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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萝莉岛文件首批文件披露，250名未成年受害者血泪史重见天日，牵扯克林顿、安德鲁王子等名流！政坛巨鳄的隐秘癖好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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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气息。爱泼斯坦私人飞机日志显示，克林顿多次搭乘"萝莉航班"往返于纽约与加勒比海域的罪恶岛屿；安德鲁王子2001年支付1.5万美元嫖资的收据，则成为白金汉宫年度公关费暴涨300%的注脚。司法黑箱的讽刺剧司法部长邦迪与FBI的"猫鼠游戏"令真相更显扑朔迷离。邦迪公开指控FBI私藏数千页文件，纽约外勤办公室更涉嫌将关键证物锁入"黑洞"——从受害者裸照到双向镜监控设备，查获的150件证物中73%来源成谜。而特朗普的"透明化承诺"沦为政治秀场：文件公布前夜，白宫邀请保守派网红摆拍"解密文件夹"，首批文件却被揭仅为旧闻拼盘，飞行记录与通讯录均是早已曝光的"冷饭"。档案揭露的犯罪网络堪比现代奴隶制，以"年薪12万美元按摩师"为饵，诱骗14-17岁贫困少女；爱泼斯坦前女友麦克斯维尔建立"拉客提成制"，每招揽1名新受害者奖励2500美元。37岁幸存者卡罗琳的证词穿透纸背2001-2005年间遭性侵超百次，法庭判决的赔偿金仅够支付5年心理治疗费。档案披露的冰冷数据更令人窒息——5名少女未成年怀孕，2人因药物过量死亡。政坛巨鳄的隐秘癖好文件显示，代号"Doe 36"的克林顿出现5多次，；安德鲁王子"袭胸照"铁证重见天日，白金汉宫为此紧急启动3亿美元名誉保卫战。更隐秘的权贵网络浮出水面：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被曝搭乘"萝莉航班"，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司机证词证实其参与接送少女。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在岛上表演"消失的少女"魔术，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的游艇频繁停靠罪恶码头，霍金的名字则出现在爱泼斯坦的"学术赞助"备忘录中。这份横跨政经文体界的名单，暴露了西方精英阶层集体性的道德溃败。离奇死亡到名单博弈爱泼斯坦之死的六大谜团 2019年8月10日，这个掌握太多秘密的男人在严密监控下"自杀"：死亡当晚监控离奇故障，狱警承认"打盹15分钟"，尸检报告显示舌骨三处断裂——这本是他杀的标志性特征，法医却在压力下改口。更蹊跷的是，其生前72小时向特朗普竞选团队转账500万美元，资金最终流向瑞士信贷某影子账户。民主党被曝操控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扣押真实客户名单；特朗普高调承诺"当选即公开完整档案"，保守派议员借机推动弹劾程序。国际人权组织警告，若全名单曝光，美英至少30名现任高官将被迫下台。这场司法解密已演变为政治核弹，其冲击波或将重塑西方权力版图。当司法部用黑笔涂抹真相，当FBI以"保护受害者"之名藏匿证据，"萝莉岛"丑闻早已超越个案范畴，成为检验西方法治底线的试金石。250页文件承载着250段被摧毁的人生，也映射出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结构性腐败。这场揭开权贵遮羞布的战役，终将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中，文明社会的底线究竟价值几何？
金融界02-28 19:30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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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经济学人：特朗普，美国未来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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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有责任让其更加廉洁高效。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改革政府时，就削减了超过42万个联邦职位。理论上，美国各部门当然需要改革，包括五角大楼——在为21世纪战争做准备方面远远落后。而且在欧洲和中东寻求和平说起来也没错，这不仅可以拯救生命，也能让美国腾出精力应对与中国的竞争。然而，治理不仅仅关乎目标，也关乎手段。在这一点上，特朗普的批评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官僚体系进行“休克疗法”在带来好处之前，会造成严重破坏。对公务员施加忠诚度测试，将使现代经济管理的技术问题政治化。让司法体系服从总统个人意愿，实际上是在腐蚀法治。他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将迫使巴勒斯坦人永久流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在每一个案例中，特朗普都表现出了冷酷无情。不幸的是，这也是一种获取权力的方式，因为羞辱他人能够强化“强权即公理”的观念。而正是这种信念，可能会让特朗普遭遇阻碍。比如在司法体系方面，目前总统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如愿。但在一个联邦制国家，州政府有独立权力，大多数公民和投资者仍然相信法治。法院的权力虽然行使较慢，但仍然很强大。最高法院可能会支持特朗普的一部分政策，但绝不会支持全部。而特朗普表面上承诺会遵守法律裁决，但同时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如果特朗普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引发宪法危机，并在政府官员、选民和金融市场之间掀起一场关于国家未来的斗争。纽约已经出现了这一危机的苗头，联邦检察官和纽约官员因不满与亚当斯的交易而辞职。即使没有宪法危机，现实问题也终将浮现。无论特朗普如何宣称，关税和财政赤字确实会导致通货膨胀。市场深知这一点，也明白如果司法体系沦为政治报复和裙带关系的工具，企业将会遭受打击。美国的官僚机构提供着重要的公共服务，如果瘫痪，普通公民将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美国人或许不喜欢援助的概念，但如果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因特朗普的政策受苦，会作何感想？也许目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还没理解这些问题，但特朗普最好不要对此抱有太大自信。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可以自由地尝试重塑世界，在有人阻止他之前，美国可能会遭受严重的影响力损失，受益者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然而，在国内，挑战已经迫在眉睫，特朗普仍然远未推翻美国的宪法秩序。特朗普的个性决定了他会考虑采取任何极端手段。但在这动荡的时期，共和党人应该牢记节制的美德——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更是出于自身利益。因为如果未来民主党总统上台，特朗普现在攫取的权力，当然也可能被用来对付共和党不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2 00:00
五位美国前财长警告：特朗普和马斯克或破坏财政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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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这五位曾分别在三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乔·拜登（Joe Biden）手下任职的前财长，在《纽约时报》联合撰文，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曾面临危机时刻，当时美国被违约的阴影笼罩。任何选择性暂停国会授权支付的行为都将破坏信任，最终成为某种形式的违约。而我们的信誉一旦丧失，将难以恢复。” 他们还强调：“任何一位财政部长在就任初期都不应被迫处于这样的境地：而是需要向国家和世界保证我们支付系统的完整性，或我们对履行财政义务的承诺。” 然而，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在CNBC的“Squawk Box”节目中驳斥了这些前财长的担忧。他表示，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发现，拜登政府的支出控制“不可接受”，“他们在不知道钱去向的情况下就把钱花出去了。” 哈西特还驳斥了马斯克在财政部充当“幕后操纵者”的说法，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说：“马斯克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他并没有控制财政部。”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马斯克的DOGE团队成员寻求并获得了访问财政部高度敏感的支付系统的权限。随着DOGE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部门着手削减联邦开支和裁员，财政部财政服务局管理的政府支付系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前财长们在文章中引用了《纽约时报》上周的报道，称财政部幕僚长最初推动马斯克团队的一名成员汤姆·克劳斯（Tom Krause）获得支付系统的访问权限，以便财政部可以冻结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拨款。《纽约时报》指出，其看到的电子邮件“削弱了财政部对克劳斯及其团队获得支付系统访问权限的解释”。财政部表示，克劳斯及其团队正在进行“运营效率评估”，并不涉及阻止机构拨款。前财长们在文章中表示，这种访问权限“颠覆”了由“一小群无党派职业公务员”操作支付系统的长期做法。他们写道：“这些无党派官员的角色已被所谓的DOGE的政治行为者所损害。” “我们采取这一非同寻常的步骤撰写此文，是因为我们对联邦支付系统可能被任意和反复无常的政治控制的风险感到震惊，这种行为将是非法的，并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具有腐蚀性。” 哈西特在节目中强烈反驳了前财长们的观点。他表示：“让我们明确一点，财政部长贝森特负责财政部。”他还指出，前政府的支出控制存在问题，许多资金被不当使用。哈西特说：“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关于马斯克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说法，只是左翼媒体的无稽之谈。”
