肢体残疾的就有2400多万人,这部分人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看到这部分人,有这么多人他都在哪里这些人。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肢体残疾人,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疾人,此时此刻现在都待在家里,包括我们最初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个人也去了大概几百个残疾人的家里,发现他们都不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帮他做一个产品,能够让这些人从家里走出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 但是这样就要解决神经信号采集和对外部机械控制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人的脑电是非常的复杂,因为人的大脑信号是一个正负50微伏的一个信号,大概什么概念呢?是一节5号电池的一百万分之一,这就是我博士第一年每天的生活,上面都是我,就是每天都要戴这个非常复杂的脑电设备,而且它需要抹导电膏,所以要洗头,洗完头之后再抹导电膏,然后采集脑电,做完实验以后再洗一次头,我以前每天做两次实验大概要洗四次头,所以我博士第一年基本上洗了800多次头。然后我妈就非常的好奇在
哈佛大学
读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有时差,结果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在洗头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也在洗头呢,后来我妈相当一段时间怀疑我在勤工俭学给别人洗头。但是其实是在做这个脑机接口的实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把传感器做出来之后,我们又想知道这个神经信号到底能不能控制外部的机器人,所以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火的大概七八年前我们就在地下室里搭建了一套人形机器人,直接连接我们的大脑信号,我想去控制它,看看能控制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机器人已经基本上能做出我想做的一些动作,虽然在当时也有很多的延时,后来我们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一个团队就做一个事情,就是手,因为我们发现手是脑机接口里面最难的技术,我们如果去看美国对于脑机接口科研经费的支持,会发现相当大一部分会放在手,神经控制手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是人才当中最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通过直接采集人类大脑传递到残臂上的神经信息去控制这个手,这个视频里面的人叫倪敏成,是来自金华的一个用户,后来他也安装了我们这个手,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安装完这个假肢之后他几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后来这双手也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用意识直接去控制的,去做每一个手指动作的这个智能假肢,后来我们也在2018年正式的从美国带了一整个团队回到了国内,也落在了杭州,在杭州待了半年以后我们有一天突然从办公室走出去,发现我们门口的那条路的名字竟然就叫做钱学森路,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的感动,然后和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路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像钱学森这样强的能力,这样厉害的工程能力,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像钱老一样做出一些非常重大的技术和一些影响。 这款产品在2023年的亚残运会的开幕式上也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环节的一部分,就是点燃火炬,当时这个运动员叫徐佳玲,是一个没有左手的游泳运动员,当时我们帮她配装完假肢之后她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里面接火炬,并且点火炬,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这种大型会议上让一个残疾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当我们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工科的话都会把这个突破,我觉得DeepSeek的这轮兴起除了让这个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能做出非常好的技术以外。 最近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我发现中国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开始对自己有非常大的自信,今天下午我也分享了,其实在我们公司我们有很多人崇拜马斯克,我最近发现很多人已经把他们桌面的屏保从马斯克改成了DeepSeek的梁文锋,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开始崇拜自己人了。 比如说我们其实做脑机接口已经做了快十年了,我觉得我们跟马斯克的这家公司也一直在做研发。这是马斯克大概在两个月前发布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面说他希望在未来,在很远的未来能够让一个人做开颅手术,然后帮他把这个手换成机械手来去进行操作,因为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备。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甚至都可以去弹钢琴,去写字、画画这样非常复杂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不会再去崇拜美国或者海外的技术,而是更相信自己努力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 我们除了帮助做上肢以外,现在也帮助这些没有大腿的人去做神经控制下肢,我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有些人虽然没有脚也能跑跑跳跳,比如刀锋战士,但是大部分这些人都是脚部截肢,就截到脚。当真正截到大腿的时候这些人会失去他的运动能力,所以我们也帮他开发了一个能够让没有大腿的人重新生活的一个产品。 甚至这个假肢还可以进行攀岩,这个就是在王石主席的大梅沙的攀岩墙上,当时45米高,我也试图爬了一下,我没有爬上去,但是我们残疾人佩戴了一个假肢成功地进行了攀岩。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我们的能力其实也非常小,就是一个团队在搞科研。但是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技术去守护这些最普通的人群,希望能够让这2400万肢体残疾的人恢复正常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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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22 15:30
彭博观点:特朗普猛批拜登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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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时期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
哈佛大学
