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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盖茨基金会庆祝了成立25周年，并宣布基金会将于2045年12月31日永久关闭，比最初的计划提前数十年。到时将耗尽全部基金会资产以及几乎所有盖茨的个人财富。 纽约时报作者大卫·华莱士-威尔斯借此机会采访了比尔·盖茨，并详细讨论了他对慈善的一些看法。
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当时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只有35岁，比尔·盖茨44岁，是当时世界首富。
基金会迅速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投入逾1000亿美元支持资源匮乏的事业，帮助挽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彻底重构了全球公共卫生格局。
尽管在公共卫生方面采取了大量务实行动，这个基金会也常被视为一种崇高理念的象征——正如比尔·盖茨常说的，体现了“黄金法则”的精神（黄金法则，英文Golden Rul，指的是一句古老的伦理准则，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意为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类似中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日渐过时的精英乐观主义时代的代表。
“你可以说这个宣布不算及时，”盖茨表示。
但这不是短期计划：基金会未来20年继续大量援助，承诺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聚焦健康与人类发展。这一决定仍体现出熟悉的人道主义信心，因为盖茨和他的团队如今相信，他们的核心目标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这一消息发布之时，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当下的局势岌岌可危，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猛烈削减对外援助、甚至质疑全球慷慨理念的背景下。
《柳叶刀》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若美国削减PEPFAR（即海外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到2030年可能会有50万名儿童因此丧生。
《自然》杂志则指出，如果美国全面停止援助资助，15年内全球将新增约2500万例死亡。
削减资金的代表人物是特朗普，但他的冷酷政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在21世纪初全球卫生捐助快速增长之后，进入2010年代后增长趋缓。慈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是“捐赠誓言”时代，数百名全球超级富豪承诺捐出一半以上财富用于慈善；之后是“有效利他主义”新兴运动；再之后则是一个极端财富时代，特征已不再是利他，而是浮夸。
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梅琳达最终离开基金会，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慈善机构；巴菲特最近宣布，将其大部分剩余财富交由子女管理的慈善信托处理，不再在身后向盖茨基金会追加捐款。
新冠疫情过后的几年中，外援呈缓慢下降趋势；而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兹曼最近在《经济学人》上撰文称，今年则是“彻底坠崖”。
在实际操作层面，进展也颇为曲折，特别是在疫情紧急状态之后，许多常规疫苗接种计划被暂停，世界最贫困国家集体陷入严重债务危机。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比，在1990年至2014年之间减少近四分之三，但之后几乎没有下降。
盖茨和他的团队表示，现在正是全力以赴的时刻——既因为疫情后带来的巨大缺口和特朗普造成的打击，也因为目前正有许多生物医学工具和其他挽救生命的创新产品在研发中，还因为人工智能的潜力，这正是盖茨反复提及的主题。
他们甚至激动地描绘了一个“基金会已不再必要”的世界。这个世界听起来令人向往。
但面对如此多的障碍，这个世界真的可能实现吗？
在4月下旬的两天里，我与盖茨就他的慈善事业的现状和遗产进行了交谈，回顾其成就与失落，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以下是对这些对话的编辑和节选版本。
期间，盖茨语气积极且信心十足，有时甚至带着一种过于坚定的断言，坚信未来几十年将带来比他回顾中所称的“奇迹时期”更为深刻的全球发展飞跃。
一、“数百万额外儿童死亡”
我们来谈谈现在这个时间点。特朗普政府彻底背弃对外援助，不仅让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困境，也使全球大多数国际机构措手不及。形势有多严重？
“你可以说这个宣布不算及时。在过去25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远超我——或我认为任何人——的预期。世界发明了新工具，我们把它们变得便宜，并推广开来。我们把儿童死亡人数从每年1000万减少到500万。接下来的20年，能否再减一半？