金融界02-11 16:38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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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左派迷失了方向，比尔·克林顿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以及左派如何需要重新获得一种新型的身份政治，并恢复所有那些在经历了30年“超全球化”之后感到被遗忘的人的尊严感。【延伸阅读】大西洋月刊：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纽约时报：左派误入歧途 —— 两位世界顶级思想家的对谈溪边愚人：民主党的失败，从30年前就开始了本文为加拿大安大略电视台 (TVO)于2025年1月27日播出的主播史蒂夫·派金对迈克尔·桑德尔访谈的文字记录。迈克尔·桑德尔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哲学家，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在网络上流行的哈佛大学公开课“正义论”和他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桑德尔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正义论”课程，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参加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它也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免费面向公众开放的课程，全球有数千万人在线上学习了这门课。2011年，桑德尔因此在中国还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中国新闻周刊》）。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tO2L_ydO7A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编：新约客 “问题在于不满，蠢货！” 派金：民主党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说：“问题在于经济，蠢货！”好吧，为了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和川普的第二任期，我们今晚的嘉宾可能会这样描述：“问题在于不满，蠢货！”。欢迎迈克尔·桑德尔回来。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新版《民主的不满》，合著有最新一期《平等的意义和重要性》。他现在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加入我们，这里位于波士顿以西，是宇宙的中心。桑德尔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的节目。今晚您过得怎么样？桑德尔：我很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一起，史蒂夫。派金：谢谢。川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一周了。在此期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现任的民主政府要么失败，要么肯定看到其选票份额减少。您如何描述我们集体政治历史中的这一时刻？桑德尔：这是民主的危险时刻，也是中左翼似乎在政治上筋疲力尽的时刻，但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重新思考其使命和目的。我认为，川普能够赢得白宫第二任期的部分原因是民主党失去了活力、使命感和目标感，尤其是疏远了曾经构成民主党主要支持基础的工人阶级选民。派金：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回应，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仔细地关注了总统竞选活动。你知道，我们不是被告知卡玛拉·哈里斯让美国政治重获欢欣吗？她的所有集会都充满了热情。民主党似乎并没有脱离现实。实际上，在拜登离开、哈里斯参与大选后，他们似乎重新获得了一些活力。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桑德尔：嗯，确实如此。在拜登糟糕的辩论表现暴露出年事已高和身体虚弱之后，她确实为竞选注入了活力。但事实证明，这种活力是短暂的，因为虽然它一度鼓舞了士气，但并非基于对民主党所能提供的东西的任何根本性反思，尤其是对工人阶级选民，他们面临近五十年的工资停滞和精英阶层对他们俯视的感觉。史蒂夫，民主党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与不满情绪的人对话，就是那批对民主的不满意的人。我敢说，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中左翼政党都是如此。不满情绪，就是川普能够利用的愤怒和怨恨。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需要弄清楚它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达它。走进新时代：川普时代派金：我们记得2016年川普赢得第一任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只是个特例。这只是个侥幸。他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只是选举团的投票结果让他最终获胜。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又回来了。那么，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新时代？桑德尔：是的。这个新时代的名字还有待观察。目前，它的名字是川普时代。因为事实证明，正如你所说，他在2016年的当选并不是侥幸。乔·拜登表现出色，许多人认为他是理智、体面、主流政治的恢复。但回想起来，我认为拜登时代可以被视为川普时代的一个空白期。现在，历史学家是否会用这样的描述来描述这一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在反对派中能做些什么，重新考虑它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重新考虑它的经济计划，以及如何表达这个时代的愤怒、担忧和焦虑。民主的不满派金：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您在这些观察上是多么的超前。为此，我们将回溯近30年前。我想引用一下您《民主的不满》(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的第一版。《民主的不满》第一版（1996，左）与新版(2022) 您是在1996年写的：“当代政治对主权国家和主权自我提出了质疑，这很可能会激起有些人的不爽，他们会消除模糊性，巩固边界，强化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区别，并承诺一种政治：夺回我们的文化，夺回我们的国家，以复仇的方式恢复我们的主权。” 嗯，对很多人来说，1996年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时期。冷战结束了。民主资本主义几乎表明它已经占了上风。弗兰克·福山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终结（诚然，结尾处有一个问号），但你还是明白我的意思。30年前你就不这么乐观。为什么呢？桑德尔：首先，谢谢你回忆这段话，史蒂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和平与繁荣之下，在人们狂妄自大之下，我们版本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获胜，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在这种乐观主义和狂妄自大的背后，正是不满的根源，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控制支配他们生活的力量。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对自治计划的担忧，是担忧的一个根源。另一个是，我们周围的道德结构，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正在瓦解。因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觉得自己的声音不重要，在塑造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方面没有有意义的发言权，失去了社区。这些都是对民主不满的明显根源，尽管当时还不成熟。现在，我们醒来发现，这个世界中那些不满的根源已经固化为愤怒和怨恨，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驱动或“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的实施方式、它造成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近几十年来赢家和输家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有关。