教授的杰森·弗尔曼,最近发表了一篇对拜登经济学的深入批评。他指出了许多政策失误,也提到了少数成功之处。但他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所有选择都伴随着权衡。 拜登政府认为可以投入数万亿美元而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结果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他们试图通过巨额补贴振兴半导体产业,但同时要求补贴接受者提供托儿服务、遵守严格的监管规定,并仅雇佣工会劳工。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建立一个绿色经济来拯救地球,而不会让任何人付出更多或减少消费。 最终,经济在疫情后复苏了,但实际工资几乎没有提高,通胀风险回归,美国的债务更加沉重。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一些相同的错误。他们声称关税不会增加消费者或国内生产者的成本,至少从长期来看不会。他们还认为,只要减少监管并提高政府效率,就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并缓解债务问题。 这些说法几乎不可能成立。 确实,政府应该削减浪费和过度监管,某些减税政策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增加也不足以弥补税收损失,更不用说填补未来十年即将到期的庞大未偿债务。 当然,政治人物承诺“免费的午餐”并不是新鲜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金融骗局或经济泡沫都源于一种神话:更高的回报可以伴随更低的风险。 然而,最近这种“免费午餐”的信念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种流行的观念助长了这一幻想,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是,相比于刺激不足,提供过度经济刺激更好。第二种是,对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已经成为过去。 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耗资超过8000亿美元,但一些经济学家当时(甚至现在仍然)认为规模应该更大,认为经济复苏因刺激不足而变得不必要地缓慢。 同时,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多年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额外债务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应导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但这些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 政策制定者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花费多少、无论采取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会导致利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经济刺激,采取任何方式都没有成本。 只要利率接近零,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毕竟,在近乎零利率的环境下,债务几乎没有成本,而且只要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似乎是值得的。 然而,没有哪种金融环境会永远持续,包括近零利率。而债务,往往是长期存在的。 低利率助长了这种幻想,但问题远不止于此。 过去十年,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理念认为,更多的市场化政策和更自由的贸易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拒绝接受政策存在权衡的现实。新自由主义从不承诺经济会持续增长或完全避免失业,但总体而言,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多的赢家和更高的经济增长。 而另一种观点——即减少国际贸易、尽可能刺激需求,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则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被告知,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多确定性、更高增长、更大财富,甚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 拜登经济政策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增长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最终都需要付出代价。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成本和收益。 换句话说,所有政策都涉及权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试图向你兜售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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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2-21 00:00
探路者收盘下跌4.32%,滚动市盈率46.11倍,总市值58.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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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力第一名。2023年上半年公司荣获《
哈佛
商业评论》“2022年度卓越管理奖”,体育大生意“最佳体育科技奖”,“微博针不戳2022年度-心智渗透奖”,财经网“年度行业影响力品牌奖”及“年度科技创新户外上市企业奖”等奖项。 最新一期业绩显示,2024年三季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8亿元,同比19.04%;净利润1.02亿元,同比120.78%,销售毛利率48.89%。 序号 股票简称 PE(TTM) PE(静) 市净率 总市值(元) 78 探路者 46.11 81.85 2.81 58.77亿 行业平均 42.48 34.80 2.48 52.53亿 行业中值 24.58 25.99 1.75 29.02亿 1 红豆股份 -910.57 179.10 1.90 53.74亿 2 红蜻蜓 -364.51 59.79 1.08 31.06亿 3 歌力思 -285.43 24.88 0.92 26.28亿 4 华斯股份 -250.71 -119.86 1.29 15.58亿 5 安正时尚 -159.48 50.45 1.21 23.59亿 6 中胤时尚 -83.97 111.99 2.41 23.90亿 7 日播时尚 -74.97 194.15 4.41 33.15亿 8 欣龙控股 -71.84 -78.60 3.43 22.34亿 9 欣贺股份 -69.22 31.80 1.18 31.84亿 10 哈森股份 -64.99 -564.16 3.95 30.07亿 11 金发拉比 -50.94 -81.52 2.38 19.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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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18 16:53
黑天鹅随时飞出!美国前财长:美联储下一步将“加息” 中美关税战引爆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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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并威胁要提高其他一系列关税。 作为
哈佛大学