答案是：绝对可以。
但现在情况非常怪异：在未来四年，或者八年，我也不确定，投入到这些事业的资金实际在减少，而且减得远超我预期。在儿童死亡方面，未来几年原本应从500万降至400万，但现在，除非出现重大逆转，我们很可能会从500万回升到600万。
每年会多死100万儿童。
但这也不代表会回到1000万。而在2000年，当每年有1000万儿童死亡时，人们是否意识到该有多糟？远不如我希望的那样。
你必须亲自去非洲，看看疟疾高发季的病房。或者看看那些发育迟缓的孩子。过去25年的惊人成果，并没有像应有的那样引起广泛关注。
这也意味着，当人们削减这些项目时，他们会注意到吗？他们砍掉了莫桑比克加扎省的资金。那本来是用来买药的，好让母亲不把艾滋病毒传给婴儿。但这些做出削减决定的人对地理极度无知，以为那是加沙地带，还以为是发放避孕套。
他们会去见见因为资金被砍而感染艾滋的婴儿吗？多半不会。
所以你说，好吧，会是数百万……
你是说，数百万额外死亡？
是的，由于这些削减，将会有数百万儿童额外死亡。
你对这种冷酷感到意外吗？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的削减令人震惊。我原以为会削减20%左右。结果现在是削减了80%。是的，我完全没料到。我想没人料到。没人想到行政部门会在没有国会参与的情况下，削减PEPFAR或脊髓灰质炎的资金。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动摇艾滋病毒研究和试验网络。我们会尽力扭转这种局面。我会去游说。但这确实是强烈的逆风。
国会会做什么？
我与国会的历史经验是他们一直非常支持。在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说要削减PEPFAR，但国会根本不理会。
但现在情况不同。这次削减太剧烈，即使我们恢复部分资金，也很难挽回。
我不认为未来每届政府都会不断削减这些项目。我认为这只是四到六年的中断。从20年这个尺度来看——我仍然相信我们会削减儿童死亡率，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因为“黄金法则”并没有被废除。
你确定吗？我担心人道主义冲动正在减弱，被更加功利的自利取代。
我的乐观没有被动摇。你可以说，这不仅是过去四个月的事。这显然是疫情之后的现象。我们的运动巅峰期是什么时候？2008年？2015年？但我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有些人开始关注其他事情。如果让他们看到这些现状，他们还是会关心儿童的死亡。
而科学——谢天谢地——不会倒退。我们发明出这些工具，这就是永久性改变：儿童不再营养不良，女性不再大出血而死，女孩不再感染艾滋病毒。核心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推动的人工智能创新是否能够降低一些健康成本，从而缓解资源紧张，也让人们基本的慷慨之心得以回归？
这种道德逻辑无可辩驳。
我认为解决结核病是有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解决结核病是犯罪。不解决艾滋病是犯罪。不消灭疟疾也是犯罪。
但这些话在盖茨基金会创立之前也都是真实的，只是当时人们做得更少，对吧？
是的，但那些受这些病折磨的贫困国家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组织研发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失灵。
我们出现了，说：我们会把这笔钱用在这些地方。我们确实拉到了一些合作伙伴，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把你、梅琳达和基金会看作是一种价值观象征，是如何使用巨大财富的榜样。后来出现了“有效利他主义”，他们更激进地追求每一美元的最大人道效益，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转向关注一些不同的议题，比如星际殖民或鸡的福利。现在的世界首富是谁？埃隆·马斯克。而他几乎没有为世界贫困人口做出什么捐赠。
他就是把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砍掉的人。他没去参加那个周末的聚会，就把它丢进了碎纸机。
技术上他仍是“捐赠誓言”的签署人，但我没看到他真正履行这个承诺的证据。
“捐赠誓言”的一个奇怪之处是，直到死也可以才履行。所以，谁知道呢？他未来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慈善家。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要让最贫困儿童死亡。
编注： 比尔·盖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世界首富导致世界最贫困儿童死亡的画面实在不堪入目”。盖茨表示，斯克根本不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职责和运作方式。他指出，马斯克取消了对莫桑比克加扎省一家医院的资助，这家医院本用于阻止女性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婴儿，而马斯克误以为美国是在向中东加沙的哈马斯提供避孕套。盖茨说：“我真希望他能亲自去看看那些因为他砍了资金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
我担心的不止是美国的情况。美国在人道援助中占比很大，所以特朗普的削减特别具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几乎全球范围都在削减。