主流政党，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以及我想说许多民主国家的主流中左翼政党实际上是该版本的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最热情的支持者。然后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然后我们进行了银行救助，我认为这就是愤怒固化的原因。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还没有想出如何应对这种愤怒。川普已经想出了，即使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潜在的不平等和人们被精英们瞧不起的感觉。派金：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来自您的隔壁州，他对民主党为何不断失利的解释是这样的：“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抛弃了他们，这应该不足为奇。”您同意参议员桑德斯的观点吗？桑德尔：我认为他说得对。我认为，民主党通过拥抱市场必胜信念，将其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这始于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他们明确指出，政府才是问题，市场却是解决方案。但即使在中左翼政党取代他们登上政坛之后，美国的比尔·克林顿（新民主党）、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这些里根时代的中左翼继任者所做的是，他们软化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的锐角。但他们从未挑战市场信仰的基本前提，即：市场机制是定义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我们从未真正就市场的作用和影响范围展开过辩论。相反，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坚持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这一切都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全球化。然而，它却被描述为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力量。因此，人们不仅感到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他们的声音并不值得重视。没有人征求普通民众的意见。我们并没有辩论这套新的经济安排和金融业放松管制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所以，我认为民主党一直是民粹主义者反对这些安排的主要目标。派金：我想，你可以把加拿大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也加到中左翼的行列中，因为他与比尔·克林顿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你会建议他们不要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停止全球化吗？因为30年后，你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等着你。桑德尔：嗯，这取决于你对全球化的定义。如果你指的是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那是一件好事。一般来说，贸易是一件好事。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那些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降低关税，当时关税已经很低了。它们主要是为了执行某些知识产权制度，以便迪士尼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为米老鼠申请专利。药品专利将延长，以防止仿制药制造商生产药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内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错误在于我们那种全球化，它从根本上抹黑了国家共同体，剥夺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民族国家是让公民发出声音的主要载体。因此，人们坚持资本自由流动，不受监管。这导致了各种金融不稳定。这个体系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它确实实现了大部分承诺。问题是，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流向了前10%或20%的人。至少在美国，底层的一半人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实际工资停滞。因此，收益分配不公平。然后，当放松管制导致金融危机时，当同样的政治参与者拯救华尔街却让普通房主自生自灭时，普通公民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由的另一个维度派金：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我与某人的一次谈话。他说：川普获胜让我感到羞愧，我受不了他。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他们需要更加关心人民，桑德尔教授，你正在谈论的，而不是太担心我们使用什么代名词的称谓，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问题是，民主党的失败有多少是与所谓的身份政治有关的？桑德尔：我认为身份政治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我们有时过于尖锐的切割、过于明确地划分经济问题和身份或文化问题。原因如下。史蒂夫，所有政治，几乎所有政治，最终都涉及到相互竞争的身份概念。成为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共同义务是什么？因此，身份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在全球化时代，有一个信息，一个关于身份的隐性信息，超越了“觉醒”的词汇。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你记得，我们被告知，当时真正的分歧不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分歧。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你挑战金融放松管制、资本流动和超全球化，你就有点思想封闭。你想让我们与世界隔绝吗？封闭，最好的情况下等同于狭隘主义，最坏的情况下等同于偏见。而开放，则支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贸易协定、放松管制、金融崛起等。因此，即使是关于全球化经济的辩论，也隐含着这种特定的身份观。国家边界不那么重要。爱国主义，这是右翼人士谈论的话题。我们不想真正讨论跨境移民流动，因为我们现在有点相信边界不重要，而从言外之意来看，如果边界不重要，国家身份也不重要。但共同的公民身份呢？所以，经济和身份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民主党人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接受了某种身份观，这种身份观抹杀了人们的归属感，抹杀了人们融入自己世界的愿望，抹杀了人们对公民身份重要性的认识，抹杀了我们对彼此负有共同义务的认识。因此，我认为民主党人将爱国主义和社区意识的种子播撒到右翼，而不是重新诠释爱国主义、社区意识和团结的意义，为进步政治提供依据，这是一个错误。派金：他们难道没有尝试这样做吗？我的意思是，自由这个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随处可见。为什么它没有奏效呢？桑德尔：自由是被民主党提及，但我认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个人主义。美国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在这次竞选中，所指的自由实际上是指选择的自由。现在，在关于堕胎限制的辩论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有力而合法的问题。这是民主党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援引的自由的核心含义。但自由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概念，超越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作为同胞共同商议自治、商议适合我们和这个社区的目的和目标时，我们所享有的自由。你可以称之为公民自由，而不是个人选择自我的自由，后者常常被同化为一种消费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我想说的是整个美国政治，都很难保持与更强烈的公民自由概念的联系，这种自由与分享、社区和自治联系在一起，并追问：什么是有利于自治的经济安排？这也是关于自由、关于公民自由的辩论。我们常常忽视自由的这个维度，史蒂夫。 “富豪民粹主义” 派金：你一定还记得，在拜登执政期间，俄亥俄州一个叫东巴勒斯坦的小地方发生了火车脱轨事故。你知道，联邦政府对那里发生的灾难的响应是否积极，引起了很大争议。那是一个红州。受影响的人就是你现在谈论的那类人。我想在这里提出著名播客主持人乔·罗根对现任副总统 JD·万斯的一段采访，这确实表明了我们年轻时的共和党如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万斯和罗根的片段，我们回来再聊另一边。谢尔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播放吧。