教授、彭博电视付费撰稿人,萨默斯表示:“在白宫出台政策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应对通胀。”他敦促美联储对价格压力保持警惕,并认为当前周期内可能不会进一步降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2月1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重申了他上个月的信息,即在2024年最后几个月将基准利率下调1个百分点后,央行不需要急于降低利率。 “这不是一种可能性,但目前来看,美联储下一步的举措很有可能是加息,而不是降息,”萨默斯说。“对于任何成本冲击、任何破坏通胀可信度的言论、任何不负责任的财政措施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 2021年初,萨默斯警告称,美国前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加剧通胀,这让一些民主党同僚感到不安。他还批评美联储没有充分关注价格风险。 鲍威尔在2022年3月承认,“事后看来,我们应该早点”加息。相比之下,拜登的团队继续为他们的做法辩护。前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认为,更大的错误是做得不够,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多年来受到创伤。 如今,许多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朗普驱逐非法移民和加强边境管控的举措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关税上调还可能导致物价水平至少出现一次性上涨,甚至持续上涨。 1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就业人数增加143000人,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但萨默斯指出,修正后的就业人数比前两个月增加100000人,而旧金山联储根据天气因素调整后的估计显示,上个月就业人数增加200000人以上。 “这比经济通常能够吸收的速度要快,尤其是考虑到移民问题,”这位前财政部长表示。“因此,工资大幅上涨并不令人意外。”当月平均时薪较12月上涨0.5%,超过所有预测。 他还指出,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通胀预期有所上升。周一,纽约联储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物价预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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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哥说市
02-18 07:08
合成生物:下一个投资风口还是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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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如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
、Ginkgo Bioworks、Amyris 等,这些机构和企业在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欧洲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业基础,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亚太地区则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提升的科研投入,成为了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在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合成生物在各领域的应用潜力 (一)医药领域 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领域的应用,犹如一场悄然而至的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着药物研发、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格局。在药物研发方面,传统的药物研发过程往往漫长而艰辛,从靶点发现到药物上市,平均需要 10 - 15 年的时间,且成本高昂,成功率较低。而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为药物研发带来了新的曙光。 借助合成生物学,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实体或重新编程现有生物系统,加速药物发现过程。例如,利用合成生物学原理创建的生物传感器和遗传选择系统,能够将小分子或代谢物的输入转换为可筛选或可选择的输出,从而大大加快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CRISPR - Cas9 基因编辑技术更是在药物研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够精确修改基因序列,生成新的细胞模型,并通过基因的敲除、下调、上调或突变来深入研究基因与疾病的关系,为药物研发提供了精准的靶点验证。 在疾病诊断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通过设计和构建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实现对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快速、精准检测。这些生物传感器可以基于核酸、蛋白质、细胞等多种生物分子,利用生物分子之间的特异性相互作用,将生物标志物的存在或浓度变化转化为可检测的信号,如荧光、电化学信号等。例如,一些基于核酸适配体的生物传感器,能够特异性地识别肿瘤标志物,实现对肿瘤的早期诊断;还有一些基于细胞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对病原体进行快速检测和分型,为传染病的诊断和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细胞治疗作为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领域的又一重要应用方向,为癌症、遗传性疾病等疑难病症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以 CAR - T 细胞疗法为代表的细胞治疗技术,利用合成生物的基因编辑技术改造 T 细胞,为其装备上能够识别肿瘤细胞的 “定位导航装置”—— 嵌合抗原受体(CAR),使得 CAR - T 细胞能够精确地识别并锁定体内的肿瘤细胞,并通过免疫反应释放多种效应因子,高效地消灭肿瘤细胞。自 2017 年首个 CAR - T 细胞疗法获批上市以来,该疗法已在多种血液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开启了癌症细胞治疗的新纪元。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家们还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研发出多种基于合成生物学的 CAR - T 细胞疗法 “改造方案”,如通过将合成受体添加到 CAR - T 细胞中,增强 T 淋巴细胞的活性并延长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为 CAR - T 细胞安装 “基因开关”,精确调控 T 细胞中 CAR 的表达与抑制,从而实现对 CAR - T 细胞免疫治疗的可控性,进一步拓展了 CAR - T 细胞疗法的应用范围和疗效 。 (二)化工与材料领域 在化工与材料领域,合成生物学正以其独特的绿色、可持续的优势,为传统化工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传统化工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依赖于化石原料,不仅面临着资源短缺和价格波动的风险,还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而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为化工与材料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合成生物学通过对微生物的改造,能够将生物质等可再生资源转化为各种高附加值的生物基材料和化学品,实现了从 “石油经济” 向 “生物经济” 的转变。例如,聚酰胺(PA)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高分子材料,传统的生产工艺主要是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通过化学法制取。而借助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以玉米等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生物基聚酰胺。这种生物基聚酰胺不仅具有与传统聚酰胺相似的性能,还具有可再生、可降解、低碳排放等优点,为解决传统聚酰胺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科创板上市公司凯赛生物就是全球利用生物制造规模化生产新型材料的龙头企业之一,目前公司多项生物基材料已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其生产的生物基聚酰胺在纺织服饰、工程塑料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除了生物基聚酰胺,合成生物学还在生物可降解塑料、生物基纤维、生物基橡胶等生物基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羟基烷酸酯(PHA)等生物可降解塑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在包装、农业、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优化微生物的代谢途径,提高这些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产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其商业化应用的进程。 