是的，英国的援助预算曾占GDP的0.7%，在保守党领导下降到了0.5%，而现在——令人震惊地又降到了0.3%。德国也提议削减援助预算。法国也面临严重的预算问题。援助在全球范围都被压缩。
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有意针对这些领域，说他们不在乎。我反而希望是那样，那样我们还能正面对话：关于儿童死亡，关于“黄金法则”。
但在欧洲，他们一直有预算困境：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上涨，税收意愿却有限，问题就更大。再叠加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新增国防开支……
以基尔·斯塔默为例，他要飞去见特朗普前一天，还得表现出对国防的重视。他在开会时说，好吧，我们如何把国防开支从2.1%提高到2.3%？有人就提议，可以把援助预算从0.5%砍到0.3%。
没有人站出来说，那些打不到疫苗的孩子怎么办？
而且那还是中左翼政府。在英国，民间社会在这些议题上的影响力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强。工党为这个运动的巅峰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这个决定特别让人意外，也有些令人失望。
你说得对，一个人若带头说“我们不想援助”——集体层面上就会削弱他人援助的意愿。当每个国家都决定，只照顾自己，就会推动其他国家也这么想。所以我很遗憾看到国防预算增加，因为那笔钱既没有改善本国人类福祉，也无法帮助全球最贫困人口。这是个悲剧。
二、“说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是非常危险的”
你去年在基金会年报中写道：“全球健康繁荣期已经结束。但会持续多久？”
过去我在TED演讲中警告下一次大流行时会说，下一次大流行将是可怕的，但至少人们会意识到疫苗多么神奇！会说我们需要疾病监测，需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
我从没想到，疫苗已经挽救了数千万人生命之后，人们对疫苗的信任和对健康监测的投入，反而比疫情前更低。
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在美国，我们常讲某种说法——一方是反科学情绪，一方是自由派的过度干预。但这不仅仅是美国现象。比如加拿大的麻疹疫情比美国还严重；在欧洲，病例从2022年的127例猛增到2024年的超过3.5万例。几乎所有地方的常规疫苗接种率都在下降。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在美国，这场大流行最终造成了大约140万人死亡。这既是一个大数字，也是一个小数字。当你告诉人们要全力以赴——没人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基础病，感染的风险很低，尤其在医疗系统没有崩溃的情况下。
这只是美国的特殊故事吗？还是你认为全球也是类似情况？
其他地方没那么糟。美国确实特别极端——人们不愿再听疫情的事。它显然没有让我们团结起来。也发生了各种失误，还有很多未知。
但很遗憾的是，全球健康事业并没有因疫情受益，反而受到了伤害。各国政府的债务状况也因疫情变差。
这是近年来全球发展最清晰的故事之一：疫情确实减缓了进展——很多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但我在查看某些指标时发现，进展放缓其实早在疫情前就开始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1990至2014年之间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此后几乎没再下降。在最严重的受灾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仍在改善，但全球范围内的死亡率已连续十年持平。儿童死亡率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000年的每千名新生儿77人降到2015年的44人，到2023年仅降至37人。这些数据只是统计假象？还是所谓的发展奇迹十年前就降速了？
这个数字确实复杂。数据的采集方式有很多不同，解读角度也很多。但我认为，说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是非常危险的。
我并不是在暗示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我只是想从近期历史中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在2000年提出的，到2015年，大多数目标都取得了良好甚至优异的进展。那真是奇迹般的成就——当联合国做出评估表时，大多数指标都是绿色的。但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却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只有17%的目标有望在2030年前达成，超过三分之一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我最近看到的那张评估图表——基本都是黄色、粉色和红色。总体评估是“严重偏离轨道”。