万斯：所以我谈到了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 Ohio)的火车灾难，你知道，铁路公司讨厌我，因为我事后对他们发起了讨伐。我意识到，想想这场灾难的所有代价。想想医疗保健费用、失业人员的福利费用、社区房价下跌，所有这些费用都由社区承担，而铁路公司却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罚款。我突然想到，他们之所以没有更严肃地对待这些火车事故，是因为他们将奖励私有化了。但是，当发生重大火车事故时，谁来买单呢？是当地居民和美国纳税人。而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句话本来可以从（独立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嘴里说出来。我想知道，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和贵国最左翼的参议员之一似乎在这种事情上看法完全一致，这是否说明今天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桑德尔：嗯，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史蒂夫，听听万斯的发言。看到他在那个片段中的表现，人们几乎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你所强调的是，民粹主义有多种分支，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自2016年以来，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从历史上看，它与对精英阶层、不负责任的公司权力的抨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与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混杂在一起。这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新特征。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民粹主义的早期。左翼民粹主义也曾出现过。伯尼·桑德斯现在代表了这种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也关注大公司（这里指的是铁路公司）不负责任的集中权力。我会将问题扩展到当今的科技公司。但它并不像川普的一些政治诉求所追求的那样，带有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色彩。因此，这种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确实代表了万斯和MAGA运动这一派别的背离，背离了传统的主流乡村俱乐部、共和主义，后者主要支持大企业。因此，对于MAGA运动来说，真正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发展这种对集中经济权力的民粹主义批判，还是仅仅在选举时使用民粹主义言论，但以一种“富豪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这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他唯一真正的成就是大规模减税，主要针对富人和大公司。这就是富豪民粹主义。你看到了就职典礼的场景吗？派金：看到。桑德尔：在川普身后，在他的家族旁边是科技巨头，从埃隆·马斯克到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场景。这些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想要挑战，并要求他们承担民主责任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大亨。所以看看这将如何展开会很有趣。MAGA运动中这两个流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派金：确实如此。那次就职典礼上，每平方英寸的亿万富翁数量似乎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多。有时，小事件或小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大故事。你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希望你能讲完你在佛罗里达度假时的故事，你上了电梯，与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女士进行了一段非常简短的交谈，爱荷华州是美国中部红州，是川普的领地。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从那里继续讲吧。桑德尔：她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波士顿。她说：嗯，我来自爱荷华州。你知道，我们爱荷华人也阅读的。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说我来自哈佛。我没有说我是教授。我只说了波士顿。然后，当她走出电梯时，她回头说：我们不太喜欢沿海地区的人。史蒂夫，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关于身份政治的谈话。这并不是关于“觉醒”身份，这是关于许多人的感觉，许多劳动人民，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或美国中部的人，他们认为，沿海精英、有资格的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功绩暴政”(tyranny of merit)，许多全球化赢家的感觉不仅满足于胜利，而且还想声称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衡量他们功绩的标准。有趣的是，她说，我们在爱荷华州也可以阅读，这表明对精英的怨恨不是针对那些从事商业或富有的精英，比如川普就很富有。这是对资历精英、功利精英的不满，很多人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所以，总结一下，市场驱动的超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差距。但在同一时期，成功人士的精英傲慢造成了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的政治有害，使我们两极分化。我认为，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一项大胆的民主复兴计划的起点，我希望这项计划能够为进步政治下一个新的定义，一个更有活力的定义。派金：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因为她当然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她完全一样。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多和她说一会儿，说，嘿，女士，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和命运。事实上，我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书。我和你一样。我想你没有机会说这些。桑德尔：我没想得那么快，但如果我的反应有那么快，我会说，我不怀疑你在爱荷华州能读书。我想给你一些书读。我介绍你读《功绩的暴政》。我明白你的意思。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派金：完全正确。好吧，让我们来结束这个话题。显然，美国红州的人有种感觉，认为沿海地区的精英人士傲气凌人，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最大的输家。我希望您能开出药方，告诉我们如何开始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让红州和蓝州能够重新对话，让那些觉得自己被看不起的人能够重拾尊严，让美国人能够停止这些文化，即使不能停止，至少也要减少文化战争。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桑德尔：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改变政治言论开始，同时也要改变政治计划，不要再说解决不平等和工资停滞不前的办法是，如果你在挣扎，就去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来提高自己。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四年制学位。因此，如果去制造一种经济理论，要求每个人都去获得大学学位，这个说法是愚蠢的，这使得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的必要条件是：拿个四年制学位，大多数人无法做到这个。因此，我将把政治争论的术语转向尊重和恢复工作的尊严，让生活更美好，尊重和认可每一个通过他们的工作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他们养育的家庭，他们服务的社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声望很高的证书。这将是一个起点。我认为我们还必须重塑公民社会。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最具腐蚀性的影响之一是，我们越来越过着分离的生活，几乎是一种阶级隔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教育有关。民主并不要求完美的平等。但它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背景、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差异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关心共同利益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重建那些阶级混合机构、公共场所和公共空间，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即使是无意中，比如在体育场、图书馆、公共交通或我们孩子玩耍的公园里，谈论我们对棒球的共同热爱，而不是选择退出，去私人健身俱乐部，脱离公共场所。因此，史蒂夫，我认为，为共享的民主生活方式重建公民基础设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开始弥合分歧，并使我们至少不时能够相互交谈。派金：这真是太明智了，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我本来想说，如果你看看50年前芬威球场(Fenway Park)的录像，你会发现富人和穷人坐在一起看台上，而现在，富人坐在他们的包厢里，低收入者根本不再去看比赛了，因为即使坐在外场也要75美元，这肯定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是的，你说得对，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迈克尔·桑德尔，我们一直很感激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与我们分享你的智慧。谢谢你接听我们的电话，下次见。谢谢你，先生。桑德尔：谢谢你，史蒂夫。真的很感激。 *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9 00:00