在化学品合成方面,合成生物学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许多传统的化学品合成过程需要高温、高压、强酸、强碱等苛刻的反应条件,不仅能耗高、污染大,而且生产过程复杂、成本高昂。而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设计和构建微生物细胞工厂,实现化学品的生物合成。这些微生物细胞工厂能够在温和的条件下,高效地将生物质原料转化为目标化学品,具有反应条件温和、能耗低、污染小、生产成本低等优点。例如,通过代谢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策略,研究人员已经能够在微生物中高效生产阿维菌素、青霉素、红霉素等多种抗生素,以及乙醇、丁醇、丙酮等生物燃料和化学品 。 (三)食品与农业领域 合成生物学在食品与农业领域的应用,为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食品生产方面,合成生物学技术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食品生产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健康、可持续的食品。 人造肉和人造奶的出现,就是合成生物学在食品领域的典型应用。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法,生产出与传统肉类和奶制品具有相似营养成分和口感的产品。例如,美国植物肉品牌 Impossible Foods 利用 DNA 合成、DNA 组装、遗传元件库建设以及基因线路设计等技术,改造优化巴斯德毕赤酵母菌种,将其生产的大豆血红蛋白添加到人造肉饼中,改善了汉堡的风味,使其在口感和外观上与传统牛肉汉堡几乎无异。Perfect Day 公司则通过人工改造酵母菌底盘,构建人造奶细胞工厂,生产出了与天然牛奶营养成分相似的人造奶。这些人造肉和人造奶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还能够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压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在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的生产方面,合成生物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微生物发酵,能够生产出各种天然的香料、甜味蛋白和甜味剂,如甜菊糖苷、阿洛酮糖、柠檬烯、香兰素等。这些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具有安全、健康、风味独特等优点,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例如,瑞士的 Evolva 公司与嘉吉公司合作开发的发酵来源甜菊糖苷,与国际香精香料公司(IFF)合作开发生产香兰素,为食品行业提供了更加优质、天然的调味选择。 在农业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增强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基因编辑等技术手段,科学家们可以对农作物的基因进行精准改造,加快农作物驯化和育种的速度,使其获得更高效的能源利用率、对不良环境有更高的抗性。例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构建了异源四倍体野生稻的快速从头驯化策略,可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作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为作物育种开辟了新的方向。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高彩霞团队多次将引导编辑、碱基编辑等工具用于植物的基因编辑,提高农作物的抗除草剂等性能,从而实现增产目标。 此外,合成生物学还可以通过改造微生物来进行生物施肥和生物防治。例如,通过改造土壤中的微生物,使其能够更好地固氮、解磷、解钾,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或者利用微生物生产生物农药,替代传统的化学农药,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麻省理工学院 Christopher Voigt 团队使用谷物内生菌株 Rhizobium sp.IRBG74 作为底盘细胞,通过引入类球红细菌和产酸克雷伯氏菌的重组基因簇来赋予底盘细胞氮素酶活性,为生物施肥提供了新的思路 。 合成生物投资现状与案例分析 (一)投资热度与趋势 近年来,合成生物学领域凭借其在多个产业的巨大应用潜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从投资金额来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据美国合成生物学媒体 SynBioBeta 统计,2021 年,全球合成生物学投融资金额达 180 亿美元,相当于过去 12 年的总和。在中国,合成生物学投融资也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据摩熵咨询统计,2015 - 2024 年 7 月,中国合成生物共发生投融资事件 591 起,投融资总金额超 909 亿元,其中 2021 年融资总金额达最高约为 265 亿元 。 在投资轮次方面,早期阶段的项目更受青睐。以中国市场为例,A 轮及以前融资事件数量占总事件数量的 68%,投融资轮次主要集中在天使轮和 A 轮,分别发生 123 起和 264 起,融资金额分别为 15 亿元和 234 亿元。这表明投资者对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潜力持乐观态度,愿意在早期阶段布局,支持具有创新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初创企业。 从投资机构分布来看,众多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入局。红杉中国、高瓴资本、鼎晖资本、君联资本等头部投资机构参与了大量的投融资事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资本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杉中国以投资 28 家创新企业领跑,IDG 资本以 27 家投资紧随其后。同时,产业引导基金和高校科研基金也在积极布局,如深圳天使母基金、四川发展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上海科创集团、上海生物医药基金等,以及以水木创投为代表的高校科研基金,都在 2024 年有出手投资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动作 。 (二)成功案例分析 凯赛生物作为国内首家合成生物学产业化企业,无疑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颗璀璨明星。公司专注于合成生物学研发和生产,产品涵盖生物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在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的产业化方面,凯赛生物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突破,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供应商,成功逼退化学合成法长链二元酸生产商英威达,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产品生物基长链二元酸于 2018 年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并于 2021 年通过复核。 凯赛生物的商业模式构建了从 “基因工程 - 菌种培育 - 发酵过程 - 分离提纯 - 改性聚合 - 应用开发” 的全产业链,覆盖从上游菌种到下游产品应用开发的各个环节,这种全产业链模式使其在成本控制、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技术优势上,公司创始人刘修才博士 2011 年入选 “世界上 100 名对生物能源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我国生物法发酵生产维生素 C 的奠基人,为公司的研发实力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不断投入研发,持续优化菌种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收率和质量。 