确实，2015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结束节点。但非洲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在2019年前仍在持续下降。亚洲的下降趋势甚至一直延续到2019年以后。真正的异常情况是非洲。在那里，过去五年里，埃塞俄比亚爆发了内战，苏丹也爆发了内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财政和稳定性上都面临巨大挑战。光是债务问题就足够糟糕！我们现在应该像本世纪初那样，对这些国家实行债务减免，让他们的财政重新清零。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意愿。
现在有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过教育或医疗支出的国家。
我希望未来某个时刻，非洲能重新成为人们的优先事项。在所有这些衡量指标中，非洲的人口增长本身也在形成阻力。婴儿都在哪里出生？是在乍得，不是在瑞典。这是个错误——婴儿应该出生在瑞典。但事情并不是这么运作的。自1950年以来，出生在极端贫困国家的婴儿所占比例已从约10%升至约25%。这种人口基础的转移，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整体数据。
三、“我最后拥有了这笔巨额财富”
那为什么是现在？盖茨基金会正在庆祝成立25周年。你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宣布终止计划，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样我们能做得更多，而不是守着钱等着传承什么奇怪的遗产。如果我们打算成为永久存在的基金会，我们每年只能支出60亿美元，而不是现在的90亿美元。
我听说这被形容为“推注剂”策略——医学上指的是快速注射以迅速进入系统。
我们平常花2000或3000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实际上以更低的成本在拯救生命。
而且现在是一个奇迹般的时期。我们已经花出去的1000亿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建设研发管线，而基金会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研发中的项目。比如结核病项目——相较于我们过去25年的成果，我们现在的结核病项目简直令人震撼。我们将拥有艾滋病的基因疗法，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这个目标，因为这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把人工智能引入药物研发。
这些工具太不可思议了——比如我们将如何把人工智能引入卫生服务系统。所有智能都将在AI中，因此你将拥有一个个人医生，甚至比有专属医生还要好——比富裕国家现在的医疗条件还要优越。我们也把这个目标用于教育辅导，用于农业顾问。所以，在我拥有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我们能实现什么？现在把钱花下去，而不是等将来再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你25年前是否曾考虑过基金会最终会终止？
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慈善机构将在我和梅琳达去世后50年内花完所有资金。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世界将发生巨变。光是人工智能或政治的影响就足以说明问题。想象我现在制定一套目标，50年后某个人来解读，可能是善意地，也可能是误解，那是很可笑的。而且我们也不会缺富人。未来还会有更多富人，他们也会看到人工智能做了什么，政府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
我也相信，良好的榜样会影响他人。我认为现在的富人应该做更多慈善，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例子。我希望20年后的富人也能更积极投身慈善。
当年基金会刚成立时的慈善世界，和现在有多不同？
首先要说，一个人拥有这么多财富本身就不寻常。但微软表现极为出色，于是我就拥有了这笔巨额财富。我和梅琳达——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我也和沃伦·巴菲特交流，一起研究那些伟大的慈善家。
在你们的声明中，你引用了安德鲁·卡内基的一句话：“一个富有地死去的人，是可耻的。”
那么，这笔资源应该做什么用？在90年代，我研究其他基金会，问的问题是：儿童为什么会死？
当时，我对这些疾病并不了解。我从未接触过。微软的公务出差带我去了南非，但我不是去贫民区卖软件的。好吧，我确实去过索韦托装了一台电脑，当时我很惊讶——哇，这里的电力供应这么差。但我对那个世界还很天真。而在我们取得的影响、建立的合作关系和获得的深入理解方面——我们做得非常出色。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为什么这些资源原本一直被搁置着？我们捐了区区5000万美元，却成了全球疟疾领域最大的资助者。那时候疟疾每年夺走60万儿童的生命。这个世界真奇怪，激励机制竟然无法把资源用于这种基本人道事业。这是个悲剧，也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四、“你永远无法真正归零”
我们来谈谈未来20年。在你们的公告中，你特别提出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没有母亲、儿童或婴儿因可预防原因死亡。”
以孕产妇死亡来说，我们如何从现状迈向归零？