追问华盛顿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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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 在人力资源方面遭受重创。虽然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解除了里根对罢工者的禁令，但到 2006 年为止，被 FAA 重新雇用的人数仅为 850 人，不到罢工者的 10%。十年后，FAA 的整体人员配备才恢复到罢工前水平。第二件事：2021 年新冠疫情后空管员大量被裁 2021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因为各国采取的隔离政策，人员流动骤减，航空公司大量取消航班，这也促使了对空管员的大规模裁员并暂停了新管制员培训计划。除了上面所提的两件事造成空管员瞬间大量减少外，该行业还普遍存在职业倦怠。这个问题此处暂时不表，后面再展开谈。疫情过后，拜登政府一直在试图增加空管员，FAA 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招聘了 1500 和大约 2000 名新空管员，同时确保其空中交通管制员学院的每个席位都满员。FAA 还与空中交通学院培训计划(AT-CTI)合作，确保毕业生掌握必要的技能，能够迅速转入相关机构接受在职培训。截至 2024 年 11 月，FAA 共聘用了 14000 名认证空管员，比 2012 年的大约 11900 已经增加了不少。但 FAA 依然处于人员短缺的困境中。为什么无法在短期内填充空管员空缺空管员这个行业的培训方式决定了，训练新空管员不仅周期比较长，而且无法一下子扩大规模。每个空管员学员都需要一定数量有人监督情况下的工作小时数。教员人数本来就有限，大量裁员后情况更糟。没有足够的教员，就不可能增加学员数量。而且，空管员的培训是针对特定空域进行的，不同空域的空管员或教员还无法相互替代。另外，本文前面没有细谈的空管员因职业倦怠离职这个普遍现象，也是无法保证空缺岗位获得及时填补的原因之一。何况人员在流失的同时，航班却一直在增加。一般而言，一个责任重大，非常消耗精神和体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相配的福利待遇，自然很难留住人。1981 年 PATCO 罢工当然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但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抗议延长工作时间，避免安全隐患。毕竟，过度疲劳最终会影响你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认知能力。 PATCO 是 1980 年总统竞选时极少数为里根背书的工会之一，主要是因为卡特政府时期与联邦航空局的关系不好，以及里根在竞选期间给 PATCO新任主席罗伯特·波利(Robert E. Poli)的一封承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最先进的设备，并调整人员水平和工作时间，使其与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相称”，“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政府将与你们密切合作，在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建立一种合作精神。” 只是，里根彻底背叛了自己对工会的承诺。空管员们非但没有得到工资待遇的提高，反而失去了饭碗。而且，里根在空管员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依然不肯让参加罢工的人被返聘，对该行业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另外，政府一次次暂时停摆，也是空管员士气低下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该行业职业倦怠比较普遍就很正常了，长期缺人也一点不奇怪。里根机场是个隐患特别严重的机场这次事故后的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华盛顿的里根机场，是一个操作环境特别差的机场。华盛顿特区共有三个机场，其中里根机场是个很少见的距离城市中心非常近的机场——从市中心坐地铁去机场通常耗时不过半小时。但离市中心近，也带来了限制。一个限制是机场的规模不可能太大，这就迫使机场必须提高有限跑道的利用率。而里根机场最长的跑道目前的确是全国最繁忙的跑道。另一个限制是附近的空域。里根机场紧靠波托马克河。波托马克河是该地区的空中高速公路——一条从北到南的宽阔空中走廊，海岸警卫队的救援直升机、警察航空队以及运送贵宾和人员的军用直升机都要经过这里。里根机场的飞机在上升或下降时经常要穿过这条空中高速公路。因为其特定的条件限制，里根机场是美国三个实行“时段”制度的机场之一（另外两个机场是纽约的拉瓜迪亚和约翰·肯尼迪机场），联邦航空管理局通过该制度限制每天的起降架次，以防止空域过度拥挤。但据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Metropolitan Washington Airports Authority)称，自 2000 年以来，国会已为机场的每日航班时刻表增加了 50 多个新时段，其中包括立法者去年批准的 10 个时段。（这 10 个时段尚未投入使用。这些航班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开通。届时，机场将增加 50 多架次起降，或 25 个往返航班。）2023 年，里根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在美国机场中排名第 24 位。《纽约时报》1 月 30 日的报道：《国会不顾危险警告批准里根机场增加航班》尽管 FAA、华盛顿机场管理局以及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参议员都表示，这些额外航班会增加里根机场繁忙通道的灾难风险，里根机场的“时段”数量却被国会一再扩大，不由人不怀疑这是因为国会成员正是机场的主要使用者，这些新增的航班使议员们能够从距离国会山办公室仅几分钟路程的机场乘飞机回家。在这条繁忙的通道上，已经发生了多起险些相撞的事故，其中包括 2024 年的 8 起，甚至在此次空难前的 24 小时内就发生了一次险些相撞的事故：一架军用直升机与另一架正在降落的支线喷气式飞机靠得太近，幸好后者及时放弃降落，重新爬高后绕着机场飞行，避免了一次灾难。可以说，最后终于发生了空难，并不意外。长期积累的问题，无论是人员短缺还是不顾机场条件的不满足不断增加航班，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今天不炸，明天也一定会炸。问题是，在定时炸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川普政府不正视问题的真正根源，却嫁祸于 DEI，这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其做法还在继续加重对系统的创伤。本周三（2 月 5 日），马斯克在 X 上宣布要开始对 FAA 的整改了（上图）。 FAA 是个人命关天的部门。但是美国人民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川普和马斯克真的在乎人命。【附】“没有空管员的机场”？此文为“美国华人杂谈”与“信息正义”联合发表。但在“杂谈”发表了之后，又看见一条相关新闻，就加在“信息正义”的版本里吧。据旧金山南部中半岛的 The Almanac Online 报道，位于圣马刁(San Mateo)郡的圣卡洛斯机场(San Carlos Airport)差一点成为没有空管员的机场。（美国的确有不少机场是没有机场塔台的，自然也就没有空管员。但这都是航班很少的机场。）在美国有数百个机场的塔台是由私营公司在遵守 FAA 标准的条件下经营的，圣卡洛斯机场的塔台是其中之一。FAA 将圣卡洛斯机场塔台今年的合同签给了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罗宾逊航空公司(RVA)，合同从 2 月 1 日开始，而原来的长期供应商 Serco 公司的合同于之前一天结束。但是，因 RVA 拒付用以应对湾区高昂生活成本的 18000 美元的住房津贴，没有空管员肯去圣卡洛斯机场上班。好在 FAA 及时决定暂时将 Serco 的合同延长 2 个月，否则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圣卡洛斯机场的塔台并不是一个全天候塔台。夜间航班少时，飞行员之间会通过一个共同的无线电频率进行通信，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但在上午 7 点到晚上 7 点左右的黄金飞行时间段，空管员的支持还是需要的。圣卡洛斯机场虽小，却是一个繁忙的机场，在黄金时段空域非常拥挤。这件事再次反映了空管员的福利问题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私企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群发的邮件就是建议收件人辞职去私企就职，这里我们间接看见了其效果的一种可能。