市场表现上,凯赛生物自上市以来,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尽管股价有起伏,但长期来看,展现出了良好的增长潜力。2023 - 2025 年,招商局拟从公司采购生物基聚酰胺树脂的量分别为不低于 1 万吨、8 万吨和 20 万吨,此次合作将有望加快公司生物基聚酰胺材料的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业绩表现。目前公司 50 万吨 / 年生物基戊二胺、90 万吨 / 年生物基聚酰胺等项目稳步推进,为后续生物基复材推广提供保障,成长空间广阔 。 华恒生物也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成功典范。公司主要从事氨基酸及其衍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凭借合成生物学技术,在丙氨酸系列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其商业模式聚焦于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氨基酸的高效生产,并通过不断拓展下游应用领域,提高产品附加值。在技术上,华恒生物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专利,通过对微生物的代谢途径进行精准调控,实现了丙氨酸等产品的低成本、高效率生产。 在市场表现方面,华恒生物上市后,业绩持续增长,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司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获得了广泛认可,还远销海外,与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出色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获得了投资者的高度认可,股价稳步上升,为投资者带来了良好的回报 。 (三)失败案例分析 Amyris 曾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明星企业,成立于 2003 年,且成立之初就获得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4200 万美元的资助。然而,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却在 2023 年 8 月上旬申请破产,其失败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Amyris 早期将目光聚焦于生物燃料赛道,选择 “法尼烯” 作为核心产品。但经过两三年的商业实践,这一业务最终失败,公司股价也从 2011 年高峰期的 500 美元左右 / 股跌落到 2012 年 30 美元左右 / 股。生物燃料业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市场需求和技术难度预估不足。生物燃料的生产面临着成本高、技术不成熟以及与传统化石燃料竞争激烈等问题,而 Amyris 在技术商业化过程中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导致项目失败 。 在生物燃料业务失败后,Amyris 将业务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香精、美容、清洁业务。经过 10 多年发展,虽研发并商业化了 13 种合成生物原料,应用到下游 3000 多个品牌产品配方中,还布局了 12 个下游消费品牌,但依旧未能摆脱困境。一方面,公司在品牌运营上过度扩张,在短期内未能明显增加公司收入的情况下,消耗了大量现金流,增加了亏损和负债。例如,公司推出多个名人支持的品牌,在品牌推广上投入巨大,但品牌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公司在业务转型过程中,忽视了其核心优势 —— 生物技术制造,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合成生物学技术上的积累,导致产品竞争力不足 。 从 Amyris 的失败中,投资者可以汲取以下教训:一是在投资合成生物学企业时,要关注企业的选品策略,确保产品具有市场需求和商业可行性,避免投资那些对市场需求预估不足或技术难度过高的项目;二是要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战略规划,确保企业在业务扩张时,能够保持核心竞争力,合理控制成本和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要关注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和财务管理能力,避免投资那些财务状况不稳定、现金流紧张的企业 。 合成生物投资风险与挑战 (一)技术风险 尽管合成生物学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技术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目前,合成生物学在基因编辑的精准度、代谢途径的优化以及生物系统的复杂性调控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基因编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脱靶效应,导致非预期的基因突变,从而影响生物系统的正常功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据相关研究表明,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在某些情况下,脱靶率可高达 10% 以上 ,这给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合成生物学的技术迭代速度较快,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投资的企业或项目能够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否则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然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且具有较高的失败风险。对于一些初创企业或小型企业来说,可能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研发压力,从而面临技术落后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 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合成生物学在多个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大部分产品仍处于研发或市场推广阶段,尚未被市场完全接受。消费者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可能会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以人造肉为例,尽管人造肉在环保、健康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由于其口感和传统肉类存在一定差异,且价格相对较高,目前市场接受度仍有待提高。据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人造肉在全球肉类市场的份额仅为 1% 左右,市场拓展空间巨大,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 市场竞争激烈也是合成生物学投资面临的一大风险。随着合成生物学市场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本涌入该领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仅有传统的生物技术企业,还有众多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以及一些跨界进入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资金、市场渠道等方面各有优势,竞争格局复杂。在化工与材料领域,传统化工企业凭借其在生产工艺、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与新兴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传统化工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试图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给新兴企业的市场拓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 产品商业化难度较大也是市场风险的重要体现。