每当有人说“归零”，那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你永远无法真正做到零。美国都没做到零。但你可以实现几乎持平——让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死亡率相差不超过两倍。这是完全可实现的。
怎么做？
孕产妇死亡，主要是失血而死，而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应对这种情况的新工具，这方面是我们过去五年的重大突破之一。现在正在推广应用。
还有子痫（一种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这其实连富裕国家也没解决好。
我妻子就经历过子痫。而且是两次。
所以我们正在进行基础研究，研究如何用超声波观察胎盘发育，观察胎盘在子宫里的位置及发育情况，以及如何干预改善。是否能避免不必要的剖腹产？是否能在需要时及时进行正确的剖腹产？
然后是妊娠期糖尿病，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对母婴都不好，还大大削弱了母亲未来的健康。大约一半女性在五年内会发展成严重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这意味着她们会早死15至20年。所以在孕产妇死亡问题上——即使对于像子痫这样连富国都面临的挑战，投入依旧很少。在未来20年里，我们应该能够将孕产妇死亡率再减半，尽管这会是一个加速过程。即使在我们所谓的“奇迹时期”，这个指标的改善速度也并不理想。
你也以类似方式看待儿童死亡问题吗？
是的，在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方面，并没有发生某种停滞。数据确实显示下降速度从每年3.7%降到2.2%。但我们仍然可以再减半。
在你们的声明中，你们还设定了一个目标：“下一代在一个没有致命传染病的世界中长大。”
许多传染病，在疾病负担减少之后，整个社区都会受益。所以你不必百分之百覆盖。
有些病比如轮状病毒——轮状病毒无处不在，无法彻底压制。只能进行防护。你可以在美国医院里也找到它。
但伤寒、霍乱——这些是可以消灭的。传染病的传播机制本身是有利于指数级下降的。
我们即将在印度根除淋巴丝虫病——这太惊人了。还有内脏利什曼病。关于艾滋病，我们现在有了Lenacapavir——吉利德公司研发的这种注射药物，可以为女性提供六个月保护。如果全球资金正常，我们现在就会说，好，让95%的南非贫民区女孩使用Lena（对新型抗艾滋病毒药物 Lenacapavir 的简称），我们将在五年内打断病毒传播链。但现在，在资金被削减的情况下，这一切变得充满不确定。
要人们接受注射，本身还是一个挑战，对吧？
每年两次，而且这是一次痛苦的注射。
很快我们将有默克的口服药物，每月只需服用一次。不用去医院。我们预计可以把成本降到2美元，这就更好了。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些女孩正处在风险中。
你们在基金会成立初期就开始致力于消灭疟疾，那时每年约有80万至90万人死于疟疾。如今的进展如何？
2010年，死亡人数约为60万；到2018年，我们曾降到约40万，但现在又回升到60万。原因包括抗药性问题，以及新的双重杀虫蚊帐推广太慢——我们必须先把价格压下来。
而且疟疾是种可能“反弹”的病，因为蚊帐会磨损，蚊子会进化，你的药物也会逐渐失效，疾病本身也在演变。我们有新的药物储备。青蒿素目前是我们主要的治疗药，但如果东南亚出现的抗药性快速蔓延，我们手里还有一些完全避开这种抗性的药物。
我们目前的模型也显示，在某些地区，如果我们能将蚊子种群减少90%，再感染率就会降到足够低的程度，我们应该能从这些地区清除疟疾。刚果（金）和尼日利亚北部将是世界上最后的疟疾重灾区。但这不是五年或十年的目标。这将是我们20年期内的高难目标——在非洲根除疟疾。
但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仍是营养不良问题。如果能避免儿童营养不良，光这一点就能将儿童死亡率减半。
这也引出了你们的第三个终极目标：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让更多国家走上繁荣之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要根除贫困，但世界银行估算，以当前速度，要把所有人从每日生活费低于7美元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需要一个多世纪。尽管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取得了成就，世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
确实存在贫困陷阱——当你既贫穷又健康状况不佳，人口增长又高。
我们特别聚焦的贫困部分是数字金融，比如储蓄账户、贷款渠道。但我们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投入是农业。在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的背景下，非洲必须从粮食净进口地区转变为粮食净出口地区。
非洲农业的潜力巨大。我们在种子改良方面是远超其他机构的最大资助者。
但你们在这方面的推广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对吧？比如AGRA，这个旨在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的计划并没有达到它设定的目标。而且在转基因作物方面也遭遇了强烈抵制，包括那些通过引入其他生物基因的技术，还有所谓的“神奇种子”，它们采用的是基因编辑。