（说一句题外话：私企一定比政府部门高效是个迷思。私企中浪费和低效极常见，只是没有人去追责而已。只要不犯法，媒体也不会去盯着私企的浪费和低效。）圣卡洛斯机场没有空管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 2 个月后会如何，没有人知道。如果 2 个月后，真的发生没有空管员的情况，我希望解决方案是关闭机场，而不是一切“照常”进行。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24/us/politics/trump-fires-inspectors-general.html https://airport.nridigital.com/air_may24/reason_for_air_traffic_controller_shortage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30/us/reagan-airport-flights-congress.html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trumps-racist-rants-conceal-the-rights-air-safety-failures/ https://mp.weixin.qq.com/s/f1RwJ8a073ciNv2rxRtNiA https://www.nbcwashington.com/news/national-international/is-there-an-air-traffic-controller-shortage-deadly-midair-collision-raises-concerns/3831276 https://www.npr.org/2025/01/31/nx-s1-5280426/deadliest-aircraft-crashes-us-history-washington-dc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31/us/politics/trump-fbi-agent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8%E2%80%932019_United_States_federal_government_shutdow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5/01/30/dca-crash-helicopter-faa-governmen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dc-md-va/2025/01/30/dc-plane-crash-helicopter-recovery-no-survivors-potomac-river/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391pe7lrv2o https://www.almanacnews.com/san-mateo-county/2025/02/04/san-carlos-airport-tower-staffing-trouble-averted-for-now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9 00:00
在这个史诗级的荒唐时刻，想起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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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都攻击了她的种族身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也拒绝参加川普的就职午宴。（2021 年，川普没有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因为他谎称选举被窃取。）我们进入了MAD（谐音：疯狂）政治时代——相互保证的蔑视(Mutually Assured Disdain)。然而，这些政治冷落是一个更大模式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妖魔化川普及其追随者，并拒绝与他们接触。川普告诉他的支持者，左派鄙视他们，而进步派人士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挑战这种讽刺形象。民主党主要人士称川普的追随者“可悲”且“怪异”。一些进步派人士已经切断了与支持川普的朋友或家人的联系。近十年来，许多左派人士一直在无情地诋毁川普，但这似乎并没有对2024年的选民产生影响。去年，前总统克林顿警告民主党人，贬低右翼人士的风险巨大。 “我敦促你们去了解他们，”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道。“我敦促你们不要贬低他们，但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也不要假装你们不反对他们。尊重他们——就像你们希望他们尊重你们一样。” 金牧师不需要克林顿这样的建议。他做到了。尽管他忍受了13年无情的审查，但很难找到金对批评者采取报复或小气行为的记录 —— 即使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也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种族隔离南方长大的金从未感到愤怒。他年轻时曾说过，“我下定决心要恨每一个白人。”不过，他后来摆脱了这种想法，并坚持说：“不要让任何人把你拉下水，让你恨他。” 但金拒绝将社会正义运动简化为“善与恶”，因为他有信仰，并致力于非暴力。他说：“我们最好的人身上也有一些邪恶，我们最坏的人身上也有一些善良。” 金对待对手的背后也有战略上的算计。你不可能赢得一群你公开贬低的人的支持。当你拒绝满足对手把你拖下到他们同样水平的期望时，你就创造了挖走他们追随者的机会。最近的选举表明，双方都有大量选民可以被挖走。有700万到900万在2012年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人，在2016 年转投川普。这个数字对社会正义倡导者，那位《不分他者，不分归属：我们如何拯救自己和世界》（Belonging Without Othering: How We Save Ourselves and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约翰·鲍威尔(john a. powell)来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相当多的川普选民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表达了支持种族平等主义的观点，鲍威尔说，他的名字都是小写的。进步人士常常将川普的追随者描述为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去年 11 月，哥伦比亚大学一名法学院学生写道，在他的学术圈子，“‘保守派’或‘共和党’是愚蠢、种族主义或邪恶的简称。” 但鲍威尔说，这样描述所有MAGA追随者是一种更广泛的常见错误。他写道：“我们用微妙的术语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群体，但倾向于否认其他群体的复杂性。” 鲍威尔说，金没有犯这个错误。金是鲍威尔所说的“完美的桥梁”，他愿意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隔离主义者、黑人民族主义者 —— 任何批评或鄙视他的人接触。他经常只是倾听，但不会刻意去改变对方的想法，因为他知道，如果对方觉得你倾听并且尊重他们，那么你就更有可能说服他们。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及其回应远离了沟通，”鲍威尔说。“它妖魔化了对方，将对方视为只是个二维空间的人物，因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与你的观点不同。” 民权活动家黛安·纳什(Diane Nash)认识金，她是该运动许多最重大胜利的核心人物。她是静坐运动和自由乘车运动的领导者，后者是一场废除州际巴士旅行种族隔离的运动。她说，她接受的非暴力培训教会她不要将政治对手视为敌人。民权活动家黛安·纳什。她于2022年7月被拜登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目标是解决问题并和解，”纳什说。“不与人交谈或憎恨他们是没有成效的。” 教训2：金不将民权运动仅仅变成种族正义运动 1963年进军华盛顿DC，超过 25 万不同族裔的人们参加，从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国家广场。马丁·路德·金做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金还做了一些今天听起来违反直觉的事情。 “他拒绝将民权运动变成种族正义运动，”鲍威尔说，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者化与归属研究所”(Othering and Belonging Institute)所长。其他进步团体多数背负着这一反种族歧视标签的负担。“黑人命也是命”(BLM)运动因其反对警察暴力的立场而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该组织表示，其工作“以黑人解放运动中被边缘化的人为中心”。但该组织的名字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普利策奖获奖传记《把水分开》(Parting the Waters)的作者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说。 “标题宣传了它的局限性。这是很基本的，”布兰奇说。“但为什么它对每个人都很重要(Matter)？” 当一场社会运动被简化为黑人寻求正义时，就更容易引起强烈反对。这固然不公平，但它（反对）的存在是因为美国历史上另一个持久的动态：当黑人获得一些东西时，许多白人认为他们会自动失去一些东西。他们认为政治斗争是赢家通吃。金意识到了这种动态关系。他抵制任何将民权运动归结为黑人种族不满的企图。他组织的最后一次运动是“穷人运动”，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要雇佣一支由贫穷的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种组成的跨种族军队来占领华盛顿。