合成生物学产品从研发到商业化生产,需要经历多个环节,包括技术研发、工艺优化、生产放大、市场推广等。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产品商业化进程受阻。例如,在生产放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产量不稳定、质量控制困难等问题,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据统计,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商业化成功率仅为 20% - 30% 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投资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 。 (三)政策与法规风险 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合成生物学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这给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市场拓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些国家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审批标准较为严格,审批周期较长,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的产品上市时间推迟,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欧盟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较为严格,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审批程序复杂,这使得一些涉及转基因技术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在欧盟市场的拓展面临较大的障碍 。 政策的变动也可能对合成生物学企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政府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调整和完善。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适应政策的变化,可能会面临合规风险,甚至被要求停产整顿。例如,若政府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安全性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进行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以满足新的标准,否则将无法继续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 。 (四)伦理与社会风险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争议和社会问题,这对投资也会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应用,可能会引发关于人类遗传多样性、“设计婴儿” 等伦理争议。这些争议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接受度,还可能导致政府出台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限制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2018 年中国发生的 “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也促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领域应用的监管 。 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安全性和环境影响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合成生物学产品被证明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可能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抵制,从而对企业的声誉和市场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例如,一些合成生物学制造的微生物可能会逃逸到自然环境中,对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若此类事件发生,不仅会影响相关企业的发展,还可能导致整个合成生物学行业受到负面影响,投资者的利益也将难以保障 。 投资策略与建议 (一)关注技术创新能力 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企业的研发团队,一个优秀的研发团队应汇聚生物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专业人才,具备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弈柯莱生物在成立之初,就组建了一支由多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行业资深经验的科学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团队成员在基因编辑、代谢工程等关键技术领域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公司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技术专利是企业技术实力的重要体现。拥有大量核心技术专利的企业,不仅能够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还能通过专利授权等方式获取额外的收益。截至 2024 年,凯赛生物已拥有授权专利 200 余项,其中多项专利涉及生物基材料的关键生产技术,这些专利为公司构筑了强大的技术壁垒,有效保护了公司的技术创新成果 。 研发投入也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能够确保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探索和创新,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华恒生物在研发投入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例,近年来,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稳定在 5% 以上,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在氨基酸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 。 (二)评估市场潜力与商业模式 准确评估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投资者需要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规模、增长趋势、消费者需求等因素。以人造肉市场为例,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人造肉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人造肉市场规模将以每年 20% 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为投资人造肉领域的合成生物学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 清晰的市场定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企业应明确自身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针对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提供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一些专注于高端医疗领域的合成生物学企业,通过研发高精度的基因诊断产品和个性化的细胞治疗方案,满足了高端医疗市场对精准医疗的需求,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 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投资者应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能够实现盈利,以及盈利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例如,一些合成生物学企业采用 “技术平台 + 产品管线” 的商业模式,通过向其他企业提供合成生物学技术平台服务,获取收入,同时利用自身技术平台研发自有产品管线,实现多元化盈利。