是的。我们曾试图让大家对转基因持开放态度。我们的一个成功之处——这对全世界都很有利——是基因编辑的广泛接受。因此，未来将出现类似绿色革命的种子生产力提升和抗病能力提升，这得益于基因编辑种子的广泛接受。这是非常好的进展。
我们完全有能力将非洲农业生产力提高一倍。目前非洲的农业生产力只有欧洲和美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你不能一挥手就做到，因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土壤较差，他们种的作物是本地特有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他们没有资金购买化肥。但从整体来看，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是在中非共和国或刚果（金）的一些地区，那会非常艰难。
但就整个非洲而言，这是可以实现的。虽然那不是一个容易取得成果的地区，但我确实认为，在未来20年内，我们将看到非洲在健康和GDP方面都进入一条更好的轨道。
五、“你可以说我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研发和药物开发的问题。但我想问的是，从实验室里取得的成果到落地所需的条件之间存在差距——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对前沿科技的热情中，忽略了那些传统公共卫生的基本需求。比如蚊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们对蚊帐也做了一些创新，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蚊帐。可它们确实挽救了无数生命。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是否真的能做出艾滋病疫苗？这些是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也有些事情是，比如轮状病毒疫苗最初是为富裕国家研发的，一旦通过试验，尽管生产成本高，我们必须把西方疫苗制造商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的成本导向结合起来。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连续谱。一方面，有些成果令人惊艳，比如我们对营养不良的理解——那本身就是个极具挑战的科学问题。肠道微生物群、婴儿微生物B.infantis，这些都非常惊人。所以我们确实做一些非常硬核的科学研究。但我们所做的一切，动机都是为了取得实际成果。
说到成果，你提到过很多次人工智能——
我也希望不必依赖“魔法棒”，但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幻想。
但确实如此：如果要确保未来20年令人惊艳，我们必须依赖基金会找到合作伙伴，在贫困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卫生、农业和教育体系——至少提前十年做到这一点，而不是被动等待。
我对人工智能推动生物医学进步充满信心。但在实验室之外，交付端的问题似乎更棘手。有些疫苗，我们早就掌握技术，但却用了很久才让真正需要的人用上。种子技术也类似，你们也常遇到推广难题。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你应该看看我们一个演示案例：当人工智能训练完所有本地方言之后，一个住在非洲偏远地区的人，即使只有功能机，不是智能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就能拨打一个农业咨询热线，说：“我该种什么？价格是多少？”
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能“下沉”到他们所在的环境，因为它会讲当地方言、听得懂他们的语音，而且能通过现有基础设施完成沟通。
这让我想起你以前说的关于疟疾和“网络气球”的那句老话。
“网络气球”的哪一句？
哦，大概是2013年，谷歌推出一个通过气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网络服务的项目，好像叫Project Loon？你当时说，他们太执着于技术本身，而忽视了地面上真正迫切的问题：“如果你快要死于疟疾，你可能会抬头看到那个气球，但我不确定那能帮上你什么忙，”
你说。“一个孩子拉肚子时，不会有哪个网站能让他好受点。”
嗯，关于人工智能的正确想法是，它本质上是免费的智能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自然就能惠及贫困国家。它对富人有用——市场机制也会优先满足富人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非市场机构，且对人工智能有深入理解，非常重要。我们将能做到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你可以说我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但我认为我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乐观。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未来20年会更好。
不管怎样，就算有人说服我别这么想，我又能做什么？买一堆游艇？去赌博？这些钱本就应该回馈社会，以最可能带来积极影响的方式使用。