他反对越南战争，并经常认为系统性种族主义也会伤害白人并威胁民主。 “如果你的运动仅仅是建立在不满的基础上，那么你就来到了川普的地盘，”布兰奇说。“他玩弄不满的手腕出神入化。” 与马丁·路德·金的导师、民权活动家贝亚德·鲁斯廷(Bayard Rustin)共事的阿奇·普丁顿(Arch Puddington)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今天还活着，他会拒绝任何建立在反美主义言论基础上的运动。 “尽管美国存在许多缺点，但马丁·路德·金博士仍然热爱美国，并将避免谴责白人并尊重其民主制度作为个人准则，”属于“自由之家”高级名誉学者普丁顿说，“自由之家”是一个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非营利组织。 “贝亚德·鲁斯廷(Bayard Rustin)经常说，他（金）对分析白人不感兴趣，而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建立跨种族联盟。” 教训3：标签行动主义是不够的上图：《伯明翰监狱来信》录音封面；下图：国家民权博物馆复原了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的牢房。亚当·琼斯博士摄，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dam_jones/7201053964/in/album-72157629764197158 金是一位伟大的公众演说家，但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他的《伯明翰监狱来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这封信不仅因其雄辩的口才而受到尊敬，还因其创作的特殊环境而受到尊敬。金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一间黑暗、肮脏、没有床垫的牢房里被单独监禁了几天，然后写了这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在揉成一团的报纸和卫生纸上，然后偷偷交给了律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金没有在监狱里写这封信会怎样？如果他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着一袋奇多(Cheetos)，发推文会怎样？或者把它和一些激动人心的福音音乐一起发布在Instagram上？它还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吗？这值得怀疑。金冒着生命危险自愿进入监狱的决定赋予了他话语的道德分量。这是金一生中一个基本教训，进步活动家经常忘记：革命不会被数字化。那些与金一起学习和游行的人说，你也必须把你的身体放在你的信仰所在的地方。研究金的学者并不认为网络行动不重要；他们说它只是不能替代面对面的行动。在互联网导致更多人独处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教训。民权学者蒂斯比指出，自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以来，美国左翼没有在街头举行任何大规模示威活动。蒂斯比说：“我们的直接行动很多都局限于标签行动。如果我们希望事情有所改变，就如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活动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考虑被捕、静坐、下跪、抵制，并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手段。” 蒂斯比说，这意味着人们要为家乡的改变而奋斗。他也是一本面向年轻读者的书《如何对抗种族主义》(How to Fight Racism)的作者。 “我们不要直接跳到华盛顿，”蒂斯比说。“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城市、乡镇和社区，看看我们可以采取行动的方式。” 近年来，标签行动主义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明显。在雅各宾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弗罗斯特(Amber A’Lee Frost)说，很难指出什么是#OccupyWallStreet、#MeToo和BLM等流行运动所取得的切实而持久的胜利。她说，在线行动主义运动“在由企业控制且转瞬即逝的不太民主的平台上消亡得太快了。” “绝望的活动家发推文，”弗罗斯特写道。“有抱负的活动家会使用脸书。初出茅庐的组织者会发电子邮件。资深组织者会提供电话号码。成功的组织者会获得地址。” 面对面的共同活动也很重要，因为人类的基因组成就是这样的。观看新闻短片中那些参加静坐或自由乘车抗议的年轻民权活动家的镜头，你会看到他们遭受了最可怕的身体和情感虐待。但请注意他们在一起时的情形。人们从与他人在一起中汲取能量和希望。民权活动家纳什曾在怀孕六个月时被捕，她说，她与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团结纽带改变了一切。 “如果没有了那批与我共事的人，我不可能做到，”纳什说。“作为个人去反对体制是愚蠢的。你必须成为一个团体去做事。” 教训4：不要根据谁在任来判断运动的成功与否 1963 年，马丁·路德·金演讲后，人群沸腾。看到川普宣誓就职，左翼人士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但纳什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应对绝望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失败频发。民权活动家被暗杀、殴打、被朋友背叛、在监狱中遭受折磨、被家人抛弃。纳什说，她曾多次想过放弃，“但风险太大了”。纳什现年86岁，但谈到未来的挑战时，她的声音坚定不移。 “为维护民主，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她说。“我们不应该愚蠢地认为我们可以不做出牺牲就能维护民主，但这是值得的。” 如果纳什的话还不够鼓舞人心，金说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绝望。他相信每一个社会正义运动都有“宇宙的陪伴”——上帝或宇宙中的其他力量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相信，赤手空拳的真理和无条件的爱将拥有最终的话语权，”金在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暂时被击败的正义比胜利的邪恶更强大。” 蒂斯比说，他在11月的总统大选后转向那次演讲，以摆脱忧郁。蒂斯比告诉CNN：“如果我们将正义工作的成败归结于外部因素——法律通过、政策改变、我们想要的人上任——那么当我们失败时会发生什么？你如何继续前进？一定有比这更深层次的东西。” 年轻的金在1956年经历了灵魂的黑夜之后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方法。川普的追随者们也在他们的运动似乎在2021年脱轨后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方法。那么，在未来几年里，哪种美国愿景会胜出——MAGA还是MLK的挚爱社区？ 1月20日（本届就职典礼日期）发生的一切，都不会给我们答案。但左派或许可以从最后一条信息中得到鼓励。金牧师战胜了进步人士今天面临的许多挑战，但他得到的支持更少——而且面临着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他的传记作者布兰奇说。 “如果金在他的时代能保持乐观，”布兰奇说，“我们也能。” 1963 年“进军华盛顿”期间，人群围绕着倒影池。摄影：沃伦·莱弗勒(Warren K. Leffler)，国会图书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2 00:00
让美国再次便宜：特朗普二度上台，美股已变成史上最贵，他讨厌下跌，但多数投资者应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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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因素。根据这个指标，美国股市的估值比克林顿首次宣誓就职时高出83%，比奥巴马首次就职时高出145%，甚至是里根上任时的四倍。即使与特朗普首次上任时相比，也高出三分之一。由于估值的反面是预期收益，因此今天投资于最受欢迎的指数，若不是长期持有，很可能在实际价值上出现亏损。资产管理公司GMO最近预测，美国大型股在未来七年内，扣除通胀后的年回报率将为负5.2%。这就像现在将钱存入定期存款，但银行在2032年到期时会扣掉其中近三分之一。像GMO这样的具体预测精确到小数点后，看起来科学可信，但实际上，华尔街上没有人真正知道市场未来会如何或何时发生变化。然而，如果未来与过去类似，那么股价低迷，或者投资者不得不经历公司盈利增长赶上市场估值的一段漫长横盘期，是很有可能的。股市在低迷期停留的时间越长，对于那些每月仍在储蓄和投资的人来说反而越有利。这可以被看作是银行窗口显示的七年期定存利率逐渐上升，最终转为正值。投资者不应该尝试去准确判断市场的时机，也不需要这样做。今天有一种更好的投资方式，可以通过在本土和尤其是海外寻找价值来实现。美国和外国股票之间的估值差距几乎从未如此之大。根据MSCI追踪的一个非美国发达市场股票指数，其市盈率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市净率更是仅为三分之一。而新兴市场股票则更便宜，其市盈率仅为美国的一半。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当前看起来无可匹敌，但美元相对于外币的价格几乎从未如此昂贵。GMO预测，新兴市场的价值股在未来七年内扣除通胀后的年回报率为5.8%，这比美国股票高出整整11个百分点。投资者经常犯一种被称为“本国偏好”的错误——没有持有足够的外国股票。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风险较小，因为美国的本土公司规模庞大且全球化。然而，即使是投资于所谓多元化目标日期基金的美国投资者，也可能在无意中犯下这一错误，因为美国股票在全球指数中的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当像标普500这样的指数变得更便宜时——这肯定会发生，投资者应该超越那些悲观的新闻标题，用更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回报率。如果美国市场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导致这种失衡得以纠正，对退休人士来说，这可能只是聊以自慰，更别提特朗普会很愤愤了。然而，对于那些仍在储蓄阶段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帮助他们积累退休储蓄的一次“暂停休整”。(华尔街日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3 00:00