这种商业模式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还能通过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售实现双重盈利,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 (三)分散投资与长期投资 合成生物学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单一投资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应采取分散投资的策略,将资金投向多个不同的合成生物学企业或项目,以降低整体风险。可以选择投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应用领域的企业,如同时投资专注于医药领域的初创企业和在化工材料领域已经取得一定市场份额的成熟企业,通过分散投资,平衡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 。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商业化,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因此,投资者应具备长期投资的理念,耐心等待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成熟。以 Ginkgo Bioworks 为例,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于 2021 年成功上市,成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早期投资 Ginkgo Bioworks 的投资者,通过长期持有,获得了显著的投资回报 。 在长期投资过程中,投资者还应密切关注企业的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定期跟踪企业的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推广情况、财务状况等,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对投资组合进行优化和调整,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 总结与展望 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门极具潜力的新兴交叉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多个行业的发展格局,展现出了巨大的投资价值。从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药物研发、精准诊断和细胞治疗,到化工与材料领域的绿色可持续材料生产,再到食品与农业领域的人造肉、人造奶以及农作物品种改良,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范围广泛,为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然而,如同任何新兴领域一样,合成生物学的投资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技术上的瓶颈、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以及伦理社会方面的争议,都可能对投资收益产生影响。Amyris 的破产案例警示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进行投资时,应密切关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选择那些拥有强大研发团队、丰富技术专利和持续高额研发投入的企业;同时,要深入评估企业产品的市场潜力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确保投资具有良好的回报前景;此外,分散投资和长期投资策略也是降低风险、获取稳定收益的关键。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完善,合成生物学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创新应用,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医疗领域,合成生物学可能会推动更多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方案的出现,为攻克各种疑难病症带来新的希望;在能源领域,合成生物学有望开发出更加高效、环保的生物能源,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在农业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培育出更多适应气候变化、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这些潜在的发展方向,都将为投资者带来丰富的投资机会。 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投资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在把握投资机会的同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才能在这个新兴领域中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相信在技术创新和资本的双重推动下,合成生物学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篇章,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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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16 13:32
马斯克爆料政府腐败黑幕!民主党人指控:中国“头号傀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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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据报道,在担任联合国大使后,她担任
哈佛大学
教授每年可赚47.1万美元,在雀巢、谷歌和瑞银等大公司演讲可赚35.1万美元,此外还有100万美元的图书版税。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投资持有量增加1173万美元。ZeroHedge写道:“如果不得不猜测的话,美国政府效率部门通过Palantir的情报机构(包括人工智能)获取来自财政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的信息,将很快揭开隐藏在多层组织迷雾中的腐败行为。” 香港《南华早报》(SCMP)消息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周二利用有关中国在拉丁美洲港口投资的听证会,严厉批评马斯克,并警告共和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来源:SCMP) 文章提到,马斯克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和拆除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招致人们的鄙视,因为他领导了特朗普削减政府浪费的运动。 7月份,包括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内的两党参议员达成协议,再次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 霍利当时说:“国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国会议员没有理由利用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的信息来牟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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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辞
02-12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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