卡特在总统任期内从未任命过最高法院法官，但他仍然改变了美国的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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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内任命了262名联邦法官，比里根和克林顿在八年内任命的还要多，也超过了以快速提名法官而闻名的特朗普。在这262人中，有55人是少数族裔，40人是女性。金斯伯格是这40位女性之一。卡特上任时，金斯伯格正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研究员，因在最高法院支持女性权益的案件中表现突出而声名在外。像许多人一样，她填写了一份问卷，希望被考虑担任法官。金斯伯格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幕后为她展开了一场运动，但根据奥尔特的说法，卡特身边许多保守派民主党人对她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她“关注单一议题”或“过于自由派”。德克萨斯州律师萨拉·韦丁顿为金斯伯格提供了帮助。 26岁时，韦丁顿曾成功在最高法院辩护了“罗诉韦德案”，之后加入了卡特政府，担任女性事务助理。她将金斯伯格作为司法候选人的名字泄露给媒体，希望借助舆论压力，让卡特无法反悔。不过，韦丁顿泄露消息后立即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向卡特总统坦白了她的所作所为。奥尔特写道，卡特对此“并不介意”。 1981年，里根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她成为首位女性大法官。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卡特有机会提名一位大法官，他很可能会选择一位女性，具体来说是雪莉·赫夫斯特德勒。赫夫斯特德勒是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联邦法官，当时是司法界资历最深的女性。赫夫斯特德勒1949年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尽管成绩名列前茅，却很难找到工作。据《斯坦福律师》杂志报道，她为其他律师做法律研究和撰写辩护状，随后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专攻那些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后来，她撰写的辩护状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在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使用，并很快在司法界逐步晋升。 1979年，当国会创立教育部时，卡特任命赫夫斯特德勒为第一任教育部长。此后，她回到私人执业领域，并于2016年去世。同年，已经成为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在接受PBS采访时说，她经常被问到是否一直想成为法官。她表示，1959年从法学院毕业时，联邦法院里没有任何女性法官，因此“对一个女性来说，想成为联邦法官是不现实的”。她还说：“直到吉米·卡特成为我们的总统，这才变得现实。”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9 00:00
彭博：亲密盟友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却被拜登引用冷战法律否决，凸显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随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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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是不常见的，但这正是他所做的，”曾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任职于商务部的比尔·雷因施说。他现在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道，“看来，国家安全的定义比以往更广泛了。” 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国在那里驻扎了大约5万名士兵，同时日本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合作伙伴。为强调这一点，美国国务院最近批准了一项对日军售协议，将向日本出售空对空导弹，交易金额高达36.4亿美元。无论原因如何，前官员和专家表示，这一决定表明，美国两党已经显著偏离了全球化的原则。这些原则曾是美国直到2010年代中期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标志。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美国越来越依赖模糊不清的国家安全概念。此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美国钢铁公司总部位于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这笔潜在的收购案在总统选举期间成为了一个政治焦点。事情更为复杂化的是，有影响力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反对这笔交易。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的国家治理计划高级研究员萨拉·鲍尔利·丹兹曼说：“当总统或政府中的其他人以国家安全理由为某些行动辩护时，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定义国家安全。” 这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根据外交关系协会分析师本·斯蒂尔和伊丽莎白·哈丁的一项研究显示，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越来越频繁地依赖国家安全例外来阻止他们反对的行动。过去，各国通常利用这些例外来阻止高度敏感的物品。然而，斯蒂尔和哈丁指出，“现在经常被用来为对可可豆、酒精饮料、动物饲料、照明产品和门框等无害物品的贸易限制辩护。” 美国官员为拜登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表示，这一举措与日本无关，而是关乎“美国钢铁公司将继续保持美国所有和美国运营”。特朗普也曾承诺阻止这笔交易。尽管如此，美国2023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仍在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然而，外资流入支持者担心，美国钢铁公司的决定将传递不利信号。尤其是在这种行动通常用于阻止中国等对手国家的投资时。美国商会负责国际贸易事务的约翰·墨菲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可能会阻止其他外国公司扩大在美国的生产。他表示，“这一结果可能对国际投资进入美国产生寒蝉效应。” 负责审查外国实体在美国收购公司或财产提案的秘密委员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去年未能就此次出售达成共识。最后委员会将决定交还给白宫。据了解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能源部在内的委员会成员反对这笔交易。其中一位人士说，原因在于日本制铁可能无法兑现承诺，维持美国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日本政府可能施加压力要求公司在本土生产的情况下。此外，还有经济激励措施推动更多钢铁生产转移至低工资国家。许多贸易法专家预计，特朗普在本月晚些时候重新执政后，将更多利用国家安全理由。他可能会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行动。这个法案基于对国家安全存在“异常和非同寻常威胁”，允许总统在上任后迅速征收关税——尤其是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理由可能涉及移民问题和芬太尼。法案允许几乎立即实施关税，绕过与国会协商的需求。根据美国宪法，设定关税的权力属于国会，但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国会已将大部分权力委托给总统办公室。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还使用了贸易法中的所谓“232条款”——同样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从加拿大和欧盟进口的钢铁征收关税。这将影响了北约创始成员国中的部分国家。大西洋理事会的鲍尔利·丹兹曼说：“人们肯定希望确保政府以克制的方式使用手里相当广的权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在此次案例中的作法让人难以置信。”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0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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